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是天下的根本，也是天底下最朴实、需求最低、忍耐力最强的一群人。即便在政治混乱的环境中，他们依然能默默地顽强生存，但上天很快就降下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它就是一种当时被称为“伤寒”的瘟疫。

东汉末年是一个瘟疫横行的时代。桓帝刘志时期出现过三次大瘟疫，到了灵帝刘宏时期则多达五次，再往后疫情更是一波接一波。我们知道，即便是在两千年前，也没人认为能和疫情共存。在卫生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若碰到皇帝昏庸，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老百姓便只能逃。如果疫情的波及范围大到百姓连逃都没法儿逃的时候，似乎便只有死路一条。

可即便在这种绝境中，也不是所有人都会等死。群体生物为了生存而挣扎时，为了更好地活下去，定然会出现个体变异。百姓也不例外，当时百姓中就出现了这样两个人。

其中一个人来自有二百多人的大家族，但其百分之七十的族人先后死于一波波的伤寒疫情。朝廷的腐败无能让他痛恨，族人的意外死亡让他痛苦，为了拯救族人和更多的百姓，他潜心研究医学，然后一边行医一边游历各地，不仅目睹了各种流行疫病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将自己多年来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经验，提高理论认识。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这个人终于写成了一部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巨著，成为我国医学史上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影响巨大的医学典籍。

这个人就是张仲景，这部医学巨著就是《伤寒杂病论》。

另一个人便是巨鹿人张角。他同样不甘于在沉默中灭亡，并且在瘟疫中看到了一丝别人想都不敢想的机会。

在伤寒横行的年代，人们不免病急乱投医。只要听说某处的某某某有祖传秘方，专治某病，不论真假，总有人要去试他一试。这时候人们听说巨鹿人张角入山采药，偶遇“南华老仙”，得授之《太平要术》，习成之后不仅能呼风唤雨，还能撒豆成兵。至于散施符水、念咒治病，则更不在话下。于是，张角自称“太平道人”“大贤良师”，创太平道——此处语出《三国演义》，故不足为信。

事实是，道教门人张角不知师从何处，竟学得一些医术，又从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得到感悟，于是在建宁年间与两个弟弟张宝和张梁来到冀州一带活动。冀州是当时的瘟疫重灾区，张角以治病为名博取百姓信任，然后暗中宣扬“举头三尺有神明，神明将按人们的善恶来增加或减少他们的寿命”之类的教义，数年之间便有了几万信徒。

不论张角是否真懂医术，但至少在包装、宣传方面，他的技能是高超的。此时他已然神化了自己，这种神化对古代愚昧的百姓而言非常具有欺骗性。既然百姓听不清他口中呢喃的咒语，看不懂他笔下歪七扭八的符箓，又跪拜过不知在何处的神明，甚至还花了身上所剩不多的钱，自当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能得到上天眷顾，远离一切疾病和痛苦——科学家及医学家早已验证，纯粹的安慰剂治疗是有效的，且有效率大概在百分之五六十，其原理简单地说就是人的自信与自我欺骗可以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

那经过张角的治疗，确有瘟疫患者得到治愈，这又如何解释呢？

其实这也好解释，历史上所谓的瘟疫多数是某种病毒感染的流行所致，而能传染人的病毒大多具有自限性，患病的人只要能扛住不死，一段时间后总能慢慢好转。

跪拜过神明，又喝过张角本没什么用的符水的百姓信心大增，因此不少人“战胜了瘟疫”。但这些人的身子好了，脑子没好，天真地认为是神明和符水起了作用，于是乎对“拯救”他们的张角佩服得五体投地，纷纷拜在他所创的“太平道”门下。

可那些身体没扛住的人呢，张角难道不怕被人质疑？没关系，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况且，在连年的瘟疫中，“必死”几乎是染病之人的共识，能活下来就算是赚到了，又哪会有人质疑呢？

