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中古东方文学指亚非地区封建社会时期的文学。亚非各国封建社会的起始时间并不统一，有的在公元前几百年已进入封建社会，有的是公元几百年后的事情，但为了便于理解、研究这一时期东方文学，我们把5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这1400余年的亚非文学称为中古东方文学。

一、中古东方社会文化概况

亚非各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极不平衡，各自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生存环境使得各国的封建社会有各自的发展路径。但亚非各国共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作用，使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延续，并使具有千差万别的亚非广大地区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

第一，封建社会发展缓慢而不平衡。西方封建社会以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为开始，经过不到一千年的发展，14世纪初期开始文艺复兴运动，资本主义作为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并获得发展，至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封建社会的终结。东方国家的中国，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进入封建社会，印度在公元前后进入封建化过程，而东亚、西亚、中亚、北非主要国家在公元2世纪至8世纪后才出现封建王朝，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此时仍处于奴隶社会。直到19世纪前后，随着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入侵，东方各国才被迫从封建社会的睡眼蒙眬中“醒”过来。

东方封建社会的历史漫长，其内在的本质原因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因素成长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社会极强的自我整合的超稳定社会结构与力量。此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连年战争征伐和军事大帝国的建立。西方封建社会也有国王与领主、领主与领主之间的战争，但这些只是局部战争，而且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面。东方中古的战争往往是一个落后的民族崛起，征伐各国，建立起横跨亚、非、欧的军事大帝国。帝国没有共同的经济、文化基础，加上军事独裁统治，一段时期后覆灭。战争的创伤尚未恢复，另一个相类似的大帝国又兴起。这样各民族屡遭破坏，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此类重要的大帝国有阿拉伯帝国（631—1258）、蒙古帝国（1206—1368）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5世纪后期—17世纪）。三个大帝国把除东亚、南亚少数国家外的广大亚非地区全部卷入。在文化建设上，只有阿拉伯帝国对征服地的先进文明和周边先进文化加以学习和融合，创建了独具特色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蒙古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突厥人对印度的统治，都对征服地的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其破坏作用大于促进作用。其二是封建社会后期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入侵。自葡萄牙人在公元1415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摩洛哥的休达地区，建立起在东方的第一个殖民据点开始，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殖民主义者先后侵入东方，他们依仗“炮坚船利”，在沿海或河口一带进行海盗式袭击，从事掠夺性贸易，以搜刮财富为直接目的，而建立在残暴武力基础上的洗劫国库、强化封建剥削是其主要手法。这样的掠夺和侵略，虽然客观上“唤醒”了沉睡的东方，但东方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社会经济退化，刚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被扼杀。

第二，东方封建社会和文化，大体上以13世纪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文化成果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一阶段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至宋朝，南亚戒日王朝至德里苏丹时期，西亚阿拉伯兴起到阿拔斯王朝时期，当时的西方正处于文艺复兴前的黑暗时期，一切文化都在教会统治下受到抑制。而这时期东方无论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也是文化的繁荣和鼎盛阶段。当时的中国、印度、阿拉伯、波斯不仅版图辽阔，也是文化大国。中国的“大唐”盛世，日本“大化革新”后文化上的飞跃，印度“古典时期”的势头仍旺盛，佛教大规模外传，阿拉伯伊斯兰教兴起，大规模吸收先进民族文化，8—9世纪有“百年翻译运动”。可以说，公元10世纪左右东方各国在民族文化深厚的基础上普遍繁荣，涌现众多哲学派别，产生大量经典著作，形成了诸如中国的程朱理学、印度商羯罗的吠檀多哲学、西亚的阿维森哲学等内涵丰厚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些东方文化成果通过丝绸之路、阿拉伯帝国、东征的十字军、文字翻译、旅游取经等传播途径扩散西方，影响欧洲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第三，三大文化圈的形成和广泛的文化交流。中古初期，在东方几大古老文明的基础上，经过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演变，形成三大各具特色又极富生命力的文化圈：东亚文化圈，南亚、东南亚文化圈和西亚、北非文化圈。东亚文化圈是中国文化向周围的日本、朝鲜、越南辐射，以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和册封为表现形式。南亚、东南亚文化圈是印度文化向周围的南亚、东南亚各国扩散而形成，以佛教、印度教的信仰为标志。西亚、北非文化圈是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在融汇西亚、北非几种古老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以阿拉伯语和伊斯兰信仰为标志的文化圈。三大文化圈的核心和标志都是宗教，但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结构，具有各自的文化品貌和价值取向。如在人生目的上，东亚文化强调入世，南亚、东南亚文化注重出世，西亚、北非文化向往来世；在终极价值方面，东亚文化注重忠孝节义等人伦关系和人伦道德，南亚、东南亚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秩序的关系和自然道德，西亚、北非文化注重人与最高存在的关系和宗教道德。

然而，中古东方三大文化圈并非在孤立封闭中发展，而是相互交流、互相影响，如印度佛教对东亚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对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教对印度和中国部分地区的渗透等。中古东方不仅有三大文化圈的相互交流，还有更大范围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十字军东征的骑士和早期西方传教士给西方带去了东方文化；通过阿拉伯这一中介，东方也借鉴了西方文化的精华。

