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平年间，在西域诸国活跃的汉朝人，有勇气、有能力且不畏生死的，绝不止班超及其手下区区数十人，耿恭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耿恭的出身可不一般，他是位列云台之上的建威大将军好畤侯耿弇的侄子。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官二代，作为真正的将门之后，耿恭是有真才实学的。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冬，他以军司马一职成为出击车师国汉军中的一员，在战斗中颇有功劳。击破车师国之后，耿恭被封为戊己校尉。

戊己校尉是汉朝西域驻军中除了都护之外的另一个要职，手下有军屯士兵数百。耿恭带着数百人屯守车师后国的王庭金蒲城，另一个同为戊己校尉的关宠则屯守车师前国柳中城，与都护陈睦一起，在车师国的地盘上成三角之势，互为依托。

此三角之势虽成，但并非就能将车师这一隅之地守得如铁桶一般。都护府设立后也就四五个月的时间，北匈奴单于便遣左谷蠡王率骑兵两万前来挑衅。汉军屯田之士虽个个悍勇，无奈人数实在太少，即便人人以一当十，也难以抵御两万骑兵的进攻。

耿恭那里的形势尤其凶险：先是他派去增援都护陈睦的三百步兵中途被匈奴的大队伍拦截，汉军将士虽死战不退，但仍寡不敌众，自司马以下三百将士全数惨遭屠戮，而后匈奴骑兵攻破车师后国，杀车师后王。

接下来，匈奴兵临金蒲城下。

耿恭手下士兵人数虽少，可气势一点儿不弱。面对匈奴人汹汹的攻势，汉军将士依靠金蒲城并不算坚固的城墙，与数十倍于己的匈奴人对拼。耿恭亲自上阵，登城搏杀，士兵们个个拼命，一时之间并未落入下风。

可这并不是办法，几百人对战两万人，光不要命那可不行。兵法有云：“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要战胜敌人，攻心无疑是最有效的办法，必须得让匈奴人感到恐慌，从心理上打败他们，才有可能获得胜利。话虽然没错，可要从心理上瓦解敌人，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现在汉军处于绝对劣势，可以说什么都缺，尤其缺时间，于是耿恭不得不想点儿歪门邪道的偏招。

其实都这个时候了，困守孤城，内乏粮草，外无救兵，哪怕耿恭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即便是偏招，大部分恐怕也只能想想而已。不过，人急拼命，狗急跳墙，最后还是让耿恭想到了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听起来有些为正道人士所不齿：在武器上涂毒。

《后汉书》上记载，耿恭让手下用毒药浸泡箭头，然后派一个嗓门儿大的军士在城头大喊：“汉军士兵的箭矢有神力加持，凡中箭者，伤口就会和寻常的不同。”

随后耿恭命人以强弩居高临下将毒箭射出，匈奴中有中箭的，回去以后发觉不仅痛感比平时明显，而且伤口异常红肿，竟然还不断地冒泡，仿佛沸腾了一般。

对于这样的异象，迷信的匈奴人闻所未闻，再一联想到之前汉军的喊话，顿时觉得真的有神明在背后支持汉人，于是心生惧意。

这里有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耿恭被围在金蒲城里，吃喝可能都发愁，哪里来的毒药？进而我们又可以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古时候传说中刺客手上那见血封喉的带毒武器，涂的究竟是什么毒药？

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古代的毒药几乎不能化学合成，绝大多数只能从动植物中提取。比如大名鼎鼎的箭毒蛙，它是一种可重复使用且无环境污染的毒药来源，人们只需要用武器在箭毒蛙的背上划一下，即可使武器沾上箭毒蛙的皮肤分泌的毒素。

可是箭毒蛙原产于中美洲及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之中，在地球另一面的中国人是看不到的。但这也无妨，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同样发现了许多可以用于捕猎或者杀人的毒药，比如俗称“见血封喉”的箭毒木、乌头草、曼陀罗花等，从这些植物中提取的汁液就是厉害的毒药。当然，如果胆子够大，从毒蛇的毒腺中提取毒液也是一种办法。

