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应急作推进社会的功夫，此推进功夫就是教育，故可以说我们应大办教育，大办社会教育，以教育括举一切建设，而教育则以社会教育为本位建立系统。

——梁漱溟：《思想领悟辑录之六》

出面办学，成就事功，必在现实中有机缘。

在梁漱溟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四十多天里，王鸿一每天必到，恭敬听讲，由此解开了多年来困扰自己的难题。他认为既然问题已经解决，就应该本着得出的见解在社会上广加发挥，请梁漱溟出面主持办一个大学。或者说，“戏码”有了，就应该搭一个更大的“台子”，把这台戏唱大。为了进一步说服梁漱溟，王鸿一与梁漱溟一同回京，请当时的总理靳翼青亲自主持此事，解决学校经费问题，并说服梁漱溟打消顾虑。但梁漱溟仍不能决断，他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教育人才不够的情况下只能建成一所假托高名、空虚敷衍的大学，不如不办；二是他觉得自己个人的资质适合于做学问，若办事必废学，所以宁愿只做一名教员，由其他人来主办，而由别人主办又怕不能尽自己心愿；三是当时已聚集的其他合作者的为学风格并不与自己一致，若现在强合一起，他日半途分裂，则不如现在就不参与其事。

最后，梁漱溟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先不成立大学，而先成立一个学会。学会是一个研究机构，通过学会结识那些立志好学、有成才潜质但又被埋没的青年朋友，把这些分散的学人聚拢到一起，为其解决生计和研究资料费用问题，使各个研究方向的学人相互补益资助，为将来成立的大学延揽、培养、准备人才。这就化解了梁漱溟的一个担忧，既不耽误个人的研究，又能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学会发展到相当程度后由学会办大学，凡事通过学会决定，种种意见都经由学会协调，办学的主持人不会因为见解不同而伤和气。梁漱溟的风格是交朋友就要互相信任，但在信任之前要下一番了解的工夫，学友们在学会中从事研究，相辅以仁，两三年后彼此在感情、志向和学问上都能相通，将来兴学一则办事容易团结，二则趣味相投，内部一贯，便于成就一股新风气。

但学会也要有所依托，梁漱溟提议先成立中学部，学会中人为中学教员，也将是未来办大学的同志。他们所担负的课时会少一些，以求自身有余裕深造自得，教员数量会多一些，以共同分担教学工作，同时也会吸收一些全不担任教职的人士同修共进。梁漱溟还在曹州开设重华书院，以使教员在教育青年之外，能够自勉于学。三年后，曹州中学试办高中部，为梁漱溟实现其设想提供了机缘。

梁漱溟在曹州办中学着眼于为成立大学作准备，所以他特别强调师生要形成一个朋友团体。他认为：“办教育就应当是与青年为友之意。”其一是说帮助青年人走路；其二不单是在知识技能方面领青年往前走，更指一个人的全部生活。梁漱溟认为：“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至于知识的讲习，原自重要，然固后于此。”而且，即使是教知识技能以帮助青年走路，也要就着每个学生的性情、品质进行引导。老师要对学生有真正切实的了解，而且要了解到方方面面，包括“体质、资禀、性格、脾气、以前的习惯、家庭的环境，乃至他心中此刻的问题思想”，这就需要不拘于师生身份这一层关系而成为极亲近的朋友。青年学生或堕落不要强，或自知要强而因为人生问题而陷于苦闷，梁漱溟希望通过办学与他们为友，使堕落的精神奋勉起来，使烦闷的心情获得指点而变得有兴致。

梁漱溟将学校看做一个交友的团体，由此，教学相长在他这里增加了新的含义，即办学一面是与青年为友，另一面也是自己求友，梁漱溟坦诚地说：“学生社会固常不出堕落烦闷两边，便是我们个人何尝能免于此？”“我们办学实是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自己造就自己。”不管对于老师还是学生，“人生始终是有所未尽而向前走的，即始终是有赖师友指点帮助的”，所以就要不滞于师生身份的限制，“学校的校长和教职员原应当是一班同气类的，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只是一种官样职务的关系，凑在一起”。教育的开展就是把我们看到的人生大道推广开来，互相印证和接引，正如梁漱溟所说：“办教育就是把我们这一朋友团去扩大他的范围——进来一个学生即是这一朋友团内又添得一个朋友。”“我们自己走路，同时又引着新进的朋友走路；一学校即是一伙人彼此扶持走路的团体。”本着求友交友的心来办学，梁漱溟对家长作了允诺，读来令人感动：不使学生“有什么说不出的痛苦”，“绝不致学生们有什么生理上的病态或心理上的病态而我们不知道”[2]。