第四，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宗教在东方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世界三大宗教都发源于东方。中古时期基督教成为西方宗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在东方产生深刻影响。加之一些民族宗教，如印度教、道教、衤天教、神道教、锡克教等，宗教成为漫长封建社会的重要意识形态。中古东方的三大文化圈的核心，即是各自的宗教文化。且不说伊斯兰教对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帝国的影响，只以印度教为主体的印度为例，印度教虽然没有统一的领导组织，是“没有教会的宗教”，但印度教深深影响印度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日常行为，“种姓制度”就是印度教加给印度社会的沉重包袱。宗教对印度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即使强调入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的东亚文化，算是宗教色彩最为淡漠的文化，但由印度传来的佛教经过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儒、佛、道合流，佛教思想成为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唐代文化东传日本，佛教在日本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总之，宗教意识作为东方封建社会的重要意识形态，深深渗入东方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文化观念、法律制度，当然也渗入文学艺术领域。

东方文学由古代发展到中古，一些古老文明出现断层，如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学已难再续。希伯来文学随着民族分散而结束。与三大文化圈相应，由于各个文化圈各自的文化独立性与圈内各民族的文化统一性，中古东方文学的发展也以三大块成鼎立演进之势。

二、中古东方文学的基本特征

从总体上说，中古东方文学风格、样式众多，具有区域性的文学特点，但其发展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

第一，中古各民族文学取得辉煌成就，达到鼎盛，中古前期的文学处于世界文学的领先地位。中古东方文学产生的地域大大扩展，印度文学在古代已经取得光辉成就的基础上又继续向前发展，并在东方文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又有朝鲜、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伊朗、阿拉伯、土耳其等一系列新兴民族和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产生了较高水平的文学作品。中古东方地区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作家，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波斯古典诗歌奠基者鲁达吉的双行诗、菲尔多西的长篇史诗《王书》、萨迪的形式独特的《蔷薇园》和哈菲兹的抒情诗集，阿拉伯的颂诗、情诗、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印度杜勒西达斯的长篇叙事诗《罗摩功行录》和格比尔达斯的抒情诗，日本古典诗歌总集《万叶集》和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朝鲜朴趾源的散文和小说《春香传》，越南阮攸的长篇诗体小说《金云翘传》，印度尼西亚的传奇小说《杭·杜亚传》，缅甸吴邦雅的诗歌和戏剧，乌兹别克纳沃依的《五诗集》等，都不愧为艺术珍品，大大充实了中古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古东方文学所取得的光辉业绩，是许多民族文学普遍繁荣昌盛的结果。

第二，与文化上东方三大文化圈相应，中古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互相影响形成三大文学板块。在中古时期，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发达，密切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促进了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沟通了各族人民的友好感情，推动了世界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这种文学的交流一方面表现为历史比较悠久、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文学作品流传到邻近的国家，对邻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良好作用。例如，中国、阿拉伯、伊朗和印度，对邻近各民族的文学、文化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东方三大文化圈和相应的三大文学板块。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的文学，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东南亚文化圈的文学和以阿拉伯为中心的西亚、北非文化圈的文学。三大文化圈的文学虽各有自己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结构，但也在相互交流、相互影响、融合渗透中向前发展。中国文学对朝鲜、越南和日本的文学影响深刻，交流源远流长，中古日本的作家多数精通汉文，对中国文学的造诣极深，能够写作汉文、汉诗，他们即使是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也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文学的影响；印度文学则影响了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文学的发展，印度史诗和佛本生故事在这些国家广泛传诵，而且成为当地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来源；西亚的阿拉伯和波斯文学也取得了很大发展，并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影响了中亚、南亚和东南亚诸国；此外，中国、印度以及阿拉伯、伊朗文学也接受了邻近地区各民族文学的影响。这种文学的交流另一方面表现为，各族人民互相协力共同创造了同一文化财富，形成了各族人民共有的文学遗产。阿拉伯文学是依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联系起来的阿拉伯地区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生活在阿拉伯辽阔版图上的各族人民，都是阿拉伯文学遗产的共同创造者，《一千零一夜》更是越出了阿拉伯的范围，把印度人和波斯人的聪明才智也包括在内；伊朗文学则是伊朗、塔吉克、阿塞拜疆以及邻近的各族人民艺术智慧的集体结晶。9世纪以后，在这些国家、民族中，一种新兴的语言——波斯语取代了原官方用语——阿拉伯语，从而波斯语逐渐成为文学语言，被各民族作家广泛用于文学创作，如中古波斯和塔吉克诗歌的奠基人鲁达基。所有使用波斯语的民族，都把他看成是本民族古典诗歌的创始人。

这种文学的交流还进一步扩展，表现为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古东方文学对西欧文学产生明显的影响。十字军的东征，大量吸收了东方文化的成就，东方古国的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丰富了西方文明，促进了西欧文化的发展，东方文学中的史诗、民间故事、诗歌、寓言等给欧洲文学添注了新的血液。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被译成英、法、德等文字，在欧美各国流传了200多年，西方的音乐、绘画、文学甚至口语里都留下其影响的痕迹。古代东方文学自17、18世纪以来，一直受到西方文学家的热切推崇。