可以上这些对于耿恭而言并无用处，因为从动植物中提取的毒性物质大多都得现做现用，难以运输和长期保存，时间一长，其毒性就会消退。对于被困在西域小小一座孤城里的汉军，临时要毒药，去哪里寻得？而且，此类毒药多是神经毒素，中毒后人可能会丧失意识，会呼吸麻痹，会口吐白沫，会四肢抽搐，伤口处却不会冒泡。

那耿恭用的是什么毒呢？难道他是隐藏的化学家，临时配置了新品种？

其实，稍微有些现代医学常识的读者，从“伤口冒泡”这四个字就不难判断，这是伤口被细菌感染的症状，而且是产气菌感染。产气菌，菌如其名，感染发作的表现之一便是会产生大量的气体，这就是感染之后伤口会冒泡的原因。

此类细菌在自然界非常常见，人和动物的肠道内就有着数量众多的产气菌。细菌加强了武器的威力，即使在战场上没被击中要害，只是破皮见血，在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古代，随之而来的全身感染也能让伤者生不如死。

因此，耿恭很可能只是简单地就地取材。如果士兵中有正犯病拉肚子的，那就更好办了——这样一说，耿恭的做法似乎不但偏门，还有点儿让人吃不下饭。

这招应该不是耿恭首创的。虽然它不怎么光彩，但它无疑是一个成本低、效率高、简单易行的方法，于是顺理成章地被人学去了。后来，蒙古骑兵就很喜欢没事的时候把自己的箭插在牛马的粪堆上。从远处遥望过去，一坨粪便上插一把箭矢，仿佛在给未来的敌人上香。等到上马出征之前，把箭从粪堆里拔出来，擦干净放入箭壶，就成了最原始的生化武器，威力不可小觑。临阵之时，若被蒙古人一箭射死倒还痛快，倘若侥幸没死，后面伤口感染，能把人折腾得生不如死，实在说不上“侥幸”。

当然，实话实说，上面这段有一句是我自己想象出来随口编的，并没有依据。为了显示文章的严谨，我不得不交代清楚，免得有人觉得我在一本正经地胡诌。

我编的是“擦干净放入箭壶”这一句。

不管怎么样，耿恭的目的达到了。碰巧这时候又遇上当地一年没几次的暴风雨，漆黑的天空被闪电划破，一阵阵惊雷滚滚而来，仿佛天地的震怒，更把匈奴人的胆气削弱了八九分。

耿恭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好时机，他决定一鼓作气，趁着大雨率全部士兵出击。此时匈奴人内心正受着神明的惩罚，在雨中疏于防备，等反应过来时，汉军的刀已经架在他们的脖子上。随后漆黑一片中四处响起喊杀声，匈奴人乱作一团，汉军以极小的代价杀伤数千人，又顺利退回城中。

待到暴雨停歇，匈奴人稳住阵脚，首领们便开始讨论撤退事宜。理由嘛，也很快就商量好了：汉兵有神明相助，真是太可怕了。

这个理由不但充分、必要，而且让人无法反驳。

其实，这个时候匈奴的人数仍是城里汉军的数十倍，而且经过连天激战，耿恭的手下不是强弩之末也差不多了。只需再等上一段时间，内无粮草，外无救援，还怕他耿恭能翻出天来？如果实在等不了，只要匈奴人悍不畏死，再填进去几千人，定能将小小一座金蒲城夷为平地。可匈奴人虽多，谁又愿意做那冲在前头填进去的，为后面的人做嫁妆？

算了吧，再为这小小的一座金蒲城和数百不要命的汉军死磕，说不准什么时候自己的小命就没了，怎么看都不划算。

于是，被汉军前一晚的突袭吓破胆的匈奴将领们心照不宣，纷纷表示同意退兵，毕竟人再强，怎能和神明相比？留下来无非徒增死伤而已。况且根据匈奴人的理解，神明不会一直待在某个地方不走，汉军也不会永远都能得到神明的眷顾。早一些撤走，来日准备好了再战，可以减少士兵的伤亡。

