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南方，我的南方，那儿是山乡水乡，那儿是醉乡梦乡。五年来的彷徨，羽毛般的飞扬。

——朱自清：《我的南方》

早在北大求学时，朱自清就对教育情有独钟。当年邓中夏在蔡元培、李大钊的支持下，发起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朱自清主动报了名，并积极参加讲演团的各项活动。即使在毕业临考的关键时刻，朱自清也从不缺席。通过参加平民教育演讲，投身教育的宏愿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1920年，当朱自清从北京大学毕业，挥手告别授业解惑的师长和莺飞草长的燕园，开始人生新的征程时，中学教师成为他的第一个选择。据黄延复《清华逸事》记载：在1920年6月到1925年8月这五年的时间里，朱自清先后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扬州八中、上海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十中、宁波四中、白马湖春晖中学七个学校。在中学的三尺讲台上，朱自清用青春朝气的五年时光，从懵懂羞涩的“小先生”成长为一位桃李芬芳的谆谆良师。

朱自清执教的第一所学校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由于是师范学校，学生年龄差距很大，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大的却有二十七八岁。朱自清教的是高级班，学生普遍年龄在20岁上下，而那时的朱自清才23岁。因为年轻，同学们都称他为“小先生”。这位“小先生”不仅年龄小，还经常拘谨和局促。学生魏金枝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当时的朱自清：“他那时是矮矮胖胖的身躯，方方正正的脸，配上一件青布大褂，一个平顶头，完全像个乡下土佬。说话呢，打的扬州官话，听来不甚好懂，但从上讲台起，便总不断地讲到下课为止。好像他在未上课之前，早已将一大堆话背诵许多次。又生怕把一分一秒的时间荒废，所以总是结结巴巴地讲。然而由于他的略微口吃，那些预备了的话，便不免在喉咙里挤住。于是他就更加着急，每每弄得满头大汗。”[1]

说来，学生们倒是喜欢听这个努力又吃力的“小先生”的课，有许多学生从别的班上偷偷地溜到他的班里旁听。但不论是上课回答学生们随机提出的问题，还是下课在家中招待来求教的学生，性格内向的朱自清始终局促不安，并无脱略的神气。这从他这时的代表诗作《转眼》中可见：“东西南北那眼光，惊惊诧诧地目夹他。他打了几个寒噤；头是一直垂下去了。他也曾说些什么，他们好奇地听他；但生客们的语言，怎能够被融洽呢？‘可厌的！’——”

第一阶段的教师经历并不成功，朱自清不久便因自己的“学问不够”而离开了“一师”。但因为朋友们的劝说，和自己对于理想的不忍放弃，他并未彻底离开讲台。在五年的中学教师生涯中，即便遇到无数的困难和问题，如教与学的矛盾、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加之时代的风云动**，他也始终“倦”而不弃，并且不断摸索着新的教学方法，最终陶铸成一位扎根教师行业的春风化雨者。

学生陈天伦曾在《敬悼朱自清师》一文中回忆说：“民国十二年，我在温州中学初二读书，朱先生来教国文，矮矮的，胖胖的，经常提一个黑色皮包，装满了书，不迟到，不早退，管教严，分数紧，课外另有作业，不能误期，不能敷衍。”[2]治学严谨的朱自清教授语文，在语文教学中，他一直进行新教学方法的摸索，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他对学生作文能力的训练。

在当时，学生们所读所写的，大都是文言文，但朱自清从一开始就鼓励学生多读多作白话文，并且经常要学生自由命题，从而让学生在思想和文笔上获得解放。一次，朱自清的学生王福茂自拟了一篇作文：《可笑的朱先生》。文章写道：“他是一个肥而且矮的先生，他的脸带着微微的黄色，头发却比黑炭更黑。近右额的地方有个圆圆的疮疤，黄黄地显出在黑发中；一对黑黑的眉毛好像两把大刀搁在他微凹的眼睫上……他的耳圈不知为何，时常同玫瑰色一样。当他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看了他的后脑，似乎他又肥胖了一圈。最可笑的，就是他每次退课的时候，总是煞有介事地从讲台上大踏步地跨下去，走路也很有点滑稽的态度……”看到这样的文字，朱自清不但没有气恼，反而在一些语句下画了许多双圈，并在课堂上读给大家听。他说：“我平时教大家怎样写作，王福茂给了大家一个榜样，这就是描写人要让人读后如见其人，最好还应如临其境，如闻其声。”[3]

此外，朱自清还创造了特别的作文记分法。他要学生在作文本首页的一边，将本学期作文题目依次写下，并注明起讫页数，另一边由他记分，首格代表90分到100分，次格为80分到90分，如此顺推。每批改一篇就在应得分数格里标上记号，学期结束时，只要把这些记号连接起来，就出现一个升降表，成绩的进退便一目了然了。这种记分法，激发了学生要写好作文的热情。而优秀的作文，还被朱自清贴在教室的墙壁上，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阅读者也可以通过观摩，从中获益。

朱自清曾在一首诗歌《毁灭》中写道：“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我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从一开始害怕和倦怠当教师，到终身从事教师事业，朱自清打通了心中的郁结，在这片教育的泥土上孜孜不倦地播种爱和美，从二十岁的锦瑟年华，到五十岁的苍颜光景，他的鹤发银丝映着日月，丹心热血沃出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