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1 / 1)

日本盛行赫尔巴特教育学说是在19世纪80年代。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迅速走上近代化的改革之路,为了贯彻明治天皇《教育敕语》的精神,也为了逐步建立近代教育体制,日本教育界由最初学习英美转向了模仿德国,开始积极导入德国近代教育。明治15年(1882年),日本政府派遣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宪法,并命他开展从德国招聘教育专家的工作。至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近代教育体制最终确立,德国国家主义教育居主泉地位。一般认为,日本学者对赫尔巴特教育学的吸收,有着比较强烈的“实用”色彩。日本教莆崇尚赫尔巴特学说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赫尔巴特的道德教育论与日本大兴儒学的内在相一暂,而且又带有近代哲学的新意,对日本教育走上日本化道路十分吻合;其次,日本教育界对赫尔巴特的教授论特别是五段教授法如获至宝。他们认为,这种教学法注重儿童的心理活动,把启发儿童思维与发展儿童智力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传统的“漏斗式”灌注法相比生动活泼的多。应该说,赫尔巴特学派五段教学法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对日本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起了一定的作用。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讲义》的许多基本观点都来自赫尔巴特的教育学。汤本鬣比古《教授学》则是专门论述赫尔巴特学派教授论的著作,其中特别强调五段教授法、教育性数学、多方面兴趣等。①

客观地说,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传入适应了日本当时的社会爵势。19世纪80年代,明治政府在与自由民权运动的对峙中,逐渐放弃了全面文明开化的欧化金义,转而与保守的国粹主义相结合,走上了国家主义道路。在当时的欧美各国中,德国与英国法国相比是相对落后的国家,但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落后的德国却战胜了强大的法国而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国势蒸蒸日上。俾斯麦奉行的国家主义政策被明治政府领导人看做是德国由弱变缝的重要原因。因此,明治领导人决定效仿德国,实施国家主义政策。反映到教育上,一个突出爵点就是强调以道德教育培养忠于国家的国民。由此,赫氏强**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强烈的道德黑质的主张,与同时代的日本以德育为中心的教育要求正好适应。而且,赫尔巴特将道德性的意志归纳为“内心自由”“完善”“仁慈”“正义”和“公平”,并冠之以“五道念”的名称,这与日本古来就有的传统道德观念也是相符的,因此极易为日本人所接受和欢迎。另外,赫尔巴特流派倡导“五段教育法”,主张任何教学科目都可以运用“预备”“提示”“比较”“总括”“系统”五种形式化的阶段来进行教学,也与当时日本教育界追求合理主义的心理完全一致。在这个意义上,明治维新20年后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在日本的大流行绝不是偶然的。

赫尔巴特学派的直接导入是由德国人爱弥尔·郝斯耐克特应聘到日本讲学而促成的。受伊藤博文的邀请,郝斯耐克特作为新教育的指导者于1887年1月应聘到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担任教育学教师,讲授赫尔巴特教育学。在他的建议下,1889年文科大学开设教育学科,以培养高等和普通中学校的教师。接受教育的特约生中有谷本富、汤原元一、稻垣末松、山口小太郎等人,后来他们都成为日本赫尔巴特教育学发展的重要推动者。1887年12月,有贺长雄翻译的《麟氏教育学》由牧野书房出版发行,这是日本介绍德国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第一本书。

事实上,郝斯耐克特在东京大学所讲授的赫尔巴特教育学与赫氏自身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据《教育评论》杂志1891年5月号和6月号所载的《郝斯耐克特的教育意见》来看,与赫尔巴特教育学“强烈的个人教育学色彩和体育的欠缺”不同,郝斯耐克特的个人教育见解则是极端国家主义的,而且十分强调体育。在日本,赫尔巴特教育学被削除了个人主义性格,作为其目的的道德品性的陶冶被替换为国民道德的陶冶。这种理解方法当然与当时日本正处于国家主义的昂扬期有关,而郝斯耐克特本人所具有的国家主义思想对赫尔巴特教育学在日本的这种变化亦有着极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由于介绍赫氏学说的许多学者并不太了解实际的教学情况,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产生了不少误解和问题。曾有这样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件:某位热心教育事业的郡长在巡视小学校时,问校长是否采用了五段教学法。校长立即回答说:“正如您所看到的,我校是一所小规模的学校,目前只采用三段”。《教育评论》1895年3月号发表了题为《五段教学法思考》的文章:“近来赫尔巴特主义十分流行,很快地人人都谈起了五段教学法。虽然此方法确实有其优良之处,但却不可经常地呆板地履行五段顺序。采用三段或者四段能够完成教学的要领,也可以省略一部分顺序。以前开发法流行时,所有的事事物物都必须遵循此法,反倒失于迂远、流于烦琐、贻笑大方。若今迷恋于五段法者不重蹈覆辙,将幸甚至极!”当时的教师一谈到裴斯泰洛齐教学法就认为是“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可见认识极为刻板单一。五段教学法也没能克服这一弊端,再次堕入形式上的、呆板的认识中。对于这一状况,《教育评论》及时地提出了批评:“赫尔巴特主义是目前最为流行的势力,在这种流行旺盛的同时,不应该彻头彻尾地遵循不变,而应对本邦的教育法勇于进行取舍斟酌。盲信轻躁是所有流行都具有的宿弊,非但赫尔巴特主义如此,以前已历经种种变迁的教育主义无一不是如此。”由此可见,此时的日本教育界对于应接不暇地输入欧美新思想的宿弊已经有了一定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