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机会进大学，从十八岁起，即已抗颜为人师，更无人来做我师，在我旁指点领导。正如驾一叶舟，浮沉茫茫学海中，四无边际，亦无方针。何处可以进港，何处可以到岸，何处是我归宿，我实茫然不知。但既无人为我作指导，亦无人对我有约束。我只是一路摸黑，在摸黑中渐逢光明。
——钱穆：《从认识自己到回归自己》
在这18年的中小学教师生涯中，虽然钱穆常常以未能进入大学继续学习、深造为憾，然而他深信“学问”来自“功夫”，虽然蛰居乡村，以教谋生，但“未尝敢一日废学”。他在教学之余潜心书册，以读书为首务，遍读诸多经史子集，如“四书”“五经”《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曾文正公家训》《马氏文通》《文史通义》《船山遗书》等。在梅村四小，钱穆读范晔《后汉书》，有随意翻阅、抽读之弊，忽然想起少时读过的曾文正公的家书家训来，那是十年来时时指导他读书和做人的一部书。曾文正教人要有恒，读书须从头读到尾，不要随意翻阅，也不要半途中止。他自问除了读小说，从没有一部书从头通体读的，一时自惭，便依照曾文正训诫，痛改旧习。“我那时便立下决心，即从手里那一本东汉书起，直往下看到完，再补看上几册。全部东汉书看完了，再看别一部。以后几十册几百卷的大书，我总耐着心，一字字，一卷卷，从头看。此后我稍能读书有智识，至少这一天的决心，在我是有很大影响的。”[3]他又效仿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每天清晨必读经、子之类难读的书，夜晚读史书，午间读闲杂书。夏天的晚上，为防蚊虫叮咬，他仿效其父把双脚纳入双瓮中坚持夜间苦读。正是在这样的静坐苦读中，他悟出了人生最大的学问在于求能虚其心，心虚始能静，于是排除杂念，专心攻读。“冥索逾十载，始稍稍知古人学术源流，并其浅深高下是非得失。”[4]也正是在梅村县四小教授“论语”课时，他精读《马氏文通》，仿其体例，积年写成《论语文解》一书，并于1918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钱穆“专为指示学生作文造句谋篇之基本条件而作”的，是他生平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无锡三师是钱穆一生中正式开始从事著述的地方。他首先在这里完成了《论语要略》一书，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孟子要略》又由上海大华书局出版。这些书虽由授课讲义结集而成，他也自言“未敢遽以著述为任”，但其中的不少观点都是他多年深入研究的心得，多有创新之论，出版后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如他在《论语要略》中对孔子论“直”的解释，就引起了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注意。1930年他们在北平相遇的时候，冯友兰开口便说：“从来讲孔子思想绝少提及其‘直’字，君所著《论语要略》特提此字，极新鲜又有理。我为哲学史，已特加采录。”此外像发表在《思潮月刊》上的《与子泉宗长书》一文，以“直方大”解释《易经》坤卦，颇有新意，深得刊物主持钱基博的推许。其早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国学概论》也正是在无锡三师和苏州中学教授“国学概论”的过程中完成的。这本书“于每一时代学术思想主要潮流所在略加阐发。其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以培养其适应启新的机运之能力”。此外他还写成《墨子》《王守仁》二书，并译《周公》一书，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其早年最重要的一部“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的学术著作《先秦诸子系年》也在这一时期大体完成。
而在“私窥古人陈编”、日求长进的同时，他对当时的新思想、新学说也并非漠不关心或全盘抗拒，而是多有接触和融受。在无锡三师的时候，他经常到阅览室阅读《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各种报纸杂志和学术界的新著作，对新思想、新学说、新动态都倍加关注。早年在三兼小学时，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见《东方杂志》征文，便写了《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一文寄去，不久即获得征文三等奖。有意思的是，因为文章现实感太强，内容涉及外交机密而未能刊出，这是钱穆投寄报刊的第一篇文章。他在报纸上发表出的第一篇文章是《意志自由与责任》，以大一号字头篇刊登于1921年1月16日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后来他又陆续发表了《因果》《爱欲》等文。甚至他还一度成为白话文新诗运动的身体力行者，在厦门集美中学任教期间创作《爱》《自然的美》等十首白话诗，文辞浅近易懂，抒情唯美真挚。
当然，他又并非随波逐流、喜新厌旧的浅见之徒。他后来回忆道，“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分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比如，当时学术界爆发了一场关于“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以统一人生观；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主张人生问题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靠直觉，所以玄学是有其作用的。钱穆因此写作《旁观者言》一文发表于《时事新报》上，以“旁观者”的独特姿态参加了论战，既对科学派把科学与玄学人为对立的价值评判作批评，对张君劢用宋明理学来力挽世风的做法表示敬意，同时又肯定科学本身的价值，提出科学家的人生观起码应具备尊重事实、对于事实的平等观和条理密察三个条件，隐在地表明了一种为知识而知识、为求真理而求真理的科学态度。
正是这种学而不厌的苦读精神和外绝声华的生命定力，为他以后一步步迈入学术殿堂奠定了扎实的学识基础和坚定不移的理想志向，使其终能在茫茫学海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在摸黑中渐逢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