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曹节等人得了皇帝的准许，在朝中大肆缉捕党人，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昱、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六七百人遭到牵连。而且，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党锢事件不断扩大，社会上的世家名流大多被扣上党人的帽子遭到禁锢，并被剥夺参与政事的权利，帝国政治进入至暗时刻。

这里面涉及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上的宦官能有如此的破坏力？他们掌握权力之后难道就不能像那些贤臣、能臣一样，为国家和百姓服务吗？

简单地说，答案是不能。

但要说清楚为什么“不能”，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们得先从阉人的起源说起。

所谓“宦官”，指的是那些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很多人把宦官和阉人等同起来，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在东汉之前，正常男人和阉人都可以做宦官。直到东汉开始，宦官才必须是阉人。

阉人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历史上各大文明古国都曾出现过，但历史上能够长时间、大批量地出现阉人，乃至形成一种所谓的阉人文化，则是中国独有的。

至于为什么会产生阉人，这是个说来话长的故事。

我们知道，阉人是一种极其残酷的宫刑的产物。宫刑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尚书》中，而《尚书》最晚是先秦或者西周时期的作品，因此阉人在中国的出现亦是极早的事情。

宫刑之于男性，最初是用来处罚罪犯或战犯的，初衷大概是杜绝这些“劣质人群”产生不良后代。但经过观察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些被“去势”的男人不仅丧失了生育能力，而且随着体内雄激素的缺乏，声音、外貌都发生了改变，性格也趋于软弱、温和，尤其对于平日管理他们的“主子”而言，“奴性”二字展露无遗。这一变化被统治者们敏锐地观察到，于是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阉人们被安排在最适合他们工作的地方——统治者生活的宫殿。

之所以说统治者的宫殿最合适阉人工作，是因为那里的男女比例不是失调，而是崩溃。为了满足统治者某种不可描述的欲望，可以的话，他们自然希望围绕在自己身边的都是年轻、有姿色的女性。但事实是，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需要更有体力和精力的男性去完成，于是便有了最初的宦官。

一开始，宦官是由正常男性担任的，这就会有麻烦。于是，后来宫里宦官中阉人的比例越来越高。

西汉亡于外戚王莽之手，所以东汉建国伊始，光武皇帝刘秀便借前车之鉴，规定外戚不能封侯，又规定宦官必须是阉人。想出这样的制度，在当时的刘秀看来自己简直英明神武。

可出乎刘秀预料的是，这样完美的制度在他身后出现了他当时想象不到的问题：宦官能造成的破坏力丝毫不比外戚小。东汉是宦官和外戚搞坏的，这句话不仅后来人同意，即便在当时，也是世人的共识。

在东汉，宦官之所以能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力，原因首先出现在皇帝身上。纵观刘宏之前的东汉皇帝，除了世祖光武皇帝刘秀活过了六十，其他人的寿命普遍很短。刚刚驾崩的三十六岁的桓帝刘志，按寿命算竟忝居三甲之列，还有四帝死时甚至未满十岁。皇帝早逝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是太后主政，但这些年轻的寡妇足不出宫门，想把控朝廷及国家，就不得不依靠身边最亲近的也是唯一的一群人——宦官。

宦官里有没有好人、能人？有，比如一说到东汉最有名的宦官，那非改进造纸术的蔡伦莫属，但这类人在宦官集团里永远是少数。在历史上有名的宦官中，恶人的数量远比好人多得多。

这其实是必然的事情。如同一个人失去视力之后，听觉和触觉往往会变得敏锐，异于常人。这是人的身体机能的一种代偿机制。阉人也一样，宫刑对男性的破坏性实在太大，它不杀人，却剥夺了受刑者作为男人的资格。因此，阉人身体上的残疾同样会导致人格上的残缺，使得他们大多有一种变态心理，急切地希望通过对某种事物的过度获取来补偿自己生理上的缺陷。而能够与失去作为男人的资格这种伤害对等的，绝不仅仅是五感的愉悦或者金钱、食物、豪宅这么简单的事物。而且，偏不巧，阉人又离这种事物很近，几乎比所有人都近。

