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讲学与近世社会运动合而一之。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

一个认真兴教办学的人，必在见识上有根据。

梁漱溟在1917年，也就是他24岁的时候，凭一篇《究元决疑论》得到蔡元培赏识并受邀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其时他思考的重点是佛教，过的是在家佛教徒的生活。当时的他也已经接触孔子学说，并且非常赞服。他个人过佛家生活的同时主张社会民众要过儒家的生活。1920年，梁漱溟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作了系列演讲。系里有一位叫陈亚三的同学听后为之所动，当年暑假回山东老家后向其同乡王鸿一先生讲述了自己听讲后的感受。王鸿一在民国初年曾任教育司长，是山东一位实力派人物。他痛感当时学校仅仅做些知识传授，与生活本身疏远隔膜，倾心办理当时在曹州的山东省立第六中学。兴学不只是个搭台子的活儿，唱什么戏，怎么唱，是与搭台子同等重要的事。王鸿一像梁漱溟一样，也触摸了东西方思想的冲突这一时代课题，苦求不得其解。他听了陈亚三的讲述后，特意到北京向梁漱溟当面请教。

1921年夏天，在王鸿一的主导下，济南暑期讲演会邀请梁漱溟再次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一题目。根据演讲记录整理的同名论著也于当年出版，引起了极大反响。

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的文化氛围中，梁漱溟提倡中国文化代表了世界发展的趋向，是非常不容易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能在新文化运动潮流中站住脚，全靠其平实、细致和深入，即使在九十年后的今天，读上三四页，便能感受到作者的坦诚和思考力度。该书将世界文化解说为三个系统，认为西方以科学、民主为特色的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他从儒家的情志生活中提出“刚”的态度，将“刚”与“欲”区别，一个是内里充实有力，一个是抛荒自己、倾欹在外的假有力，并提出要过一种“刚”的生活，以此保证在接受西洋科学和政治影响、向前追求时不致落入西方人感情受伤、贫乏的境地。此书最后归结出“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向社会提出“要如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1]。

在赴山东讲学这一年的春天，梁漱溟也完成了个人生活方向的一个重要转变。他在为一次有关宗教问题的演讲补写讲词时，思路窘涩，掷笔叹息，随手取出《明儒学案》，看到王东崖语录中有“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顿时心惊，一种亲切感贯彻周身，有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梁漱溟曾回忆说：这不恰是对我说的话吗？于是断了出家的念头，决定自己过孔家的生活。孔家不同于佛教，走的是认识人性顺着人性的路子，求的是在世间于身有亲，知己知人，生命自然调畅。梁漱溟在生活上回到世间，凭此实现了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在儒学内圣外王的框架下调和相通，这是他提出把宋明人的讲学跟近代的社会运动打成一片、合而为一的根据，也伏下了他三年后告别北大知识分子生涯而赴山东办中学的思想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