于是，张角的信徒越来越多。他已不满足于冀州一地，遂派亲信弟子到天下各处传道。经过十数年的发展，太平道的势力已拓展到全国十三个州中的八个，信徒多达几十万人。当时太平道在地方上的声望之高远超官府，以至于出现这样的奇景：地方上的百姓不惜变卖财产，拖家带口地跨州越县，投奔太平道，以求能做其门下走狗。即便有数万人在途中因各种意外横死，仍不能阻止后来人的步伐。

现在看来，这已经不能用单纯的仰慕来解释，而接近于狂热了。面对此种病态的狂热，地方官府非但没有任何警惕，反而认为这是因为张角的水平高超、教化得当。

然而，虽然皇帝不管事，宦官也没心思搭理民情，但朝廷的大臣中总有那么几个是尽忠职守的。司徒杨赐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太平道潜在的危险。他向皇帝指出，张角这些人诓骗百姓，而且已经成了气候，这时候如果贸然发下海捕文书，恐怕反而会引发他们提前造反。因此，杨赐建议让各州郡的官员治理好地方，清查各地流民并将他们遣回原籍，以此削弱太平道的力量，然后再将太平道的首领们聚起来杀掉，这样整个太平道就能“不劳而定”。

可杨赐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皇帝的重视，他自己反倒先把官给丢了。还有一个司徒的属官名叫刘陶，建议皇帝应当用重赏缉拿张角，拿住的封侯，隐瞒或者故意回避的，则与张角同罪。刘陶的建议同样没有被采纳，而且皇帝怕他继续啰唆，把他派去修订《春秋条例》。

由于皇帝刘宏自己的懈怠，太平道得到了足够的发展时间，于是张角开始了他的第二步计划。

张角按地点的不同将全国的太平道信徒划分为三十六个区域，称三十六方，每方各立一个头目，称“渠帅”，其下有六七千人至万余人不等，并且开始在信徒中传播一句话：“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只从这短短十六个字，便可知张角所谋甚巨。

自秦朝伊始，统治阶级使用“五德终始说”来阐述其政权统治的合理性。汉武帝“改正朔、易服色”，根据五行相克的原理认定汉朝取代的是用黑色代表水德的秦朝，因此汉朝应该是黄色的土德。可到了王莽那会儿，他为了彰显自己篡位的合法性，根据刘歆父子的建议，认同朝代之间五行相生，并忽视国祚过短的秦朝，认定汉朝继承自以绿色代表木德的周朝，而木生火，故汉朝应为火德。后来刘秀当了皇帝，没有改变这种说法，因此东汉以红色为代表。然后呢？火生土，土就是黄色，这就是所谓的“黄天当立”。那什么时候立呢？时间也很明确：“甲子年”，也就是公元184年。

这样的分工、这样的规模、这样的口号，张角想干什么呢？

毫无疑问，他想做的只有一件事：造反。

现在谁都说不清楚张角到底是先有了造反的念头，然后花十几年时间建立了作为造反“工具”的太平道，还是在建立太平道的过程中逐渐萌生了造反的打算。抑或两者兼而有之：造反的打算最初只是一个模糊的念头，随着太平道的逐渐壮大而日渐清晰。不论如何，结论是肯定的，即到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角已经有了明确的造反打算，并且开始进行最后的准备。

三十六方太平道信徒虽遍布天下，可这是柄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如何能做到听指挥统一行动便是最大的问题：做好了，一举占领大半个天下：做不好，不免被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张角的方法是紧密加强与各方渠帅的联系。光和六年冬，张角命令自己的亲信马元义统领荆州和扬州的数万信徒开始在邺城筹划起义的准备工作，又让马元义与长安城内的内应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联系，约定在第二年的三月五日于洛阳内外同时起兵，把大汉王朝掀个底儿朝天。

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虽愿意做内应，可他们毕竟生活在洛阳城里，马元义要与他们联系，相互传递信息，在那个没有电报、电话的年代，除了口耳相传，就只能靠书信——飞鸽传书在中国流行是隋唐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书信需以人力运输。因此，马元义不得不频繁地往返于洛阳和邺城之间。