第三，文学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趋于成熟。中古东方文学已具备了现代概念中的各种文学体裁形式，并以诗歌最为发达，几乎每一个东方国家都拥有本民族杰出的诗人、诗歌。如波斯七大古典诗人，鲁达吉、菲尔多西、海亚姆、尼扎米、莫拉维、萨迪、哈菲兹等写下无数优秀诗作。波斯古典诗人菲尔多西创造了优秀的民族史诗《王书》（又译《列王纪》），不仅为后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大量原始素材，而且为波斯语和波斯语文学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抒情诗和叙事诗在印度、伊朗、阿拉伯、日本以及其他许多国家蓬勃兴起；阿拉伯的故事闻名世界，出现《一千零一夜》故事集；日本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散文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飞速发展。

第四，宗教对文学的影响日益加深。宗教作为社会生活的必然产物，得到了长期的发展与传播，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过程中，相当牢固地主宰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打上了极深的烙印。东方世界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东方各国大多是多种宗教并存。在此基础上，宗教文学比较发达，是中古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宗教教派的经典本身都是文学作品，而且往往是各民族文学的奠基之作。当然，这些宗教经典都不是纯文学，而属于文学、史学、哲学、神学统一的大文学范畴。同时，在宗教思想支配下，中古东方产生了大量的以宣传宗教思想为宗旨的宗教文学。其中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有佛教文学、印度教虔诚文学和伊斯兰苏菲文学。

伊斯兰教对阿拉伯文学的影响极大。继基督教、佛教之后，伊斯兰教自公元7世纪初在阿拉伯半岛产生，进而到8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大帝国，伊斯兰教最基本的法典《古兰经》也成为阿拉伯文学史上编纂成书的第一部文献。《古兰经》包含了历史、文学、风俗、教规、教理、教义等丰富的内容，对阿拉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宗教统治也是中古封建统治的一大特色，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宗教思想意识对中古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古兰经》一出现，就迅速统一了阿拉伯各部落的语言，摒弃了各地方言的影响，成为阿拉伯语最正确的典范和最高标准，并促使阿拉伯语成为全世界穆斯林的宗教语言。而且，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阿拉伯各部落没有统一的文字，没有书籍，阿拉伯文学主要是口耳相传的民间口头文学，其主要形式是诗歌。《古兰经》成为阿拉伯文学在散文方面最早的作品，它的出现不仅使阿拉伯人有了统一的语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相当广泛地反映了阿拉伯社会，使阿拉伯民族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文学）得以继承、发展、更新，为伊斯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积极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宗教也存在束缚人们思想、愚昧民众心灵的消极因素，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如《一千零一夜》故事中时时不忘真主的存在，处处唯伊斯兰教独尊的思想观念，就是整部作品行文拖沓、对一些外民族生活反映失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总之，中古东方文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它对欧洲文学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三、中古东方文学的发展概况

（一）东亚文化圈的文学

东亚文化圈的文学以中国文学为中心，周边的日本、朝鲜和越南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影响下逐步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学。中古时期的中国文学经历了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的发展，是文学史上的辉煌时期。相邻的三个国家很长时期以汉字作为文学表达工具，创作汉诗、汉文。日本到9世纪初创制了自己的假名文字，越南13世纪初出现字喃文字，朝鲜则到15世纪才有民族文字“训民正音”。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字，三个国家的文学也逐渐民族化，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尤其是在朝鲜和越南，直到18—19世纪的文学，还有不少创作从中国文学创作中选取题材，中国文学的痕迹非常明显。

中古东亚文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诗歌和小说。

日本、朝鲜和越南的诗歌都是从模仿、学习、创作汉诗开始的。在各自的民族文字创制之前，都是以汉诗为主流，出现了一批汉诗诗集和诗人，如日本的《怀风藻》（751）和系列敕撰汉诗集，朝鲜的崔致远（857—？）、李奎报（1169—1241），越南的李万幸（？—1018）、陈仁宗（1258—1308）、邓陈琨（1710—1745）等人的诗作。各国都在借鉴汉诗的基础上，吸收民间歌谣的长处，发展各自的民族诗歌。

日本民族诗歌的发展路向是：和歌、连歌、俳谐连歌、俳句。最早的和歌集是《万叶集》，这是8世纪中叶文人编定的大型诗集，收4500余首和歌，作者上至帝王、下至乞丐。《万叶集》的和歌包括长歌（五、七，五、七音节交替环复，最后以五、七、七结尾）、短歌（五、七、五，七、七，共31个音节构成）和旋头歌（以五、七、七，五、七、七共38个音节构成）。之后纪贯之奉诏编集《古今和歌集》（905），大多收录短歌。1205年编定的《新古今和歌集》则全为短歌。之后，长歌和旋头歌的形式基本消亡，所谓和歌就是短歌。连歌是平安时期贵族文人娱乐游戏的产物，即两人或多人围坐吟咏和歌，一人咏前句五、七、五，另一人咏第二句七、七，反复吟咏。16世纪末出现的俳谐连歌，则努力突破连歌严整的格律，采用通俗的日常口语，表达诙谐轻松的内容。17世纪，松永贞德（1571—1653）及其门人倡导把连歌中的首句（即五、七、五，17个音节）独立出来，成为最短的诗歌样式俳句。松尾芭蕉是俳句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是《芭蕉七部集》。俳句17个音节分三行排列，内容上还要求有暗示或标志季节的“季题”。

