我住在学校的。这种种经历我都过过，我不在乎。我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你同意不？我没别的要求，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强大要力量，这力量就是知识。

——钱伟长语录

钱伟长生前有诸多头衔，但他最喜欢的是“钱校长”。因为“校长不是什么官，最重要的是全身心投入”。事实上，钱伟长虽然为上海大学发展呕心沥血，但他是一名“义务校长”——在上海大学是不拿工资的，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住在学校里。

钱伟长在任校长几十年，一贯强调“爱国主义教育是一切教育工作的前提”，强**师要为人师表，“不仅传授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塑造受教育者的心灵”，强调学生要成为能“肩负起跨世纪责任的人”。钱伟长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回顾钱伟长近百年的人生之路，爱国是他终生不渝的情怀。“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钱伟长刚刚跨进清华的校门。他本来是立志学中文的，可是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灾难却让他感到，要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不受别国的欺负，就必须有强大的科技。他毅然决定弃文从理。在他的心中，“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正是在这种爱国信念的激励下，钱伟长走上了科学之路。1946年，在国外生活得很好的钱伟长毅然回到国内，到清华大学任教。他曾回忆说：“我是中国人，我要回去。虽然回国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个暖水瓶，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更从来没有对国家丧失过信心。”1947年，钱伟长获得一个赴美从事研究工作的机会。当他到美国领事馆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如果中国和美国开战，你会为美国效力吗？”钱伟长毅然填上了“No”。对此，钱伟长后来回忆说：“我忠于我的祖国，时时刻刻，心口如一。”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与制定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他提出的专业计划包括原子能、导弹航天、自动化、计算机和自动控制等。面对质疑——“钱伟长怎么不要自己的专业？”他说，国家的需要就是自己的专业。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这一理念贯穿了钱伟长的一生，也成就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2002年，在祝贺钱伟长90岁生日时，周哲玮教授问他：“应该用怎样一句话来概括您的一生？”老人略作沉思，然后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回答：“回顾我这一辈子，归根结蒂，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虚怀若谷、宠辱不惊，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他是一位教育家，发扬光大爱国主义精神是其一生立身建业的动力。有一年，他对学生们说：“什么叫高等教育？是两个方面的教育。第一，要转变你们的人生观，使你们的生活有目的……第二，你们要获得建设国家的技术和知识……一个是给你们武器，一个是坚定你们的方向。”对于这里所说的“武器”与“方向”，他更关心的是“方向”。他说：“作为学校的校长应该更重视对于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不断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要做有志气的中国人，对祖国的前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讲爱国主义教育，非常突出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他身为国家领导人，虽然国务繁忙，但他总是设法参加学校每年的新生入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他在入学典礼上重点讲的总是“读书为什么”，在毕业典礼上讲的就是“毕业以后怎样为国家服务”。

2005年，身体有些不适的他依旧出现在了毕业典礼上。这一次，他没有像往年一样，亲手把一份份毕业证书送到每一位毕业生的手里，讲话的时间也短了许多，但他却送给全体学生一段足以铭刻在心的话：“今天你们毕业了，快要离校了，我有几句话要告诉你们，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就是老百姓，百姓之忧，国家之忧，民族之忧，你们是否放在心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忧过没有？后天下之乐而乐，乐过没有？我希望你们真正能乐，忧最终能成为乐！”[5]这种“先忧后乐”和“天下就是老百姓”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他这一代爱国知识分子一生的抱负。同时，他也不忘教育学生要成为有责任感的有志青年。他从1948年开始指导研究生，到2005年送走最后一批博士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进行研究生面试时，从不多问科学知识，只问人生方向，比如问“你觉得读书做什么用？”“家里支持不支持？”“自学能力如何？”通过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他是想更多地了解学生读书、学习的目的和目标。他的才识和品格在他的研究生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博士生黄黔在《钱伟长小传》中写道：“钱伟长很重视研究生的教育，培养他们的爱国心和责任心，教他们读文献，给他们出题目，经常和他们做阶段性的讨论。他经常以自己在旧中国、在外国，以及回国后的经历和感受，来启发研究生的历史责任感……他还经常用他在全国各地的见闻，以及近期欧美的见闻，说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和无限希望。这个话题，常常占去他和研究生交谈的大部分时间。”周哲玮教授在2007年10月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当他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时，问导师钱伟长：“您看我今后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的问题，钱伟长却当即回答说：“你还是那套做学问的想法，什么叫做往哪个方向发展？是将来需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的。”周哲玮后来也当了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务副校长，他在跟随导师做学问、办学校的过程中，理解了导师的为人办学之道：做人做事，心中想着天下百姓，肩上担着国家责任。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钱伟长在担任上海大学校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一名“义务校长”，不拿学校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说：“我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没有别的要求。我希望祖国强大起来，强大需要力量，而这力量就是知识。教育是振兴国家最重要的力量和手段。”

钱伟长不挂虚名，事必躬亲，上海大学新校区规划草图就是他画的。在学校门口处的巨石上面刻着他手书的“自强不息”四个字。上海大学新校区里风光旖旎，美不胜收。各幢教学楼之间都有曲折回廊相连，两旁的树木错落有致。这些都来自钱伟长的创意：让师生在课间转移时既免受日晒雨淋之苦，又可以赏心悦目，调节精神。连学校的食堂和招待所都冠以文雅的名字：乐乎楼、水秀楼……并有名家题写的匾额，使校园里处处充盈着浓浓的书卷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