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拼命赶上去，白天有一位令人难忘的同学陶治安先生帮助我学习，晚上“非法”偷开夜车，大概一年后，才追上同学们。算学非伏案演草不可，而我的“夜车”只能躺在**偷开，因此正式自习时间全部费在算学上。我连亚剌伯数目字都没有见过，凭空学起“命分”来，也幸得陶先生的帮助，使我逐渐克服困难。

——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

儿童和少年时代的范文澜，与他成名后给人留下的谦虚、温和的形象以及他历史著作的严谨、深沉的风格，有着鲜明的不同：他拥有或许所有孩童都有的淘气和好玩的天性——爬树探鸟巢，上屋顶乱走，偷送子观音小菩萨，大雪天在雪地里赤脚走，和邻舍儿童打架……

少时爱好自由的范文澜对科举制度下的私塾学习十分反感：“……在赵老师的严格‘管教’下，三个活泼儿童，也都成了机器人。”[1]后来，科举制度被废，14岁的范文澜被送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在这里，他亲眼见到了秋瑾被捕的情景。这一革命事件对范文澜影响很大：

一忽儿，看见秋瑾穿着白汗衫，双手反缚，被一个兵推着走。前面有几个兵开路，又有几个兵紧跟在后面，他们都端着上刺刀的枪，冲锋似的奔过我家门旁的锦鳞桥，向绍兴知府衙门的路上奔去。秋瑾严肃镇静的神情和那群狗子们疯狂凶恶的可憎相……自然要同情秋瑾，厌恶那群狗子们。

这件事情在范文澜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让他对“革命”有了一层模模糊糊的感悟和理解。对自由、进步的渴求让他对那些羁押秋瑾的人感到憎恶，而自然对秋瑾的革命气魄产生一种敬畏之情。进步的思想开始在少年范文澜身上萌芽。

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之后，范文澜考进上海浦东中学堂。浦东中学当时的校长是著名教育家、政治家黄炎培。

这个时候的范文澜已经不再是那个贪玩的孩童。16岁的范文澜，正处于求知欲和阅读欲十分旺盛的时期。他认真严肃地捧起了书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

范文澜是一名成绩优秀的学生，在相对轻松的学习环境中阅读了不少书籍，他越来越对满清旧制度感到憎恶，对革命产生憧憬和热情。在浦东中学时期，他一直试图剪掉辫子，但是当时的理发师傅大都不敢剪，在范文澜的要求下只会剪掉一小撮，慢慢的，范文澜的头上就只留下了烧饼大小的一块长头发。于是，“提倡质朴的校长黄炎培先生，认为我不趋时髦，值得夸奖，曾被提出算作品学兼优的学生之一。哪知我这光头，多少会有‘大逆不道’的意义”。黄炎培之所以提出奖励范文澜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中间自然有对他认真的学习态度和追求自由思想的欣赏和喜欢。

范文澜虽然在浦东中学只待了一年的时间，但与黄炎培的关系远远深于一般的师生关系。1945年7月，黄炎培等飞抵延安，参与国共和谈。范文澜专门去看望黄炎培，向黄炎培深深鞠了一个躬，称自己是42年前浦东中学第一班毕业的学生。当时的黄炎培立刻想起了这位当年浦东中学的高才生。已经成为社会知名人士的两个人再次相见之后，友谊更为深厚。这不愧为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