朝鲜民族诗歌的演进路线是：乡歌、景几何体、时调、歌辞、杂歌。乡歌是7世纪前后以汉字标记的朝鲜民谣，有四句体、八句体和十句体。因“乡歌”产生于三国时期的新罗，又称“新罗乡歌”。“乡歌”主要抒写人们对生活的各种感受。13世纪初，一群饱读汉诗的翰林学士饮酒赋诗，每人口赋一首，把民间歌谣与汉诗融合，形成一种以三、四调为基本音节、有严格律数、分节排列的新诗体。新诗体盛行一时，因每首有附歌以“景几如何”结尾，因而称之“景几何体”。这种诗体抒写的是高丽末期政局动**，文人士大夫的忧伤之情。“时调”是14世纪末，在“乡歌”和“景几何体”的基础上产生的更具民族特色的诗歌形式。它分三行排列，音节律数有严格要求，可咏可歌。这种抒情短诗出现后，备受文人喜爱，产生了尹善道（1587—1671）这样的时调大家。15世纪，“训民正音”正式诞生，语言表达获得大发展，诗歌也突破了原有“乡歌”、“景几何体”、“时调”篇幅小、音律格式限制多的要求，产生了以四音节为主，夹以三、四或四、五音节排列，不分节、段，长度不拘、自由灵活、便于广泛叙事和细腻表达思想的“歌辞”。出现了郑彻（1537—1594）、朴仁老（1561—1643）这样杰出的歌辞作者。“歌辞”逐步越出文人圈子，普及于民，尤其是民间歌手、说唱艺人，以四音节为基础演唱了大量作品，由于说唱内容复杂，渐渐突破四音节，出现了二、三调，三、四调，四、三调，五、四调及五、五调相互交错、配合的“杂歌”。杂歌的形成，催化了说唱文学的繁荣。

越南民族诗歌的发展道路是：韩律、六八体、双七六八体。“韩律”为陈朝阮诠（韩诠）所创，他是第一个用字喃文写作的诗人，他的诗模仿唐诗七律，七言八句要求严格。阮诠的《飞砂集》、陈光启的《卖炭翁》、阮士固的《国音诗赋》、朱文安的《国音诗集》等是韩律初兴时的重要诗集。15世纪的诗人在韩律的基础上吸收民歌精华，发挥越语语音多变的功能，创造了以六、八字句相间，每句第六字押韵的新诗体，即“六八体”。越南的古典名著、阮攸的《金云翘传》就是以“六八体”写作的。之后，出于内容表达和艺术追求，有诗人将汉语七言诗与六八体结合起来，前两句为七字句，后两句为六、八字，其中第二句在第五字上押第一句句末的韵。这种“双七六八体”的韵律显得更为错落有致。阮嘉韶（1742—1778）的《宫怨吟曲》是双七六八体的代表作。

纵观日本、朝鲜、越南三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日本诗歌在形式上越来越短、容量越来越小，而朝鲜和越南相反，形式上趋向复杂多变，容量越来越大；日本诗始终没有超出抒情范围，而且由《万叶集》中的各种复杂情感发展到俳句的瞬间感受，朝鲜和越南诗歌却有着明显的由抒情向叙事发展的轨迹；日本诗歌的内容由《万叶集》的社会性越来越向自我的方向发展，朝鲜和越南的诗歌始终保持社会性的特点。同样是向汉诗学习和借鉴起步的，但发展情况不一样。可以说，朝鲜和越南的诗歌更接近汉诗，日本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自由。这不仅仅因为朝鲜和越南紧邻中国，它们一度是中国属地，在其深层是各自民族的文化性格起着作用。

中古东亚小说成就最高的是日本。在平安时期产生了富于民族特色的“物语”。“物语”意指叙述故事，实际上是小说体裁。物语的开山之作是《竹取物语》，作品以神话般的瑰丽想象描叙月宫仙女化为竹女来到人间及王公贵胄向其求婚的情节，以仙女美丽善良对比世俗社会的庸俗肮脏。物语文学的代表是女作家紫式部创作的《源氏物语》。镰仓时期又产生了以《平家物语》为代表的“军纪物语”，主要内容描写武士的战争生活和侠义行为，重点描写平家由盛及衰的过程，塑造了平清盛、源义经等武士形象。镰仓末期，物语文学衰落。江户时代（1603—1867），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日本小说再度繁荣，出现描写市民生活、迎合市民口味的“浮世草子”、“读本”、“滑稽本”、“人情本”等小说样式，其中曲亭马琴（1767—1848）的《南总里见八犬传》和十返舍一九（1765—1831）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是优秀之作。江户小说的代表作家是井原西鹤（1642—1693），他的小说题材有两大类：一是“好色”题材，描写市民对肉欲生活的追求，以此否定封建观念，这类作品如《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等；一是描写市民的经济生活，如何发财致富，金钱下的人生悲剧等，这类作品如《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等。

