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乱哄哄的大势中，只有曹操在悄咪咪地扩张自己的势力。

离开酸枣后，曹操辗转投奔了袁绍。虽说袁绍和曹操是发小儿，但曹操终不能居人之下，袁绍也不是一个能容曹操这样的人在卧榻之侧的君子。两人一个想走，另一个不愿留，分道扬镳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袁绍逼死韩馥占领冀州之后，曹操带兵消灭了入侵东郡的黑山贼。袁绍于是趁机表奏曹操做东郡太守，让他离开自己身边，而东郡则成了曹操的人生新起点。

东郡太守曹操先是击溃黑山贼大部，然后又打败了南匈奴单于于夫罗。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到六月间，当长安处于董卓死后的混乱状态时，曹操取得了他战斗生涯中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消灭了进入兖州的青州黄巾军，并占领了兖州。

虽然曹操战胜了黄巾军并取得一州之地，曹操的好朋友鲍信却在最初的战斗中力战身死，甚至尸骨无存。曹操在伤心之余化悲痛为力量，以少敌多，疯狂追击黄巾军。在连破数阵之后，这股士兵三十万、连带家属共计百万人的黄巾军投降曹操。

这对曹操来说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把三十万黄巾军中的精锐挑选出来组成一支青州兵军团，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让剩下的士兵连同随军家属充当兖州百姓，耕作、纺织，又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曹操从此有了争夺天下的资本。

当然，古人云：“福兮祸所倚。”曹操实力的增强日后也给他制造了想象不到的麻烦。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接连击败袁术，迫使袁术派孙策往江东发展，企图开辟新的地盘。没想到，孙策并没按袁术的安排行事，不仅自己占了江东，日后更成为曹操的劲敌。

这还不是最让人糟心的。更让人糟心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以天下为己任、关心百姓、对腐化官员毫不留情的曹操，那个感叹战争使“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曹孟德开始黑化，变得视生命如草芥，屠杀百姓逐渐成为曹军的常态。

这一改变大概是从曹操征徐州开始的。初平四年，下邳人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与许劭口中“外慕声名，内非真正”的假君子、徐州牧陶谦联合，寇掠了兖州的任城。随后，陶谦黑吃黑，反手杀了阙宣。曹操的父亲曹嵩本来不太赞同曹操的起兵行为，因而自顾自地跑到徐州的琅琊郡避祸。现在看到曹操占据州郡，又和徐州牧陶谦起了冲突，曹嵩便打算带着全家一百多车的金银财宝逃往兖州，结果被陶谦的部将张闿谋财害命。

陶谦的行为自然会引来曹操的报复性打击。这一年秋天，曹操率军连下徐州十几座城。本来洛阳之乱的时候，数以十万计的百姓为了避祸，一直跑到近海的徐州才稍微得以安定。可谁会想到，还没安定几年，他们就碰到了突然黑化的曹操。这个在三国历史上有过十三次屠城记录的绝无仅有的狂魔，在徐州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屠城。结果，曹军过处一路实行“三光”政策，而始作俑者陶谦则被曹操的杀气震慑，躲到郯城做了缩头乌龟，任凭数十万百姓惨死在曹军的屠刀之下，直到“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的地步。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春，曹操再次进攻徐州。这次他遇到了来救援徐州的刘备，双方陷入僵持，曹操粮尽退兵。然而，到了夏天，曹操再次卷土重来，不仅占领了徐州五座城，还击败了刘备，从此成为刘备最大的苦主。

正要一鼓作气占领徐州以报杀父之仇的曹操万万没想到，这个时候自家后院会起火。

原来曹操离开兖州之后，他手下的谋士陈宫便煽动曹操的好友张邈反叛，迎接正到处流浪的吕布。吕布趁机一举占领了除兖州的治所鄄城及东阿、范县两城之外的整个兖州。

这对曹操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要知道，比起丢失的地盘，陈宫和张邈的背叛更让曹操心痛。陈宫是曹操看重的谋士，张邈是曹操信任的发小儿，平日曹操出征的时候都会把留守东郡的任务交给陈宫，而且他对自己的家人还做出过这样的交代：“如果我这次出征回不来，你们就去投靠张孟卓(张邈)。”

