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若专恃留学，而无国内大学以辅之，而留学而归者，仅可为衣食利禄之谋，而无传授之地，又无地可为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之计，虽则年年遣派留学，至于百年千年来于国内文明无补也，终无与他国教育文明并驾齐驱之一日耳。

——胡适：《胡适日记》

1910年，胡适考取了“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留学生活对于胡适而言，犹如鱼入大海，鸟上青云。胡适与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士广泛接触，涉猎五花八门的新鲜知识，并接受了初期的政治训练。他公开演讲、学习议会程序，对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有了深入的了解。由于对文学、政治的爱好，他于1912年弃农学文，改入康奈尔大学文学院。后于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当时的系主任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至此，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物开始登场。胡适曾言，杜威教授是对他有终生影响的学者之一，他自己关于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

由此，胡适开始接受杜威各种教育思想的影响，他很早就意识到发展教育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措施。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3]

他还撰写了大量文章探索新教育，其中不乏对各种教育制度的深入思考。尤其是他留美时所写的《非留学篇》，应算是中国现代留学教育的重要文献。

作为一种教育制度，留学制度的形成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主要制度，是国人最终开创自家新文明，以便与国外文明交流沟通的利器。胡适在谈到留学的目的时说，“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4]。胡适强调留学不是最终目的，只是开创自己新文明的舟楫，而不仅仅是自牟私利的工具；留学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尽快完善起来，否则留学归来会最终无所依凭，留学的意义也就丧失了。

谈及留学制度，胡适指出，留学界的弊端有三：“一曰苟且速成，二曰重实业而轻文科，三曰不讲求祖国之文字学术。”[5]一、三两点之弊端在今日似稍好转，可重实业而轻文科，今日留学生的派遣中也深染此弊而未能除。胡适对中国留学政策不仅仅是提出批评，而且拿出了切实细致的建设意见。他认为，今日教育之唯一方针，在于为吾国造一新文明。倘若今日我们想努力创造一个新文明，胡适的言论当有指路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