朝鲜和越南的小说都始自史书。朝鲜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和越南的《大越史记》是两国的史书，也是最早的散文文学名著，其中记述了各自民族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传说，成为小说滥觞。随后，两国都经历了传奇短篇小说阶段才出现比较成熟的写实小说。金时习（1435—1493）的《金鳌新话》是朝鲜的第一部传奇小说集，模仿中国明代的《剪灯新话》，搜集整理朝鲜传说故事，收集5篇传奇小说，以浪漫幻想描述人与仙界、冥府的交往，曲折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阮屿（16世纪）的《传奇漫录》是越南最早的传奇小说，包括取材于越南民间传说的20篇短篇小说，通过虚构的脂粉灵怪故事和穿插其间的委婉动人诗句，扬善惩恶。17世纪以后，朝鲜小说创作繁荣，出现了以《壬辰录》为代表的历史小说，以许筠（1569—1618）的《洪吉童传》为代表的社会改革小说，以金万重（1637—1692）的《谢氏南征记》为代表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以南永鲁（1629—1711）的《玉楼梦》为代表的言情小说等，还有以民间传说为基础，经民间艺人加工的说唱脚本体的朝鲜三大古典小说：《春香传》《沈清传》和《兴夫传》。其中《谢氏南征记》和《春香传》可视为朝鲜古典小说的“双璧”。《谢氏南征记》以中国为舞台背景，叙述名门刘延寿夫妇遭小妾乔彩鸾的诬陷离间而导致的家庭变故，家庭与社会联系起来，以“劝善惩恶”为小说主旨，客观上揭露了封建贵族家庭和朝政中的丑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生动丰满，情节曲折，艺术感染力很强。《春香传》叙述艺妓春香与南原府使之子李梦龙悲欢离合的爱情，歌颂春香坚贞不渝的爱，抨击封建官僚的黑暗统治，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思想，是朝鲜传播最广，备受读者喜爱的古典小说。而17世纪后的越南，小说并未获得大的发展，叙事诗却比较繁荣。

戏剧在中古的日本和越南取得了一定成就。日本最早的戏剧是“能”和“狂言”。“能”是在中国唐代散乐和宋元杂剧的影响下，融合日本民间歌舞而发展起来，形成于14世纪的融舞蹈、歌唱、音乐、对白为一体的悲剧型歌舞剧。“能”的文学剧本称为“谣曲”。谣曲的代表作是世阿弥（1363—1443）的《熊野》，该剧取材《平家物语》的一个情节：武士平宗盛将能歌善舞的熊野弄到京都作妾，时熊母年老患病，但平宗盛不允熊野回家探母，强要她陪同赏花，命其歌舞助兴。时风雨大作，樱花飘零，熊野触景伤情，吟道：“都中之春固足惜，东国之花且凋零。”终于感动平宗盛，准其回乡探母。剧作以简单剧情，极力烘托悲伤气氛，表现当时日本流行的“幽玄”审美境界。“狂言”是插在“能”剧演出间隙表演的喜剧性短剧，以高度集中的戏剧冲突达到讽刺目的，追求“滑稽”的审美趣味。17世纪初，日本又出现了“歌舞伎”和“净琉璃”两个剧种，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是江户时代“歌舞伎”和“净琉璃”剧本的代表作家，创作了一百多部剧作，有“日本的莎士比亚”之誉。

越南的古典剧种是嘲剧和嘥剧。嘲剧是一种喜剧型歌舞剧，开始流行于民间，陈朝后引入宫中，经宫廷艺人的努力而定型。其内容取材现实，歌舞中夹以丑角的滑稽表演。嘥剧是在中国元杂剧影响下融合越南歌舞而形成，有复杂的剧情，舞蹈、歌唱、科白并举，追求庄严、缠绵的艺术风格。

综观东亚文化圈中古文学，可以看到下列特点：（1）日本、朝鲜、越南三国文学都是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下开始的，而且几乎都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极盛的唐代开始全面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2）在模仿引进中国文学方面，朝鲜和越南比之日本更深更广，从文学观念、文学体裁的流变，朝、越古代文学几乎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缩影。这种深刻影响不仅表现在汉诗、汉文，而且它们的国语文学也是如此。但日本文学善于“化用”中国文学与文化，在文学的民族化方面走在朝鲜、越南的前面。（3）中古文学后期，日本市民阶层兴起，文学中追求享乐的倾向明显；朝鲜、越南却屡遭异族侵扰，社会动乱频生，因而爱国主义、关注社会命运的倾向突出。

（二）南亚、东南亚文化圈的文学

南亚、东南亚文化圈的文学是以印度为中心，印度上古的史诗、佛本生故事等成为中古亚、东南亚地区大多数国家文学的题材来源。印度自身的中古文学可以分作两大段：12世纪以前的古典梵语文学和以后的地方语文学。