因此，曹操不得不从前线退回来，先打败吕布，收复兖州。

吕布占了兖州之后，第一件事便是要拔掉鄄城这根钉子。但鄄城被曹操的第一谋士荀彧死守着，吕布屡攻不克，只得退居西边的濮阳。

然后，曹操到了濮阳。

曹操失了大半个兖州，已近乎丧家之犬，但到濮阳城下时，他仍意气风发：“吕布这个人是不行的！只看他现在所为，不说占据要地，反倒屯驻濮阳这个破地方，我就知道他做不成什么大事。”

既然成不了大事，曹军便主动进攻。由于在城中有卧底，曹操率军顺利地由濮阳南门攻入城内。这下曹操更得意了，遂命人在南门放火，以示自己此番有进无退的决心。然而，他在巷战中被吕布军大败。

这一败曹操败得相当彻底，在战斗中他甚至被吕布手下的骑兵拦住。幸好骑兵们并不认识曹操，而吕布有令：抓住曹操的有赏。于是，拦住曹操的骑兵对着曹操鬼使神差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曹操在哪里？”

曹操当时已经蓬头垢面，也好在是这样，他受惊的表情才没有被发现。曹操随即稳定心态，往北边一指，从容道：“前面骑黄马的是曹操。”骑兵们信以为真，撇下曹操往北追去。

曹操死里逃生，惊魂未定，见吕布的队伍已走远，赶紧往濮阳南门方向逃去。这时候南门仍然燃烧着他自己命人点起的大火，但处于死地的曹操已顾不得那么多，直接加速，跃马过火海。结果，落地时马失前蹄，曹操摔了个狗啃泥，衣服被扯破，手掌也被火灼伤。也是曹操运气好，城外有个他的部下，叫司马楼异，见状赶紧把曹操扶起来，把自己的马让给曹操，曹操才得以从濮阳活着逃回军营。

虽然曹操败了一阵，但实话实说，论打仗，吕布的军事水平相比曹操实在差太远。认真打起来，吕布基本上没有赢的可能。不过曹操只剩三城，兵少食乏，故之后与吕布交战虽每每获胜，却难以扩大战果。因此，直到一年多之后，曹操才把吕布赶出兖州投奔刘备。

重新占据兖州的曹操得到了官方认可，被皇帝任命为兖州牧，而他也在认真地总结之前战斗的得失。

很快，曹操便抓住了决胜的重点：粮食。

之前的战斗，不管是打陶谦也好，打吕布也好，曹操的队伍总受困于“食尽”，难以更进一步，常在占优势时不得已草草退出战斗。当然，这不是曹操一个人的窘境。天下大乱的日子里，民不聊生，哪有百姓能安心地种粮食？即便种出来，也难免被山贼、土匪或者军队连人带粮抢去。当时的谷价已经贵到五十万钱一斛，百姓们吃不起粮食，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水都靠不住的就只能吃人。

不为别的，只为能活下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曹操的谋士毛玠提出了两条至关重要的建议：第一，奉天子以令不臣；第二，修耕植，畜军姿。

曹操非常同意毛玠的建议，并且没有只停留在口头“同意”上，而是马上着手实施。

这个时候，由于李傕和郭汜等人长时间的乱折腾，长安周边的百姓死的死，跑的跑，没跑的则成了别人口中的食物，而李傕和郭汜仍在忙着排除异己。那些跟他们同是西凉出身的将领，如樊稠之类，则被二人借故杀害。

斗完别人，李傕和郭汜又开始内斗。在妻子的挑拨下，郭汜总觉得李傕想害自己。有一天，李傕请他吃饭，席间两人推杯换盏，不一会儿郭汜便喝得大醉。不过，郭汜人虽醉了，脑子却没醉，不知何故起了疑心，怀疑李傕在酒里下了毒。

这一怀疑不要紧，郭汜越发觉得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中毒症状。加上酒精上头，郭汜很快就有种若不马上解毒，自己命不久矣的危机感。郭汜也是个狠人，脑子一热便想出个民间偏方，马上跑到茅坑，捞出里面的粪汁服下催吐。