有句话叫“常在河边走，哪会不湿鞋”，最终他被抓了。

张角有一个弟子叫唐周，大概是得知张角的计划后心生惧意，毕竟造反是灭族的大罪，不是谁都敢承担这样的风险，因此他选择了退缩，并且上书揭发马元义。

这下事情再也捂不住了。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正月，马元义在河内郡被抓获，随即被押送到洛阳，施以五马分尸的车裂之刑。同时，太平道在洛阳城里的秘密组织被肃清，与张角有联系的千余人被杀死。

眼看整个计划就要流产，十多年的努力即将付之东流，张角不得已提前于中平元年二月起事。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二弟张宝称地公将军，三弟张梁称人公将军，带领数十万农民军起于四方，且皆头裹黄巾。一时间，天下响应，朝廷震动。

为什么黄巾军可以迅速形成如此巨大的声势？显然，除了张角十多年的准备，地方官府的腐败无能是重要原因。各地响应黄巾军的农民，无一不是先杀当地的地方官，拿当官的人头当投名状。地方上那些能活下来的官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跑得快。至于你说官员的职责不就是要维护地方安宁，镇压暴乱吗？不存在的，他们能不死便是本事，其他的一概不会考虑。

这就是党锢之祸绵延十多年的恶果。当大多数世家名流长期被宦官们剥夺参与政事的权利，朝廷便不得不面对官员队伍整体素质断崖式下降这一现实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三月份，北地太守皇甫嵩及时提出了亡羊补牢的解决方案：解除党锢，选取有能力和声望的人为官，镇压各地黄巾军；同时拿出皇帝的个人金库，放出皇家马厩中的好马，激励战士作战。

当然，以刘宏现在的脑子，尽管别人已经把主意拿出来，他也是没办法拍板决定的，还是得问宦官们。

好赖这次刘宏的运气不错，他问的是宦官里的一个明白人：中常侍吕强。

吕强算是个好宦官，但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他平日里并不敢和其他同僚对着干，只能独善其身。可如今国家成了这个样子，已容不得他再退缩和忍让。吕强告诉刘宏，党锢事件持续这么久，民间积怨已深，现在必须马上解除党锢，赦免那些无辜受害者，否则一旦逼得他们和黄巾军联合起来，那后悔也来不及了。

紧接着，吕强跪下，跟刘宏说：“请陛下先下令诛杀身边那些不法之徒，大赦天下党人，然后派人考察各地刺史、郡守的能力，将没有能力的一律撤职查办。如果陛下能做到这些，地方上那些盗贼就没有摆不平的。”

刘宏当时就被吕强的话吓个半死，也没想到去和他的“爹妈”商量，直接下诏大赦党人，之前因党锢被发配、流放的囚犯也一律迁回原籍，同时发天下精兵，以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为将，征讨黄巾军。而且，刘宏第一次埋怨起身边的宦官：“你们经常说党人图谋不轨，现在你们自己却与张角串通，这不是该杀吗？”

这可吓坏了赵忠、张让这些人，他们赶紧把责任往死人身上推，推得一干二净：“那些事都是王甫、侯览那些人做的。”回头，他们立即将自己家族在各地的子弟都召回家，夹着尾巴做人。

虽然吕强的一句话解放了党人，但也得罪了大多数宦官，给他惹来杀身之祸。赵忠、夏恽等大多数中常侍本来就和吕强不是一路人，现在他建议皇帝诛杀身边的不法之徒，不是明摆着要和他们作对吗！

谁是皇帝身边的不法之徒？不是明摆的吗！

于是，赵忠等人先发制人，马上去跟刘宏说吕强这个人不得了，平时常和党人一起议论朝政，没事的时候就爱看《霍光传》。吕强这是要干吗？不就是要学霍光，准备换皇帝！

刘宏一听，这还得了，马上让中黄门拿着武器去召吕强来对质。自从那天之后，吕强便知祸已从口出，赵忠、张让这些人是不会放过他的，因此回到家后就准备好了后事。

既然要做一个忠臣，吕强便不会畏惧死亡。他担心的是，即便自己遭迫害致死，也无法让朝廷这潭死水泛起一点儿波澜。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忠臣，在国家和朝廷如一潭死水般沉寂的时候，他们牺牲自己的性命化身顽石投入水中，为的只是激起改变的涟漪——这就是死谏。