换一种说法，匈奴人的行为可以解释为“及时止损”。

靠着勇敢、偏招和运气，耿恭挺过了匈奴人这一轮凶猛的攻势。他在城头眺望远去的匈奴骑兵，仍心有余悸，还得担心匈奴人不知什么时候会来的下一次进攻，毕竟两万人没拿下只有几百人的一座孤城，这口气换谁都难以咽下。

因此，匈奴将再次进攻，是想都不用想的事情，只是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而已。

这时候最安全、稳妥的办法，当然是撤回汉朝境内。只要入境，匈奴哪怕再多两万人，也未必敢有什么动作。可撤退必须有皇帝的指示，逃兵是万万做不得的。想要朝廷的增援也不切实际，毕竟再多几百援军，对局势也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而如果援军数量增加到几千甚至几万，那就不得不面临补给的重重困难。

因此，耿恭只能靠现有的力量解决即将到来的问题。

可他手上就那么几百号人，进攻肯定不足。而金蒲城虽说是车师后国王庭所在，但西域诸国都缺乏坚城，金蒲城也就比四处漏风强点儿。等匈奴人缓过气再来一拨，薄弱的城墙加上匮乏的资源储备，防守十分勉强。于是耿恭不得不开始考虑另觅他处做基地，以防备匈奴的下一次进攻。

最后，经过耿恭亲自挑选，疏勒城成了汉军新的屯田据点。

果然，不出所料，五月耿恭移防疏勒城，七月匈奴的骑兵便再次出现在疏勒城外。

耿恭挑中疏勒城，除了因为此地位于天山北麓，是扼守天山南北两道的咽喉要塞，更因为城边有条山涧。谁都知道，水在大漠中太重要了，活水对于一座城的意义，比一条金脉更吸引人。

耿恭占据疏勒城，以活水为引，两个月间招募了一批当地青壮年补充队伍，这时候手下竟也有了数千人。

之前只有数百人，耿恭尚能一战，现在有了几千人，耿恭更是意气风发，干脆趁匈奴人不备，率所有士兵向匈奴的先锋队伍发动进攻。

匈奴人一时大意，没想到耿恭敢主动进攻，打头的将领一下子慌了神，先锋队伍片刻间竟被耿恭的人冲得七零八落。不过，匈奴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主力队伍很快就赶到了战场。耿恭见匈奴骑兵势大，自觉不能力敌，便撤回疏勒城。

不善攻城，这似乎一直是匈奴人的顽疾。也难怪，因为匈奴人平时住的都是帐篷，顶多再围上一圈栅栏。打仗需面对面比拼技术和武力，如果寡不敌众或者技不如人，那只能认栽。而且，打仗历来讲究以自己的长处攻击对方的短处，匈奴骑兵的长处很明显，在于骑兵的机动性和战马的冲击力，短处也肉眼可见，就是后勤补给不足和缺乏攻城武器。因此，匈奴人对这种躲在城墙后面的乌龟战术大多数时候没辙。好在西域诸国大都缺补给，匈奴人便以短击短，跟城里的对手拼粮草。只要把城围结实了，在自己饿晕之前耗光对手的食物，就能迫使对手出来决战。

于是，接下来双方又回到几个月前。

这次匈奴人可是做了准备的。上次回去之后，将领和巫医们一起对汉军“神箭”留下的伤口做了研究和治疗，大概也猜到了真相：神明或许有，但绝不存在于那简化版的生化武器之上。

于是，耿恭的“神箭”就失去了震慑力。匈奴人不仅把疏勒城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水泄不通，还把耿恭最为满意的城外那条山涧水给断了。

这下耿恭整个人都不好了。本来疏勒城依山傍水，正合国人风水宝地的标准，尤其这条难得的山涧水更是让耿恭十分满意。要知道西域很多地方用水还得实行配给制，在他这里隔三岔五竟还能跑城外泡澡，显得无比阔绰。现在匈奴人把水给断了，大伙儿先是感到浑身不对劲，过了两天，耿恭才发现问题大了：由于之前过于依赖城外的山涧水，城里竟然没有淡水储备！