是什么竟如此强大，能够让失去生殖能力的人忘却自己生理上的缺陷，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呢？

它叫“权力”。

这恰巧是身处皇宫的宦官最容易接触到的东西。由于统治者在平时的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人是宦官，所以宦官对统治者的影响逐渐变大，甚至能将其与外界隔离。只要宦官有坏心思，他们就能将统治者蒙蔽或者孤立，从而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要知道权力这东西在没有理想和道德约束的情况下就是毒品，会让人上瘾，难怪宦官在它面前会前仆后继，乐此不疲。这也是为什么宦官掌握权力之后不能像历史上那些贤臣、能臣一样，用它去为国家和百姓服务。

有人或许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历史上，早年受权臣控制、后期扳倒权臣的皇帝不少，但早年遭宦官蒙蔽、长大后摆脱宦官蒙蔽的皇帝却寥寥无几，这又如何解释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还是因为宦官是皇帝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一群人，而大臣不是。这就好比你被困在密闭的房间里，如果时不时有个家伙进来放个屁，放完就走，这对你是莫大的摧残，你必然对他恨之入骨。不过，如果是和你同处一个房间的人不断放屁，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臭，但时间一长你便觉不出臭来，甚至会产生“空气本就该是这个味”的幻觉。如果有人长期身处这样的环境，还能觉出臭来，那这个人的嗅觉肯定有问题。

刘宏的嗅觉显然没有问题。因此，从十二岁开始就被宦官围绕、架空的他，被宦官蒙蔽而觉察不出他们的奸诈、险恶，就是必然的事情。

对于时局的好坏，处于社会顶层的刘宏是最缺乏直观感受的。尽管社会已经很乱，但没人告诉他乱成什么样了，因此他也不关心。从另一个角度讲，对于刘宏来说，既然下面的人不说，那就意味着还没有出现能动摇他的位置、值得他注意的事情。

既然如此，何不及时行乐？

东汉时宦官众多，而宦官中又以中常侍、小黄门和中黄门地位最为尊贵。这里有个颇为有趣的冷知识：宦官的这三个等级，地位高低是以平时离皇帝的远近为标准的，中常侍地位最高，小黄门次之，而名字上占便宜的“中黄门”地位则在小黄门之下。作为东汉最昏庸的皇帝(没有之一)，刘宏对宦官的信任和依赖到了一种空前甚至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当时，宦官集团以张让等十个中常侍为首，史称“十常侍”。刘宏曾经说出这样的话：“张常侍(张让)是我爹，赵常侍(赵忠)是我妈。”既然如此，他便把朝政放心地交给“爹妈”处理，自己则将精力用在其他事情上。

刘宏不仅对文学感兴趣，在诗词歌赋上小有成绩，对发明创造也有研究，甚至还研究出简易的自来水和排水系统。有段时间，他对体验百姓生活产生兴趣，便在皇宫里开设集贸市场，以宫中珍宝充当货物，任由宫女们偷窃、贩卖。但这些都只是刘宏的业余爱好，有一件事情则是被他视为主业并致力一生的。

这件事肯定不是做皇帝，是什么呢？

享乐。

虽然“享乐”一词过于笼统，但对于一个给宫女们发明开裆裤，以最大限度地方便自己的皇帝而言，恐怕不需要我再多说。

将权力放给宦官后，刘宏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的**最终在十五年后结出了恶果。政治的黑暗导致时局混乱、民不聊生，百姓要活下去，既指望不上皇帝，也指望不上官员，只能指望自己。于是，先有会稽人许生起于句章，西南夷民反于益州，后有合浦、交趾、巴郡、江夏、苍梧、桂阳等地百姓揭竿而起。

最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由巨鹿人张角领导、席卷大半个天下的黄巾起义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