古典梵语文学在笈多王朝兴盛之后，从戒日王朝至12世纪继续繁荣。梵语诗歌、故事、戏剧、小说和文学理论都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诗歌方面有继承两大史诗叙事传统的“大诗”（即叙事诗），也有源于《吠陀》抒情风格的“小诗”（即抒情诗）。著名的叙事诗人如婆罗维（约5—6世纪）、摩伽（7世纪）、室利诃奢（12世纪下半叶）等，都从两大史诗中选取题材，就史诗中的某一情节铺衍成篇。著名的抒情诗人有伐致呵利（约7世纪）、阿摩卢（7世纪）、摩由罗（7世纪）和胜天（12世纪）。其中伐致呵利的《三百咏》以自然朴素的诗歌语言，从中下层民众的立场抒发了对社会、爱情和隐世的看法，辛辣嘲讽权贵，揭示世态炎凉；赞美青春爱情的甜美，警诫纵欲带来的祸患；奉劝世人寻求精神的解脱。胜天的《牧童歌》抒写作为牧童的黑天与牧女罗陀之间的爱情，在颂神的名义下歌颂尘世男女之爱，把恋人间的各种情感体验表现得深入细腻，曲折动人，对后世“黑天题材”的创作影响很大。古典梵语戏剧在迦梨陀娑之后的重要剧作家有戒日王（7世纪初）、毗舍·达多（约7、8世纪）、婆吒·那罗延（约8世纪）、王顶（约9、10世纪）等。薄婆菩提（约7、8世纪）是声誉仅次于迦梨陀娑的梵语剧作家。他学识渊博，文才高超，其剧作语言优美，想象丰富，风格雄健。《后罗摩传》是他的代表作，剧作中心情节是罗摩休妻，以罗摩和悉多的悲欢离合，表现互相忠诚、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理想夫妻关系。中古前期的梵语故事有三大故事集：觉主的《大故事诗摄》（8、9世纪）、安主的《大故事花簇》（11世纪）和月天的《故事海》（11世纪），以《故事海》成就最高。在梵语叙事诗和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出现了古典梵语小说。其中重要的作品有苏般度的爱情小说《仙赐传》（约6世纪）、波那的传记小说《戒日王传》（7世纪）、 檀丁的传奇小说《十王子传》（7世纪下半叶）。《十王子传》继承印度故事的框架结构，在十王子传奇般经历的叙述中，广泛而生动地展示了古代印度各地、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画面，反映了要求统一的愿望，人物形象生动、生活气息浓郁，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小说创作之一。

13世纪以来，印度不断遭受异族入侵，建立起各种异族统治的王朝。统一的梵语逐渐衰落，各种地方语言兴起。古典梵语文学衰落，地方语言文学盛行。以印地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文学成就显著。由于入侵者带来了伊斯兰教，与本土的印度教发生冲突和融合，因而中古后期出现一场全国性的旨在复兴传统印度教的“虔诚运动”，此运动深深影响了文学创作。印地语文学中有“虔诚派”的四大诗人：格比尔（15世纪）、加耶西（1493—1542）、苏尔达斯（15世纪至16世纪中）、杜勒西达斯（1532—1623）。杜勒西达斯的《罗摩功行录》享有很高的声誉，后世印度人视之为文学的典范、生活的百科全书、伦理道德的宝库和宗教的经典。实际上它是对《罗摩衍那》的印地语改写，但通过诗人的增删取舍，鲜明地表明了诗人的理想和艺术才能，不仅使《罗摩衍那》在印地语社会得以普及，更是针对当时的动乱纷争而倡导罗摩王朝，振兴印度教。波斯语大诗人阿密尔·霍斯陆（1253—1325）创作了50多部诗集，其诗作将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文化彼此交融渗透，独具特色。乌尔都语文学在18世纪获得极大发展，产生了以苏达（1713—1780）、密尔（1722—1810）、达尔德（1721—1785）等为代表的“德里诗派”。

东南亚各国除越南外，都一度受到古代印度文化的影响，其中尤以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所受影响最深。印度古代文学对东南亚中古文学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印度两大史诗和《佛本生故事》，是东南亚中古文学题材的重要来源。东南亚最早的书面文学是古爪哇语文学和柬埔寨与缅甸的碑铭文学。10世纪时就有《罗摩衍那》的古爪哇语改写本，11、12世纪作为爪哇宫廷文学主要形式的是“格卡温”诗体，如恩蒲·甘瓦（11世纪）的《阿周那姻缘》、恩蒲·塞达（12世纪）的《婆罗多大战记》、达尔玛查（12世纪）的《爱神遭焚》，其题材出自印度史诗。缅、柬碑铭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与佛教活动有关，大多是佛事功德、建寺筑塔、施善活动的记载。中古后期东南亚文学主要有宗教文学、宫廷文学和民间文学三大类。宗教文学以弘扬佛教为宗旨，作者大多为僧侣，内容往往是对佛本生故事的铺陈衍化。如一本《般若本生故事》在南亚地区广为流行，在东南区的佛教国家几乎家喻户晓。宫廷文学以服务封建统治者为目的，出自宫廷作家、诗人之手，内容大多描写国王、太子、王后或公主的经历。宫廷作家中集中了一批有才华的人，一些作家在民族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如缅甸的吴邦雅（1812—1866）被视为“国宝”，他的剧作、叙事诗、讲经小说、情谊书柬、各类诗词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而且他的创作题材广泛，不乏普通民众的呼声。民间文学在前期的民族神话传说和民歌民谣的基础上发展，经过宫廷文人或民间艺人整理而流行。比之宗教文学和宫廷文学，民间文学最富民族色彩，而且具有反封建的思想意义。著名的民间文学作品有爪哇的“班基故事”系统，泰国的《昆昌与昆平》，马来的《杭·杜亚传》，后两种都被视为各自民族的“民族史诗”，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综观中古南亚、东南亚文化圈的文学，可以看到下列特点：（1）印度上古文学是中古南亚、东南亚文学的重要源头。从印度中古文学看，前期的古典梵语文学叙事诗继承的是史诗的传统，抒情诗承《吠陀》而来，戏剧是对迦梨陀娑的学习，故事是对《五卷书》和《往世书》的发展。后期的“虔诚运动”是以复兴古代印度文化、振兴正统印度教为宗旨，“虔诚派”文学离不开古代印度文学的“母胎”。东南亚文学的起步，就是从对两大史诗和佛教经典的翻译、改写开始的。（2）印度古代文学对中古南亚、东南亚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内在的。但同时，中古南亚、东南亚文学又渗透、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和文学，呈现出纷繁多姿的局面。印度中古后期文学的波斯文学影响，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泰国、新加坡的中国文学影响，马来、印尼的伊斯兰文化影响都是明显的事实。（3）宗教文学的主导性地位。印度古典梵语文学曾一度脱离开宗教，出现文学的自觉意识，产生了一批诗学、戏剧理论和风格学的著作。但从整体看，中古南亚、东南亚各民族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仍是以宗教为核心。这样的文化氛围使得中古南亚、东南亚文学，尤其是后期文学，宗教文学占主导性地位。