以大漠的天气，指望再下几场暴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被围几天后，城里平时只知道依赖地表水的胡兵们首先开始坐不住，甚至有了骚乱的迹象。耿恭只好在指挥抵御匈奴骑兵攻城的间隙召集大家开会，稳定军心：“大伙儿莫慌，我汉人不仅能取湖水、河水、池水，更有妙计能从地下取水。”

耿恭所谓的妙计，对于西域的众人还算稀奇，但对汉朝人则不算什么，十分稀松平常，就两个字——打井。

打一口井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在缺乏器械和技术的古代，打井通常是要经过谨慎考虑的。首先要选址，选中的地方必须有地下水，而且越浅越好，不然随便一挖，没水，其他活儿都白干。因此，古人总结出很多确定地下是否有水的办法，比如选择艾蒿生长的地方打井就很容易出水。其次，打井的时候一般不能挖太深，因为太深的话通风条件不好，容易缺氧，而且挖的时候还需要以木板、砖石等材料加固四壁，防止土层坍塌把人埋了。最后，即便出水了，能不能饮用还得看运气。如果不能饮用，那之前做的全都是无用功。

可耿恭现在没得选，疏勒城就这么巴掌大的一块荒漠地，哪里有什么艾蒿生长的地方。不过，既然天山有山涧，地面上有水，那地底下可能也有水，耿恭就找了个靠近山的地方开挖。

结果，耿恭越挖心越凉。一般垂直向下的坑洞超过七丈，四壁土层就有坍塌的风险。现在士兵们已经硬着头皮挖了十五丈深，就连头顶那炽热而火辣的阳光都已无法照到洞底，但大伙儿期盼已久的井水似乎依然在地底那不可及的更深处。

更要命的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城里缺水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部分士兵为了活命甚至已经开始榨取马粪中那稀少且散发着恶臭，还泛着黄绿色的汁液来饮鸩止渴。

这下整支队伍都陷入绝望中，摆在耿恭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么在所有人渴死之前出城决战，或者说出城寻死；要么另想办法，立即解决水源的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猜测，这两条其实都是死路，耿恭哪条都不想选。他伸着头努力瞪视那十五丈深的井洞深处，希望能在某处发现一丝水的痕迹，可从地面看去，洞底几乎漆黑一片，根本什么都看不见。他又用鼻子不断地嗅着洞中散出来的空气，除了刺激鼻黏膜的干燥外，完全察觉不出一丝湿润的水汽。

不甘的耿恭同样陷入绝望，他仰头叹息：“昔日贰师将军在西域也曾断水，听说他随手拔剑刺向山岩，便有泉水流出；如今圣上有德，天下承平，我等怎么会陷入此等绝境！”

接着，耿恭认真地整理了下自己身上的衣服，做出他最后的选择——向井口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拜，并为准备继续进入井洞挖掘的士兵进行了祈祷，然后下令：继续挖！即便洞塌了也不放弃！

耿恭同样只给了继续下井的士兵两条路：要么挖出水游上来，要么挖塌了活埋在井里头。总之，就是绝不回头。

耿恭绝望的坚持竟收到了奇效，随着士兵硬着头皮继续往深处挖，很快井底便开始有汩汩的水冒出，顷刻间便成了一眼小小的生命之泉。

这下城里的人都蒙了：这算什么操作？看来真的有神明在保佑他们！然后，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高过一阵的欢呼。

最先反应过来的还是耿恭，他又观察了一会儿，发现泉水不仅流量有限，而且刚流出来的水混杂着泥土，还泛着各种不知名的物质，浑浊无比，非静置过滤不能饮用。也就是说，这口井眼下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耿恭可不想白白浪费时间，毕竟城外还有好几万虎视眈眈的匈奴人。他急中生智，命人将刚挖到的一桶桶水运到城墙上，当着匈奴骑兵的面用水搅拌泥土，修补城墙，并且毫不吝惜地在城上往城外洒水，名曰“抑尘工程”，免得等会儿匈奴骑兵到了城下，马匹践踏土地扬起过多灰尘，被匈奴的兄弟们吸入肺里，影响身体健康。

