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钱穆的一生，始终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相联系，他的治学始终充满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家、爱民族的真情。他后来多次提到当时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在他年少的心灵上激起的巨大震动。他在三兼小学时所作的第一篇文章《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即已萌发强烈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文化意识；其学术著作《论语要略》《国学概论》等，更是有意识地深入中国史中，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他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充满着“温情与敬意”，坚决反对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激进主张，这与他18年的乡村教师经验和乡土人文的体验有着直接关系。

钱穆并没有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浸**于历史的研究，在长达80年的学术历程中，孜孜以求“中国历史精神”。虽身居乡野，却心系天下。五四时人所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钱穆无不一一具备。正如余英时所言，“钱穆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所以，无论是其早期的重要论著《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还是后来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清儒学案》《朱子新学案》等，均承继清末学人的问题，为寻求新的历史答案而独辟蹊径，虽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顾颉刚、胡适等知名学人多有不合之论，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广泛阅读，以通驭专，在精密考证的基础上针对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提出一己独特的解答。这种敢于创新、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学术精神和人格精神正是在这一时期的教学过程中独立培养、逐渐形成并最终建构起来的，而这也是钱穆能够从小学教师成长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内质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钱穆感情丰富，极重亲情友情。听说母亲身患胃病，他马上辞职回乡任教，朝夕侍母。在梅村四小任教时结交的同事朱怀天多病而亡，他亲至梅村，检其遗书，摘其日记，编纂并自印一书《朱怀天先生纪念集》，分赠当时国内各图书馆，以悼念英年早逝的亡友。在《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序》及晚年《师友杂忆》中他深情追思，情不能已。此外，他与吕思勉、顾颉刚、蒙文通、唐文治等师友的情谊也格外真挚而长久。

1953年，年逾古稀的钱穆在回忆这段难忘的中小学教师生涯时动情地说道：

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敢忘先儒之矩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其匹夫之有其责。虽数十年光阴虚掷，已如白驹之过隙，而幼年童真，犹往来于我心，知天良之未泯。

在96年的生命历程中，钱穆时刻不忘中国文化，时刻以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为己任，也从不掩饰自己一生教授学生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国文化招募义勇兵。正如其所言，“人生只是一个向往，我们不能想像一个没有向往的人生”。钱穆的人生是有大向往的人生，而这“向往”正根植于他终身难忘的“七房桥世界”，根植于他终身热爱的教育和学术事业之中。向往通向光明，而要真正理解光明或者说理解这位国学大师却必须从他当小学教师的那段岁月开始。

附录

钱穆在本世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在钱穆看来，只有做到以下两件事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即中国人不但具有民族认同的胸襟，并且具有为之奋斗的意愿。

——［瑞典］马悦然：《民族史的概念》

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是钱宾四先生……治国史而以学术流变为基底，直承儒统，独立开辟，不倚傍前贤时隽，是钱学的特点。晚期的代表作是《朱子新学案》，其价值在重新整合理学和儒学的关系，把援释入儒的宋学，收纳回归到儒、释、道合流统贯的传统学术思想的长河中去。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钱穆当之无愧。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

[1] 今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中的《白话历史教科书》，就是当年钱穆在后宅小学任教时编写的历史课本。

[2] 胡嘉：《钱师音容如在》，参见《钱穆纪念文集》，8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3] 钱穆：《人生十论》，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 钱穆：《病与艾》，参见钱穆：《文化与教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