当宦官们明火执仗，举刀来到吕强府上时，吕强早已料到这个结局。他自知不可能从张让等人手上活下来，干脆自尽，临死前还大声疾呼：“我死后天下就要乱了！大丈夫要尽忠报国，怎能面对狱卒祈求苟延残喘！”

可吕强没想到，自己为警示皇帝的自戕，在赵忠等人的巧舌如簧下却变成他有罪的证据：“陛下，您看，吕强这个人一听说陛下召见就自杀了，这不是他有罪心虚的表现吗？”

刘宏会怎么说？他自然是觉得“母亲大人”赵忠言之有理，于是下令搜捕吕强的宗族，将吕家财产充公。

正直的宦官下场尚且如此，朝中大臣便更加不堪。河内人向栩当时做侍中，因为见皇帝容易，就时不时对为非作歹的宦官进行讽刺，结果被张让污蔑和张角勾结而被杀。

郎中张钧在朝堂上公开上书，称张角之所以能成气候，实在是“十常侍放纵子弟、亲族、宾客占据州郡，侵掠百姓，谋财害命”所致，因此他主张“斩十常侍以谢百姓”，这样一来，“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

让刘宏杀“十常侍”，这不是让他杀自己的父母吗？如此“大逆不道”的事，刘宏怎么能接受！于是，他当众大发雷霆：“张钧就是个疯子！难道‘十常侍’里就没有一个好人吗？！”

眼见皇帝如此愤怒，宦官的爪牙马上出来捏造事实，说张钧这个人曾经学过太平道。张钧随即被下大狱，很快便死在狱中。

这样的高压让满朝大臣噤声。不过，虽然张让、赵忠等人在朝中可以翻云覆雨、颠倒是非，但他们对付不了张角的黄巾军。好在朝廷还有卢植、皇甫嵩顶着。

开始的时候，由于朝廷没有准备，黄巾军确实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当朝廷的正规军出场之后，黄巾军组织松散、训练及装备不足的缺点便暴露无遗。而且，黄巾军在历史上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军事组织。别的队伍都以男性青壮年为主，抓壮丁也是抓年轻男性，黄巾军却是一个奇怪的组织，军队中从将军到士兵，几乎人人拖家带口，一个人参加黄巾军，恨不得把全家老小一起带在身边。因此，黄巾军的队伍虽然看起来人数众多，真正的作战人员却不一定多。自始至终，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黄巾军的战斗力。

既然黄巾军有这么多弊病，那可以预见的是，只要朝廷派出带脑子、会作战的将领，击败他们只是时间问题。果不其然，北中郎将卢植出征后与张角激战数场，汉军接连获胜，逼得张角退守广宗城。随后，卢植开始在城外造高墙挖深堑，准备困死城里的张角等人。

这时候，刘宏开始了他的“骚操作”。他获悉惹得大半个天下震动的张角已经被包围，大喜过望，马上派出一个叫左丰的小黄门去前线视察军队。

这个代表皇帝的左丰到了军中，卢植并没有给他好脸色看。别人劝卢植贿赂左丰，好让他在皇帝面前说句好话，却被卢植严词拒绝。

跑了一圈，除了一身臭汗，左丰没捞到一点儿好处，气自然不打一处来，回到皇宫就开始捏造事实，说广宗城里的黄巾军仅剩一口气而已，只需要一次进攻就可以解决。可卢植在干吗呢？他什么也没干，只是把军营的防守修得非常坚固，士兵们则处于放假休息的状态。他这是在坐等老天来诛杀张角！

刘宏一听，怒了，马上让人用囚车将卢植押回洛阳，以东中郎将董卓替代卢植，继续进攻张角。

其实，卢植的方案是有道理的。这个时候张角虽然打了败仗，缩在广宗城里，但和卢植的队伍相比，他的手下不是多，而是多得多。因此，坚壁围城，把黄巾军困死、饿死在广宗城里是最佳方案。董卓可不管这些，作为开启三国乱世的男人，他的第一次登场一如他之后的表现，都不怎么好看。在董卓连续几个月攻广宗城不下，还折了一阵之后，刘宏让他去职抵罪。