匈奴的将军们崩溃了，这下他们不得不相信汉军确有神明保佑。本来匈奴人早打听到疏勒城里没有其他水源，便以为只要他们把城外的山涧水给截了，自己硬挺着再围三五天，断了水的疏勒城人就得渴死大半，没想到却遭汉军这般侮辱！既然疏勒城里不缺水，攻又攻不进去，那还留在城外干吗，让汉人当猴耍呢？

那还能怎么办？撤呗。

看着远去的匈奴人，耿恭再次松了一口气。

可耿恭的这口气刚呼出不久，就又得龇着牙吸回来。原来匈奴人虽撤离了耿恭驻守的疏勒城，却没有就此罢休，反而带着一腔郁闷的怒火继续向其他驻屯的汉军进攻，先是击败了都护陈睦，又把关宠死死地困在柳中城，使其动弹不得。为了能生存，西域不少国家本就是没什么原则的墙头草，眼见匈奴势大，把汉朝西域都护的驻军按在地上摩擦，遂也起了歹心。龟兹[3]、焉耆[4]两国突袭都护府，袭杀了都护陈睦，接受汉军驻屯守卫的车师国也投靠了匈奴，并加入了匈奴对疏勒城的第二次围城行动。

随着陈睦和关宠的战败，本就薄弱的三角之势仅存耿恭一支，更是独木难支。虽然无比艰难，但耿恭还是带着手下一直咬牙硬挺。可敌人越来越多，他手下本就不多的士兵却日渐减少。要不是车师后王的夫人时时给他透露匈奴人的动向，并不时派人送来补给，耿恭在疏勒城根本不可能坚持三个月之久。

稍微想一下，就会发现这里其实出现了一个关于耿恭的很大且值得关注的疑问，我们得弄清楚。

我当然知道大家的疑问在哪里。然而，非也。这里想说的并非各位心里想的，并且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耿恭和车师后王的夫人并没什么私情。夫人之所以愿意冒着砍头的风险帮助耿恭，也绝非被耿恭的个人魅力所吸引，而是因为夫人的先祖是汉人，夫人身上流着炎黄的血脉。

我所指的疑问是，耿恭接二连三被包围，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一切，包括不屈坚持、反击、祈祷，乃至作困兽斗，可他似乎从来不曾指望援军的出现。

这在别人看来是不正常的，尤其耿恭背后倚靠的是已经远比匈奴强大的汉朝廷。只要边境出一支偏军，就能击溃匈奴的包围，而如果来的是一支大军，甚至可以直捣匈奴王庭。若是换作他人，恐怕对援军无时无刻不翘首以盼。可在耿恭的现实里，既没有援军让他“再坚持五分钟”，他也没有歇斯底里地喊过“拉兄弟一把”。

其实，这再正常不过了，因为耿恭根本没向朝廷求援。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是因为耿恭送不出求援的消息。

其实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耿恭不是一直被围的。再说，车师后王的夫人既然能把消息和补给送进来，耿恭理应有无数机会可把消息传出去。而且，同样是被围，关宠的求援信息，朝廷就收到了。

因此，耿恭的想法，我们无从猜测。或许是因为他觉得远水解不了近渴，也许他觉得自己还能扛得住。况且耿恭出身将门，作为一个能力很强的将领，在他眼里，朝廷派他来这个地方是让他守住这个地方的，不是让他来求援的。因此，直到把疏勒城里能吃的都吃了，甚至开始剥铠甲和弓弩上的皮革煮了充饥，士兵仅剩几十人，耿恭依然在坚持。

当然，这其实是一种孤独且绝望的坚持。

北匈奴单于挺欣赏耿恭的坚持，有了把他纳入麾下的念头，毕竟这样能打仗又不怕死的将领，哪家都不嫌多。于是，单于派匈奴里一个有些身份的贵族做使者，带着几个人到阵前劝降。