等哇哇几口将和着粪水的酒菜吐出，郭汜的脑子清醒了不少，这下他脸上挂不住了：这算什么事！

于是，他回去便点齐兵马，跟李傕展开厮杀。这一斗就是几个月，数以万计的军民死于战火。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皇帝在长安已经待不下去了，因为包括皇帝在内，百官、侍从、宫女、卫兵，这么多人都不事生产，只能等着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百姓种出粮食给他们吃。当长安的底层民众被屠戮殆尽，张着嘴嗷嗷待哺的上层人士如果不想饿死，唯一的选择只有跑路，再找个有粮食可吃且愿意把粮食给他们吃的地方——这是文雅一点儿的说法，其实说白了就是两个字：逃难。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七月，长安城里的最后一批居民——皇帝刘协和百官——在李傕、郭汜两方军队的挟制下从宣平门离开长安。随着这最后一批居民的离开，长安成了一座空城，之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整个关中几乎都“无复人迹”。

这一大群内部争斗不断、整体又不断逃难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和归宿在何方，只得磕磕碰碰地到处寻找落脚点。其实，当时地理位置合适、有眼光又有能力接纳他们的地方军阀并不多，满打满算也就只有曹操和袁绍、袁术兄弟。至于其他军阀，要么距离他们太远，要么力所不及。

这里面实力最强的无疑是袁绍，而且袁绍手下的谋士沮授曾经力劝他将皇帝接到自己的大本营邺城来，“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如此一来，天下还有谁能抵挡他袁绍？

袁绍本来是心动的，可袁绍的亲信郭图和淳于琼等人虽然不懂天下大势，但显然更懂袁绍的心思。他们极力反对沮授的意见：“我们把这个皇帝弄来邺城干什么？若把他弄来，以后什么事都要请示他，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更糟糕的是，如果皇帝今天说了什么，我们袁公做还是不做？若执行，显得我们袁公没有分量；若不执行，那我们袁公不是抗旨吗？”

听他们这样一说，袁绍就又不同意了。袁绍想，自己现在有“盟主”的头衔，至少是个山大王，在自己的地盘上说一不二，何必把皇帝接来，让他骑在自己头上指手画脚。万一皇帝来了，真在那里发号施令，他袁绍又将被置之何处？况且袁绍当年就是因为不同意换皇帝才跟董卓闹掰，从洛阳跑出来的，即便他要尊奉一个皇帝，那也不能是现在这个皇帝刘协。

不能是刘协，能是谁呢？

其实，在袁绍当了盟主，董卓又挟持皇帝跑到长安之后，袁绍便打算另外弄一个皇帝出来，这个人就是幽州牧刘虞。

虽说刘虞在幽州很得民心，可我们也说不清楚袁绍看中的是刘虞的哪一点。不过，这事刘虞第一个反对。拖到后来，刘虞被公孙瓒杀害，事情只能不了了之。至于袁术，他更不会接皇帝到他那里去，因为他的想法更直接——他要自己做皇帝。

皇帝出走长安、到处流浪的消息传到袁术那里后，袁术马上召集手下开会，并第一个表态：“当今皇室力量微弱，已经不能掌有四方，天下如烧开了锅的水一样沸腾不已，我袁家四世三公，是百姓心之所归，现在我准备顺应天意和民意。你们看怎么样啊？”

虽然他没敢明说顺应天意和民意干什么，但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清楚袁术是要称帝。

怎么办？

反对？怕是不准备拿自己的命当命了。赞成？众人又没一个愿意赞成。于是，大家最后默契地选择以沉默表达自己的抗争。

没有人赞成？没事，反正袁术早已做好准备：咱换个方向考虑，这不也是没人反对吗？

那就权当通过了。

袁绍的犹豫和袁术的自立最终让曹操捡到了机会。在谋士荀彧和程昱的极力劝说下，曹操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六月到洛阳面见皇帝，并带兵把洛阳保护起来，让颠沛流离一整年的皇帝刘协第一次睡上了安稳觉。

这时的洛阳同样十分残破，大概也就比长安好那么一点儿，实在不适合做国家的首都。于是，在众人的建议下，曹操把国都定在了许县。九月，皇帝正式迁往许县，曹操也得到了朝廷的肯定和封赏：封大将军、武平侯。

也是在这一年，曹操执行了毛玠的第二项建议，开始大规模屯田。迎奉天子，曹操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大规模屯田，曹操获得了相对充足的粮草。至此，他拥有了平定天下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