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在如何才能使社会信得及。以我所见，这只有彻底的开诚布公，将一切暧暧昧昧遮遮掩掩的行为，根本铲除。
——梁漱溟：《朝话·开诚布公以立信》
梁漱溟主持中学，亦可看做将儒家学说与现代学校制度相结合的尝试。从中可以看出，将这些尝试坚持下来，对从教者个人品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可以反推，当从教者自身的生命没有方向和着落时，教育便仅仅流于形式上的应付，让人觉不出好，但似乎也说不出坏，只是有种莫名的倦怠。
梁漱溟有一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尽管曹州、广州时期的两段教学经历不长，他却是将其当做大事来做，他在1940年回忆说：“20年来，吾侪朋友所致力者，乡村工作而外，唯于此二事实不无一段心力萃乎其间。”[6]可见他对这两段办学的尽心尽力。梁漱溟对学校事务的负责又是从他对生命的关注而来的。他是一个认真过生活的人，他这种关注真实生命的风格，与他自己的经历分不开。
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读书时，与同学结组自学。他们依每个人的短处取一字，互相称呼，砥砺品格，梁漱溟的名字是“傲”，而这个“傲”，就是梁漱溟以道德自任的最初表示。以道德自任，如果没有相应的智慧和力量跟进，后果终将不祥，一则会以责人为能事，由此维持以怨恨为底色的道德感；二则会在将理想浪漫化之后落于傲**，傲**之后落于颓唐。可见，如果只将道德建立在自任的基础上，走不了多远，那个道德自我就会崩盘。傲表示意气高，但社会复杂，个人力不及处也多，所以多有悔意，如此反复，对人生便生了厌倦。梁漱溟少年时有过几次自杀经历，并倾向出世思想。直到确定过孔家的生活时，道德理想主义的向外倾欹，以及由之而来的傲，被与众生同在的慈悲心、平等心和正念无执的清净心所中和；同时，道德因为有现世的滋养和维持而有了力量。有了这个经历，梁漱溟不可能轻忽个人生活中的烦恼，不可能不重视学习过程中亲师问友的必要。梁漱溟在实际教学中长期率领同学做“朝会”的做法当为我们关注。梁漱溟认为，如果朝会做得好，大家一天的生活就会自然、温和、奋勉。想象那一群学子，每天黎明即起，在晨曦中静坐，将心情放平，此时，梁漱溟会讲讲话，他也许还会像孔子那样请大家“各言尔志”吧！梁漱溟的讲话非常见功夫，2009年，一位名叫唐宦存的勉仁学子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曾说：“梁先生可好啊，他讲话讲出来都是一篇文章！”朝会是一种仪式，能化解学校教育的刻板，使大家在共同的心灵觉照中了解别人，认识自己，从而情意相通。
梁漱溟在办学中看重社会对自己的评价，而这种看重又不是患得患失的那种看重，而是自己立身做主，尽己所能，同时求为社会所知。1924年，梁漱溟接手曹州中学，当年寒假时就确定离开。原因是，开学未半年，冯玉祥揭国民军旗帜，试图推倒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而梁漱溟办学的合作者王鸿一也参与此事，授意曹州镇守使吕蕴斋揭出国民军第五军旗帜，响应冯玉祥的第一军。当时的山东督军郑士琦属直系曹吴一方，立即进兵济宁，双方大战在即。梁漱溟说：“我所处地位乃使不得以我之简单明了者与社会相见。”为了表示他不卷入混战，保持教育者对天下为公的敬意，他决定离开曹州，这是高贵者对自己的爱惜：“苟立身不谨，使吾所倡导以号召天下者不为人所信，则中国前途一线生机于是遂斩。故窃不敢不自爱也。”
梁漱溟第一次办学校教育是在曹州，可以说这次办学并不顺利，除了遇到军阀混战之外，他还谈到世人“既不解我为什么来曹，则看我亦不过来曹就食”。梁漱溟是如何度过这次“职业危机”的呢？
他写信向友人讲述离开曹州的原因时，对“来学不往教”的古训颇有感触。“盖此学与传习知识技艺者异，只是一点极简单的意思，并无许多新奇巧妙道理可说。而要在受教者恳到诚切，郑重以听，则寻常一言半语可以受益。否则纵有好道理只成儿戏，且绝其此后领益之路也。”梁漱溟认为自己因为“往教”而自取其辱。我们今天来品味“来学不往教”的古训，发现其中还有一种“不好意思”的心情，而讲授生命的学问，这个“不好意思”正有着对生命的敬。不管怎样，梁漱溟是儒家气派的，他并没有将反省的重点放在世人一面，而是反求诸己，闭门思过，并在生命的深处逼问出自己生命的外倾和自身作为的不切身、不笃实：“且说个牺牲，正是有所图，暗中有鬼而不自知。以是明明晓得自己生活没路子，无把握，而有此一股假正气在，竟不知回头。”最终得出结论：“自己未得调伏自己，而习气作怪，胥不由己。当此之时万万说不上出头作事，必须自家心里清明作得主，方才有话可讲。”[7]这是典型的儒者的反省，将外在的困难暂置一旁，通过调整生命的节奏获得重新应对的方式。直到晚年，梁漱溟的日记中仍有许多这样的反省。本着此种精神，梁漱溟不可能不在教学中注重个人在安顿生命上的功夫。
梁漱溟说自己一生有志业而无职业。教书不是职业吗？是。但当把讲学与更广大范围的社会改进结合在一起，与人的无尽无休的生命追问联系在一起时，在教学的成就感之外感受更多的是自己的成长感，这更像是一种生命的修行，而修行是志业而非职业。
附录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冯友兰
梁先生是一个书生报国的典型，除了个人的才智、毅力和气度外，根本没有任何客观的凭藉，但他在任何困难的境遇里，几乎都能创办起他所想创办的事业。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上，都同样能表现出刚勇的精神。他为人诚信、严肃、坦率，有决断，对自己所立的原则持之甚坚。
——韦政通：《梁漱溟》
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
[1]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2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 《梁漱溟全集》第4卷，779～782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3] 同上书，733页。
[4] 梁漱溟在1983年写给广雅中学的信中说道：“我虽一度受任校长，实则由黄艮庸徐名鸿诸友继我负责者约略三年。”参见《梁漱溟全集》第8卷，92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5] 《梁漱溟全集》第5卷，399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6] 《梁漱溟全集》第6卷，6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7] 《梁漱溟全集》第8卷，98～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