接下来，刘宏换上的是皇甫嵩。

皇甫嵩是东汉末年朝廷真正的名将，以其讨伐黄巾军时的表现看，如果他晚生个二三十年，大抵能在三国的名将中占有一席之地。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四月，皇甫嵩和朱儁受命率军讨伐颍川的黄巾军，但此时他们只有四万人，而颍川黄巾军的渠帅波才手下则有超过十万人。讨伐战开始后，朱儁的队伍首先和黄巾军交战，结果被黄巾军击败。朱儁的失败使得皇甫嵩不得不退守长社城，而得胜的波才大兵压境，将长社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虽说皇甫嵩手下是朝廷的精兵，但人数远处于劣势，又是新败之后困守危城，士兵们不由得心生惧意。要不是周围还有人看着，不少人早就翻墙跑路了。这时候仍然镇定的只有皇甫嵩，他召集所有军官开了一次战前会议，告诉他们，打仗靠的不是人多，而是因地制宜，出其不意。

那怎么出其不意呢？

皇甫嵩早有计策，他以当年用火牛阵大破燕军的田单自比：“黄巾军的营寨用草木搭建，只要来一阵风，很容易就能被点燃。如果我们在夜里突然放火，敌军必然大乱，这个时候出击足可以立下当年田单那般的大功劳。”

主帅的胸有成竹给了下级军官信心，下级军官的信心又影响了基层士兵的情绪，于是大家都镇定下来。更重要的是，当晚风真的来了。

感受着迎面刮来的大风，皇甫嵩赶忙让士兵们带着引火的稻草、树枝在城上集合，又派出数十名精锐士兵，让他们携带易燃物品趁着夜色悄悄地翻出城，于黄巾军营地的上风处纵火。城里的士兵见远处起火，也点起无数火把，同时摇旗呐喊，原本宁静的黑夜瞬间变得混乱、嘈杂。

震天的喊杀声惊醒了熟睡的黄巾军将士，四处亮起的火光让黄巾军乱作一团。在城头观望的皇甫嵩眼见时机已到，马上让手下擂鼓助威，自己亲率士兵冲入敌营。慌乱的黄巾军哪里有抵抗的心思，大部分人一听到喊杀声便已抢先一步逃散，连汉军的人影都没见着。

皇甫嵩继续指挥队伍追击逃散的黄巾军。这时候，朝廷派来增援的另一支队伍也到了，两支军队合二为一，与黄巾军大战一场，歼敌数万，击溃了颍川的黄巾军。接下来，皇甫嵩乘胜再战，在阳翟斩杀颍川黄巾军的渠帅波才，又在西华县击杀汝南黄巾军的渠帅彭脱。旬月之间，除张角外，黄巾军最大的两支主力都被皇甫嵩击败，他也凭此战功获封都乡侯。

另外插一句，长社城外奉命赶来的那支汉军，为首的将领是当时任骑都尉的曹操。

皇甫嵩再接再厉，很快又在仓亭斩首七千，生擒东郡黄巾军渠帅卜己。朝廷一看这家伙行啊，便赶紧让他去广宗城接替董卓，消灭全国最大的一支黄巾军队伍。

皇甫嵩跟董卓的私人关系还算不错，此次接替朋友对敌，自然十二分地上心。他一到广宗城便和黄巾军的主力打了一仗，败北。

虽然败了，但皇甫嵩发现了三个问题：第一，黄巾军的主力，或者说黄巾军里有一支队伍战斗力强悍，不可轻视；第二，经过几个月的围城及反复的拉锯战，汉军都拿黄巾军没办法，导致黄巾军的士兵普遍有轻敌情绪；第三，率领黄巾军主力出战的不是主帅张角，而是张角的弟弟张梁——当然，这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顶多就是个疑问。

针对前面两点，皇甫嵩决定高挂免战牌，让士兵们闭营休息，只派出侦察兵静观黄巾军的变化。黄巾军见汉军这边来了一个新统帅，一开始还有些兴奋，日日前来叫阵。可汉军这边始终没人回应，于是黄巾军开始隔天来一次，然后隔两天来一次，再然后……