要成就一个朋友团体，彼此自愿的意思就要多些。梁漱溟打算让学生们负责起零碎的校务活计，尽量少地雇用校役。这样，劳动也就成了学习生活的一部分。同时，通过自理、共治而增进共学、共进的态度。在梁漱溟的设想中，入学的人并不按照硬性规定的一个标准缴学费、膳宿费等诸种费用，而是请来学者及其家庭量力出资。不论怎样，学校对学生的待遇并没有分别。只有在预算不足时，学校才向家长征补。这就表明入校求学不是来做买卖交易，而是彼此团结在共同的、更大的志向之下。梁漱溟作出这一设想，也是考虑到当时求学的成本越来越高，教育成了为有钱人服务的机关，普通家庭无缘享受教育。他在1923年，也就是接手曹州中学高中部一年前，曾经在该校作过一次讲演，对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提出深切的责问：“教育家！你希望人人都受教育吗？你果然是，你就应当先来改变这个制度。”[3]一年后，作为高中部的负责人，他就着自己手头的工作，认为增进社会的平衡也可以先从开放教育做起：“根本上经济改正的要求我们自然很承认，但以为应先从发达社会上公共事业，开放得容一般人在消费享受方面多有同等机会为入手一着；而这些事业中，尤以教育应当最先着手提倡。”

1925年，也就是接手曹州中学一年后，梁漱溟退出。此后三年，是他静下来自修思考的时期。1928年，梁漱溟已经考虑乡村建设的事，并在广州试办乡治讲习所。他在此时接手广州省立第一中学的工作[4]，是着眼于讲习所的发展：一来中学给讲习所提供地方，二来讲习所老师和一中教师可以通用，这就容易节约资源。

在曹州时，梁漱溟强调师生要成为一个共勉向上的团体；在广州，他更强调要发挥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梁漱溟发现，人们普遍把学生时代看做一个短期的预备时代，专门读书，不做其他任何事情，这就使教育脱离生活而成为单独的一件事情。为了避免片面教育的弊端，梁漱溟希望在学校改革中，打破学生的被动地位，最大限度地使用耳、目、心思、手、足，锻炼出实实在在的本领。与曹州办学的主张一样，梁漱溟的改革措施注意打破学校与社会的隔离状态，包括减少校内杂役，使学生在学校内还能学会照顾自己的生活，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生出对生活的兴趣；减少学校职员，学生自己动心思照料公共事务；废除贸易部而代之以消费协会，由学生自己经营，学习做事。梁漱溟认可并发挥以班为单位的管理方式，比如，他提出一个班要有一个厨房，由那一个班的同学自己去解决他们的伙食问题。每个班的班主任不任课，专门负责班级领导工作；学生生活要有条理，坚持每天写日记，并将日记交给班主任，让班主任对学生加深了解。在学生的学习上，梁漱溟认为一面讲一面听的教授法让师生都很苦，提出减少上课时间，增强学生自修的功夫。

在广州时期，梁漱溟已经不再像曹州时期那样将中学定位为大学做准备，而是就着学校的既有建制来实行改革。此时的梁漱溟对师生关系有了新的见解。学校作为一个机构，要运行得顺畅，就要有“体”，立起这个“体”，学校的事就有“事体”。学校的“体”，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如何架构教职员与学生的关系。梁漱溟思考此问题的起点是：第一，避免学校分裂成治者与被治者。第二，学校与国家不同，在国家里，公民之间以法律为中介形成平等的关系；而在学校里，师长要对学生实行领导，这种领导基于成长的事实，是合理必要的，并不与法律上的平等关系相违背。梁漱溟期待的局面是先生领导下的学生自治，“在先生的领导中使学生自己能够造成一种秩序，并且能够维持他们自己所造成的这种秩序”。这里表明了梁漱溟的教育思想，也宣示了一种教育技巧。按梁漱溟的举例，图书馆的约则尽可以由学生商量着定，经过先生同意便可施行，若有违约者，则由大家劝诫惩罚。这样就把管与被管的界限消融在共同向上的生活中。

1940年的梁漱溟，这位曾经的乡村建设派领袖，已经涉足上层政治，成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并且与诸友人成立了民盟。这一年，他在重庆创立了勉仁中学。

梁漱溟在广州一中时期就开始反省学校与社会的脱节。在那一时期之后，他提倡以社会为本位的教育系统，将教育纳入社会运动中来，本此理念，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设立村学、乡学，实践新型的政教合一。他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变革时代中的教育要有大教育观，不从中国问题出发，不配合建设国家的事业，就教育谈教育是没有前途的。

梁漱溟的这三段办学经历，虽然面对着不同的环境，但就他自己而言，却有着一以贯之的思路，即以学校为交友上进的团体，依儒学做真实全面的教育。梁漱溟在办学过程中努力沟通学校与社会，与他当时认为中国处在“社会改造期”的判断有关。他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学校之设，在避去复杂纷乱许多无用乃至有害的刺激，而集中精力以求学习上修养上之经济有效”，而在社会改造期，“既郑重在生产大众，而于此生产大众万不能使之脱离生产行程而教育之也”[5]。并且，改造期重在除旧布新，风气、习惯、组织、关系的转化，都在于社会上的多数人由被动转为主动，此时的教育必须联通社会以求进步。梁漱溟曾在1933年拟定一个《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改变社会教育、民众教育、成人教育与学制系统分离的局面，将社会运动纳入教育系统中，以教育解决社会问题。这个规划的思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梁漱溟在曹州时就图求“替教育界打出一条路来”，时至今日，这条路仍然需要我们继续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