（三）西亚、北非文化圈的文学

西亚、北非文化圈的形成以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教的兴起为契机，阿拉伯文学是西亚北非文化圈文学的主力。9世纪初期，阿拉伯人对波斯统治削弱，出现相对独立的王朝、本来具有坚实文化传统的波斯文学获得发展。阿拔斯王朝后，阿拉伯帝国衰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突厥文学一度兴盛。因而，该文化圈的中古文学由阿拉伯文学、波斯文学和土耳其突厥文学三大板块构成。

诗歌是西亚、北非中古文学的主体。三大板块都是诗人辈出，名作纷呈。阿拉伯文学最早的成果是一年一度的欧卡兹集市上赛诗获胜而流传下来悬挂神庙上的“悬诗”。现存7位诗人的7篇“悬诗”，其中的乌姆鲁勒·盖斯（500—540）诗才出众，被称为“众诗人的旗手”。伍麦叶王朝（又译倭马亚王朝，622—750）有并列诗坛的“三诗雄”：艾赫泰勒（640—710）、法拉兹达格（641—732）、哲利尔（653—733），他们以诗阐明政见，作诗参与辩驳，各有所长。阿拔斯王朝相继出现了系列大诗人，如以讽刺诗著名的白沙尔（714—784），有“酒诗魁首”称号的艾布·努瓦斯（762—813），以诗劝世、表达普通民众痛苦和愿望的艾布·阿塔希叶（748—826），擅长颂诗的穆太奈比（915—965）， 以哲理表达见长的麦阿里（973—1057）。中古阿拉伯最后的一位大诗人是蒲绥里（1212—1296），他以宗教诗闻名，其代表作《斗篷颂》赞颂先知穆罕默德的功德业绩，用语典雅、风格庄重，在伊斯兰世界广为流传。波斯在10—15 世纪的几百年里，涌现出七大世界著名诗人：波斯“民族诗歌之父”鲁达基（858—941）、民族史诗《王书》的作者菲尔多西（934—1020）、四行诗巨擘欧玛尔·海亚姆（1040—1123）、叙事诗大师尼扎米（1140—1202）、哲理诗翘楚萨迪（1184—1292）、抒情诗王哈菲兹（1320—1391）和波斯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贾米（1414—1492）。其中萨迪诗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人生哲理的阐发，对后世影响深远。哈菲兹的抒情诗以炽烈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表现对个人自由的不倦追求、对爱情和现世幸福的赞颂、对人世变幻的慨叹。他的诗作受到德国大诗人歌德近乎崇拜的肯定。土耳其突厥文学中，宗教文学的主要流派“教团文学”和宫廷文学的主要形式“迪万文学”，都是以诗歌作为主要的文学形式。托钵僧诗人尤努斯·埃姆莱（？—1320）和宫廷诗人巴基（1526—1600）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代表性诗人，尤其是巴基，被称为“抒情诗之王”，他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与个人生活感受的表达，受到后世的推崇。总之，西亚、北非中古文学的历史，几乎就是诗歌的发展史，诗歌的主题几乎包括了中古文学所有的主题：赞颂诗、矜夸诗、讽刺诗、爱情诗、颂酒诗、悼亡诗、政治诗、宗教诗、哲理诗、教谕诗、劝世诗、修辞诗等。形式上也努力创新，创造了不少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歌形式。