看来汉军新来的统帅跟前面那个胖子没什么区别，一开始看着挺凶，打起仗来其实也就那么回事，过一阵子怕是就要回去了。于是，黄巾军干脆学汉军闭营休息。

这时候，旁观已久的皇甫嵩察觉到了黄巾军的懈怠。某天夜里，他亲率精兵趁着夜色悄悄地出了军营，偷偷来到黄巾军大营前。士兵们把随身携带的干粮吃了，然后静静地潜伏，只等雄鸡报晓。在第一缕晨光还未刺破黑夜之时，众人在皇甫嵩的指挥下一起杀出，向黄巾军大营发起猛烈的攻击。

多日未曾作战，黄巾军歇得都已经疲了，面对突袭完全来不及调整状态。在长官的催促下，很多人装备都没来得及穿好，只随手抄起兵器就着急忙慌地上了战场，饿着肚子从黎明一直打到下午饭点(晡时)。终于，黄巾军顶不住了。为了争取活命的机会，士兵开始撤退，然后就是整条阵线的崩溃。

黄巾军一退，汉军越战越勇。最后，张梁战死，三万多黄巾军被斩杀，更有五万人在逃跑途中被汉军追赶，淹死在黄河里。

皇甫嵩顺利地消灭了黄巾军主力，占领广宗城。进城之后他才知道，那个号称以符水神术治病、无所不能的张角早已死在广宗城里，而且是病死的。

这多少有点儿讽刺，但皇甫嵩可不管这些，他毕竟是个认真的人，嘲笑死人不是他的兴趣爱好。秉持着严谨的态度，他命人将张角的尸体掘出，验明正身之后让手下一刀砍下张角的脖子，传首京师。

消灭了黄巾军的主力，其他的残余力量便更不能抵挡皇甫嵩麾下的汉军。

这一年的十一月，在下阳曲，皇甫嵩斩杀了张宝，并且消灭黄巾军十多万，直杀得尸横遍野。

面对满地的尸体，将士们开始犯愁：怎么善后？这时皇甫嵩手一挥，命令手下造一座“京观”。

这个“京观”不是一种景观，更不是一座道观，而是一个专有名词。明代历史学家张岱在他的《夜航船》中是这么记载“京观”的：京，谓高丘也；观，阙型也。古人杀贼，战捷陈尸，必筑京观，以为藏尸之地。古之战场所在有之。

也就是说，所谓京观，就是一个塑成高丘形状的东西，但用的材料比较特殊，不是泥土、沙石，而是人的尸体。建这东西无非是对敌人起到强烈且持久的震慑作用。当然，虽然张岱不说，但掩埋尸体、防止尸体腐烂引发瘟疫，大概也是其作用之一。而且，京观这东西不是汉代人发明的，而是古已有之。

那有人就要刨根问底了：这个“古已有之”究竟可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左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为争霸中原，楚、晋两国爆发邲之战，战争最终以楚国的胜利告终。这时候，面对大量战死的晋军将士尸体，楚国大臣潘党建议楚庄王把晋军的尸体收集起来做成京观，这样才能把战功展示给子孙，让他们不忘祖先的“武功”。而楚庄王是这样回答的：“什么是‘武’？‘止’‘戈’才是‘武’。武王伐纣后曾作《武》篇，里面说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这七样我一样都不具备，有什么功劳好展示的？古代圣明的君主讨伐不听王命的国家，杀掉首恶分子并将其埋葬，作为一次大杀戮，这才有了京观。它是用来惩戒罪恶之人的。现在晋国的士兵不过是在为他们的国君尽忠，何罪之有，又怎么能建造京观呢?”

