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教育进行抗日革命(1 / 1)

“五卅”运动起来,才打得我半动。我开始知道帝国主义的凶恶残忍,非轰跑它不能救中国。我参加天津市民大游行,从出发到回校,没有掉队,嗓子叫哑了。

——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

北大毕业后,1918年,范文澜经许寿裳介绍,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任教。1920至1925年间先后在河南省卫辉一中,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在南开大学时,由于他经常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共产主义,当时的天津警备司令部预谋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的救助,他离开天津至北京,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任教,最忙时每周课时竟达30小时以上,算下来工作日每天得上6个小时的课,十分繁忙。

1936年,范文澜至河南大学任教。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范文澜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身体力行创办抗战讲习班,甚至亲自上课,为抗日运动兢兢业业,毫不吝惜地奉献自己。因为是亲自创办抗战讲习班,范文澜的身份便相当于讲习班的“校长”。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在讲习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抗战讲习班的目的是培养一批抗日救亡运动骨干,以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当时讲习班开设的课程有“中国革命问题”(嵇文甫主讲)、“游击战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刘子厚主讲)、“时事政治”(范文澜主讲)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这些课程针对性强,十分切合当时爱国青年的心声。

要在短期内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救亡运动骨干,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范文澜“校长”做到了。他在讲习班里一改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容易记忆的启发式教育方法,包括让学员成立各种研究小组,进行讨论性质的学习研究;课余时间老师与学生自由讨论,没有尊卑,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挖掘学员主动性和积极性,让他们学会思考,学会解决问题。在实践上,范文澜更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了起来:他组织学员进入农村,积极开展救亡活动,让学员积累经验,在成功与失败中体味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团结民众、教育民众、组织民众,并将这种体味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成为日后指导实践的准则。在军事课的学习上,范文澜还组织学员进行实战演练,让大家跑到城外沙土岗上进行游击战的演习。这种寓教于实践、寓教于运用的教育方式成效卓著,也正因为其有用、有效,而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响应和欢迎。讲习班上课时,有许多非学员青年到场旁听,河大的礼堂总是坐得满满的。范文澜进步而有效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在抗战讲习班上得到了积极的反响与认可。

1938年,范文澜等河南大学的教师率领农村服务团到达舞阳胡岗,开展多种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他们教农民唱救亡歌曲、演出抗日话剧、办时事壁报、画宣传画等,据说,所有的这些活动中,“尤其是农民识字班效果最佳”[2]。范文澜等教师把识字和抗日活动的宣传结合起来,自编识字读物《抗日三字经》,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忆,极受农民的欢迎。在这里,他们还举办了三期抗战讲习班,训练了三百多人。范文澜等教师从事的这些抗日救亡教学活动,使当时的舞阳成为豫中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已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范文澜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

范文澜一到北方大学,即制定了进步、民主的教育方针:“提倡民主作风,自由思想,培养集体学习的精神,设研究院,欢迎学者专家参加。”[3]

他的办学宗旨共有六条:“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培养大量的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建设人才;二、造就实事求是的校风,发扬互相学习的精神,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提倡集体地虚心学习和向群众学习的方针;三、学习思想并重,重思索,反对盲目接受;四、思想自由,追求真理,根据事实,弄清是非,求得一致的认识;五、心口手一致,言行一致;六、学与用一致,理论与实际结合,成为真正有用的人。”[4]

据说,当时的范文澜校长十分友善,平易近人,师生们既尊敬他又拥护他。他除了日常行政、教务领导外,还亲自讲授《社会发展史》《中国通史》和《联共(布)党史》等课程。他在教学上力求师生之间互相学习、共同研究;倡扬自由学风,主张自由发表意见,自由展开讨论,无拘无束地开展批评,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或批评,追求真相,从而达到追求真理的目的。

范文澜的教育理念、办学宗旨得到了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支持。当时北方大学师资雄厚、人才济济,有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著名作家陈荒煤,艺术家光未然、吕班,延安来的乐天宇、黄松龄、尹达、荣孟源、陈唯实、龚古今、秦思平、刘列夫等。北方大学欣欣向荣的教育,为当时的解放区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创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拥有教育家、大学问家双重身份、为世人所瞩目的名人。很多时候,大学问家与教育者身份似乎难以分开,先秦圣人孔子自不必说,与范文澜同时代的就有章太炎、黄侃、陈汉章等人。然而,集大学问家、教育者与革命者三重身份于一身的则鲜见,范文澜却做到了这一点,不得不让我们钦佩。而或许正因为范文澜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对于自由、民主、独立学风的渴望和追求更异于常人;也正因为他所提倡的这种进步的教学理念,才让他所执教的学校成绩斐然,硕果熠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