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班超的努力下，汉朝第一次取得了对西域诸国几乎完整的控制权。这已经是前所未有的成就，班超却还不满足。他想让汉朝的影响力跨过西域，继续往西延伸，传到世人口中的世界另一强国——大秦，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罗马帝国。与此同时，朝廷也有联合大秦的意愿，希望两家合作，东西夹击，彻底消灭北匈奴。

这个时候班超已经六十五岁，况且他身为西域都护，有镇守西域的重任，是不可能亲自出马的。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组织了一支使团，并派自己的一个得力助手率领使团出使大秦。

这个得力助手名叫甘英。

甘英虽然不是最初跟随班超出使西域的三十六人之一，但他跟随班超多年，班超对他的能力应该很有信心，因此才将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甘英的使团从龟兹出发，越过葱岭，经过大宛和大月氏，进入安息帝国，最后一行人抵达安息旁一个叫条支[13]的国家。

条支是个临海的国家，这里距离汉朝的洛阳有足足两万五千里远。据甘英一路上得来的信息，从条支的港口坐船过海可以到达大秦。

这里的“海”，大概率是现在的波斯湾。作为第一个抵达波斯湾的中国人，自小生长在内陆的甘英站在条支的海边，眼前一望无际的碧蓝之水给予他的不仅仅是视觉的冲击，还有神秘和未知。

从未有过航海经历的甘英不得不向港口的船员请教，结果问到一个来自安息的船员。这个船员得知汉朝使者要到大秦之后，跟甘英说：“海是非常宽广的，要从这里坐船到大秦，一路顺风的话需要三个月时间；如果风向不对，那得两年。所以，入海的船上都得准备三年的粮食，而且海中还有能蛊惑心智、诱人自杀的海妖。”

甘英不知道这完全是安息船员的夸大其词。根据现代的测量结果，波斯湾两端最宽的地方不过相距三百三十八公里，顺风的话，不出十天就能打个来回。甘英听了船员的话，低头沉思了一会儿，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停止前进，返程。

这是一个谜一样的决定。

安息船员之所以夸大困难诓骗甘英，大概是出于维护自己国家安全考虑，毕竟安息处于大秦和汉朝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旦两个国家形成联盟，那夹在中间的安息帝国，生存将愈发困难。

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说得通的，但甘英的决定就让后人难以猜测了。

甘英的使命是出使大秦，为什么他会在没有遭受重大人员损失或者不可抗因素的前提下选择放弃任务？

这个问题史学界历来有诸多说法：有说是因为安息的内乱；有说是因为甘英不懂航海，受了船员的欺骗；有说是因为甘英胆小，被安息船员的话吓到了；更有甚者，说吓到甘英的不是航海的艰难，而是安息船员口中的海妖。

这就太扯淡了。

甘英是班超的副手，作为跟随班超闯**西域且得到班超肯定的手下，甘英最不缺乏的大概就是知难而上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不管前路如何艰难，他或许会迷茫，但绝不会胆怯，不然绝不可能从龟兹走到条支。而且，如果甘英畏惧入海，实在不行，他可以沿着波斯湾前进，多花点儿时间同样能到对岸，何至于掉头就走呢？

其实，若清楚甘英的性格和经历，再结合朝廷派他出使的初衷，就不难猜测他返程的原因——如果不是死亡，就只有一个原因能让甘英放弃，那就是甘英觉得大秦和汉朝相距太远，已经远到失去了两家联合的战略意义。

甘英大概是信了船员的话，以为从这里到大秦，走水路还得好几个月。要知道，条支距洛阳两万五千里，距龟兹也有一万九千里。要是从条支到大秦走水路顺风还得三个月，那两地间的距离至少在两万里以上，这个距离实在太远了。这么远的距离，最多也就是通商，基本不能实现两国朝廷间良好的沟通，更别说夹击匈奴了。

既然失去了军事上深入合作的价值，那就不需要再前进了。险不是不可以冒，但前提是要有价值。冒无谓的险，那只是莽夫所为，算不得勇敢。

甘英还算顺利地回到了西域。这次出使行程共三万八千多里，虽然没有到达大秦，但甘英对所过地区的习俗、物产、地形、气候以及各城镇之间的距离做了详细的记录，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并且传达了汉朝与各国沟通交流的愿望。中国使者的到来引起了红海彼岸其他国家的关注，诸如莫恰(今也门木哈)和阿杜利(今埃塞俄比亚马萨瓦港附近)率先表达了与中国缔结盟约的愿望。公元100年，他们派使者来到东汉首都洛阳，向汉和帝进献礼物。

但汉朝和大秦的故事远没有结束。公元166年，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派遣使者自埃及出发，经由印度洋、太平洋，到达汉朝辖下的日南郡，然后北赴洛阳，开创了中国、罗马两大帝国直接通使的纪录。至此，班超半个多世纪前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当然，现在有人考证，大秦其实并不是指罗马帝国，而是指波斯帝国。所谓的海，也不是波斯湾，而是里海。我并不擅长历史考据，也无暇去核对当时班超想去的大秦究竟是罗马还是波斯，更不知道当时甘英到底是到了波斯湾还是里海，因为这些都不应当成为妨碍甘英在人们心中作为一个传播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英雄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