由此可见，京观的出现确实是极早的事情。虽贤明君主不屑为之，但在皇甫嵩看来，黄巾起义对国家是严重的打击和分裂行为，黄巾军自然是极恶之人，造一座京观警示后人似乎也无不可。

虽然声势浩大的黄巾军在几个月内便被皇甫嵩镇压大半，其主力几乎被消灭殆尽，刘宏也在这一年年末顺势改元“中平”以示纪念，但政治的黑暗和腐化远不是单纯的军事胜利能够改变的，反而随着反抗和起义的暂时被镇压而变得更加严重。刘宏受了黄巾军的刺激，深感人生苦短，愈加体会到及时享乐的重要性，于是越发地骄奢**逸。然而，皇帝也是人，要玩也得花钱。这钱从哪里来？第一个办法是加税。在张让、赵忠的鼓动下，刘宏宣布增加田税，标准是每亩十钱。

田税这东西取自有田地的百姓，这些人本就是社会的最底层，就算绞尽他们又能榨出几滴油？况且，汉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大部分地已落入地主或者贵族手里，无地的流民、佃户越来越多，而这些人都是不上税的。因此，增加田税这件事非但不讨人喜欢，而且行之也不怎么有效。于是，被逼急的刘宏激发出脑袋中不多的潜能，想到一个老祖宗们操作多年且行之有效的办法——卖官。

事实上，刘宏不但公开卖官，而且为了用有限的官职卖出更好的价钱，他还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创新。虽说自己没能力设计新的职位，但刘宏突破以往思维的禁锢，想到了一个办法：增加原有官职的人数，即某一个职务可以由几个人同时担当。

国人历来重视职位的高低排位，现在几个人任同一职务，大家职权相同、等级相当，怎么区分呢？

好说，只需要在职位前冠以“前后左右”“东南西北”便可，排名不分先后。

这一下，朝廷官员平白增加了数倍。机会多多，来者不拒，公等欲光大门楣，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虽说自汉文帝起，汉朝的皇帝便有卖官的习俗，武帝更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支援对外作战而设立武功爵。但为了圈钱公然地把朝廷的实权职位明码标价，争相贩售，做到刘宏这种地步的，之前没有，之后大概也不会有。比如关内侯的爵位，刘宏的标价是五百万钱一个。就连朝廷地位最高的三公，也有明码标价：一千万。

可能有人会问：我能不能光凭声望、能力、功劳坐上高位？

实话实说，我也不敢说你一定不行，但至少非常难。因为段颎、张温都是当世的名士，而且有公认的功劳在身，却仍得先交钱才能“论功行赏”，坐到三公的位置上。

当时的廷尉崔烈也想过一把做三公的瘾，可千万的价格是他不能承受的。不过，崔家是名门大族，自然与寻常人不同。他思来想去就有了办法：走后门。崔烈也不知道靠什么手段，通过皇帝身边一个姓程的奶妈，最后花五百万得到了三公中的司徒一职。

这种事情大家心知肚明，做了也就做了，可刘宏的脑回路就是和常人的不一样。崔烈被任命为司徒的当天，刘宏出席了任命仪式。等大家给崔司徒祝贺完毕，刘宏先是发出一声叹息，然后冷不丁地来了一句：“可惜啊，要少了，不然可以多拿五百万。”

百官们听罢一愣，都不知道怎么接话好了。这时候，一旁的程奶妈第一个不乐意，马上站出来说：“陛下说的是什么话！崔大人是冀州的名士，这样的人怎么会出钱买官！他的官位明明是我帮他弄的嘛，要不是我，陛下连这五百万也拿不到，有什么好埋怨的！”

由此可见，朝廷已腐败至极。而沉溺于享乐的刘宏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被琴瑟的靡靡之声堵塞了双耳，被宫女的美色蒙蔽了眼睛，完全不知道当时国家已陷入内外交困的绝境。

在国家之外，羌人、鲜卑接连寇略边境；在国家之内，张角三兄弟虽死，但各地黄巾军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全国多则两三万人、少则六七千人的起义此起彼伏，不可胜数。在西边，凉州从事韩遂在羌人的协助下纠集起数万骑兵，打着消灭宦官的旗号直入关中；在北边，前任泰山太守张举拥十万之众自称天子。

外界已然如此混乱，刘宏却还没有清醒的认识。他寻欢作乐，夜夜笙歌，又醉生梦死地过了几年，终于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把自己和汉王朝一起送上了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