诗歌之外的散文体文人创作在中古西亚、北非文学中也取得一定成就。首先是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它是阿拉伯文的第一部散文巨著，以“天启体”记录先知穆罕默德宣谕的各种教法教义，包含不少历史故事和宗教传说，在语言、文风和题材各方面对阿拉伯文学乃至整个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次是寓言故事集《卡里莱和笛木乃》，它是印度《五卷书》的译作，6世纪萨珊王朝时译为巴列维语（波斯古典语言），8世纪中期伊本·穆格法从巴列维语译成阿拉伯语，在译事过程中，大幅度地加以增删改动，实际上包含了译者的创作。该书以质朴优美的语言和生动有趣的寓言形式反映出不同民族的哲理、宗教、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在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通过十字军骑士带到欧洲，在欧洲文学中留下痕迹。 再次是一些文人的散文作品， 如阿拉伯“百科全书式作家”贾希兹（775—868）的《吝人传》、麦阿里的《宽恕书》、伊本·白图泰（1313—1374）的《旅途列国奇观录》、波斯昂苏尔·阿玛里（1021—1101）的《卡布斯教诲录》、尼扎米·阿鲁兹依（11世纪）的《文苑精英》等都是传世名作。其中麦阿里的《宽恕书》（1032）是游历天堂地狱的幻想故事，探讨为何有人得到宽恕进天堂，而有人下地狱，借宗教观念表达对现实社会和统治者的不满。该书对但丁的《神曲》创作有直接影响。最后是兴盛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玛卡梅”体创作。“玛卡梅”是一种短篇散文故事，每篇故事以市井流浪汉为主人公，叙述他们的行乞、诓骗和计谋，故事篇幅短小，但生动有趣，反映了当时种种社会风情。赫迈扎尼（960—100）是“玛卡梅”的创始者，哈里里（1054—1122）是其代表作家。

西亚、北非中古文学的另一类型是民间文学。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成就体现在阿拉伯的大型故事集《一千零一夜》，长篇民间传奇故事《安塔拉传奇》，波斯的民间故事《义士萨玛克》和《巴赫堤亚尔故事》，土耳其的民族史诗《乌古斯史诗》《先哲科尔库的故事》和民间系列笑话《纳斯列丁·霍加笑话》。《安塔拉传奇》在阿拉伯民间长期流传，不断补充和丰富，到14世纪定型，长达32卷。主人公即“悬诗”作者之一，但民间艺人赋予其骑士的品格和特征，他不仅诗才横溢，而且武功超群，他横马沙漠，战无不胜，击退进犯之敌，保护民族安全。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阿拉伯游牧民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色彩。

小说和戏剧是中古西亚、北非文学的缺类。虽然在贾希兹的《吝人传》和“玛卡梅”体创作以及一些民间文学中有小说的因素，甚至可以视为小说雏形，但没有成熟的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戏剧文学更为鲜见，后期阿拉伯民间出现一种“影戏”，可以算是阿拉伯戏剧的滥觞，但并未获得发展。这与伊兰斯教不提倡戏剧，反对妇女登台演出有关，也与西亚、北非的文学传统和跃马征伐、粗豪急促的民族性格有关。

综观中古西亚、北非文学，可以看到下列特点：（1）多民族文化与文学的渗透与融合。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多民族汇流的结果，本来处于氏族社会的游牧民族走出阿拉伯半岛，军事上征服文明程度比之先进的西亚、北非地区，建立起阿拉伯帝国，文化上它只能被先进文化同化，因而彼此渗透交流。文学上也是一样，阿拉伯文学中有波斯文学的影响，波斯人由衤天教改信伊斯兰教，其阿拉伯文化与文学的渗透是必然的。后起的奥斯曼就更加突出，其“迪万文学”的语言，就是土耳其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混合而成的奥斯曼语。这种多民族文学的交流与融合，尤其在民间文学中表现明显。《一千零一夜》的民间故事就源于印度、波斯、阿拉伯的巴格达和埃及。《卡里莱和笛木乃》的流传过程也是多民族文化的汇合过程。纳斯列丁的笑话，广泛流传于西亚、中亚地区，是上述地区民众几百年里的共同创作，中国新疆也流行纳斯列丁·阿凡提的笑话故事。（2）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西亚、北非的中古历史，是民族冲突、征服与抗击的历史，因而维护民族利益、弘扬民族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盛行。阿拉伯文学中的“舒欧毕主义”最为典型，白沙尔·布尔德、艾布·努瓦斯、伊本、穆格发等阿拉伯著名的诗人作家，都具有波斯人血统，在创作中表现以此为荣，鄙视阿拉伯征服者，达里波斯语的兴起和10—15世纪波斯诗歌的繁荣，有着民族主义的动力。菲尔多西创作《列王记》，就有弘扬波斯历史文化传统的意义。另一方面，作为征服者和统治者的民族，其宫廷诗人也表现出民族的自豪，宫廷诗人的颂诗中就包含着民族主义观念，歌颂国王与赞颂民族联系在一起。（3）民间文学中叙事文学发达，文人创作叙事文学不景气。与另外两个文化圈的文学相比，它们的民间文学大多是民歌民谣，西亚、北非的民间文学却主要是叙事性的故事。相反，西亚、北非的文人创作，虽然有波斯的菲尔多西和尼扎米，但从整体着眼，叙事文学不景气，大都是抒情诗和议论性的哲理诗。即使诗作中夹以叙事，但叙事服从于抒情或哲理的阐述，不是真正的叙事文学。

思考题

1.中古东方文学生成与发展的独特社会文化背景。

2.简述中古东方文学的基本特征。

3.简述三大文化圈不同的文化特征及其文学成就。

4.什么是“物语”？日本“物语”文学创作的主要代表作家、作品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