匈奴劝降的使者当然是不敢进城的，而且汉军也不太可能放他们进去。使者一开始只敢在离城百丈之处站着，以提防耿恭的生化武器袭击，远远地便扯开嗓子喊：“城中的各位听仔细了，单于说只要耿恭投降，非但既往不咎，还要封他为白屋王，并且可娶单于的女儿为妻。”

单于想让耿恭当第二个李陵，可他没想到，耿恭非但不是李陵，反倒是个比苏武还要狠的角色。耿恭看四周没有匈奴的伏兵，就在城上比画“听不见”的手势，示意使者靠前一点儿。

使者向前，相距五十丈。太远，听不见。

二十仗。还是太远，听不清。

十丈。

“哎呀，不行，最近仗打多了，每天都睡不好觉，脑袋一天到晚嗡嗡响，我自己的士兵有事都得贴着耳朵汇报。要不这样吧，我开门让你们进来，有事好商量。”

匈奴使者来到城下，见汉军没有突然发难，提着的心便放松几分，胆气也随之上来了。况且，在他看来，耿恭处于十死无生的绝境，现在单于肯给他一条活路，是人怎么会拒绝？

于是，当使者看到疏勒城城门开了一条缝，耿恭从门里招手示意他进去时，便大大方方地从门缝里挤了进去。

匈奴使者进来之后，正要上前和耿恭交涉，这时，刚才还面带微笑的耿恭一下就变脸了。随着城门嘣的一声被锁死，城里残存的不足百人的汉军士兵齐齐亮出刀刃，二话不说便把匈奴使者团团围住。

匈奴使者本想反抗一下再死，但刀还没拔出来就被一拥而上的汉军死死按倒。耿恭亲自动手，一刀下去，身首分离，快、准、狠。

虽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可耿恭在这种绝境也不忌讳什么了，又让人把使者的尸体绑在城头向匈奴人示威。耿恭想想可能觉得不够解气，也不能充分表达自己必死的决心，遂干脆于尸体下置一个火盆，“炙”之。

随着火苗“啪啪”燃起，城外使者的下属看到这一幕，捶胸顿足，号哭而去，耿恭则带着士兵们在城上肆意大笑，以示对匈奴人的藐视。

这时已经是永平十八年十二月，耿恭站在疏勒城头，凛冽的寒风刮在他脸上如刀割，吹起的沙尘一有机会就往他口鼻里钻，似针扎。但这都不能阻碍耿恭放声大笑，毕竟按照这个形势，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冬天。

既然如此，为何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狂风、严寒、饥饿，又如何能阻止耿恭大笑？

火苗继续燃烧，哭声渐远，笑声渐息。

火苗仍然在燃烧，一股烤肉的味道传来，刺激了耿恭和剩下的几十个士兵的辘辘饥肠。他们毕竟都是吃了一段时间铠甲和弓弩皮革的人，那铠甲和弓弩上的动物皮，不说味道如何，至少时间就摆着，怎么也有几个月甚至更长的年头。按现代人的标准，得叫“僵尸肉”，即便经过水煮，口感也是又硬又柴，怎能比得上现烤的美味？

于是，画风突变。

那边，匈奴使者的手下哭丧着脸去见北匈奴单于，把使者被杀的事情一说，单于大怒，也不顾什么爱才之心，下令增兵继续围攻疏勒城，势要耿恭血债血偿。

但就是增兵了，匈奴也没能拿下不到百人防守的疏勒城。这让我们再次诧异耿恭守城水平之高，同时不得不承认：现在，北匈奴人的攻坚能力是真的不行。

双方在疏勒城又耗了一个多月，到公元76年二月，僵局终于被打破——汉朝的援军来了。

之前提到过耿恭并没有求援，那援军从何而来？答案是，耿恭虽然没有求援，但同是戊己校尉、当初被围在柳中城的关宠却已经早早地向朝廷发出求救信息。

朝廷接到关宠的求救信息后，大臣们开始了讨论。这场讨论非常激烈，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该不该出兵？

这又是一个让旁人诧异的论题。按理说，西域都护府被攻击、都护被杀死，这是对国家主权的严重挑衅，何况本国的士兵还在敌人的包围中浴血奋战？依正常人的思维，朝廷要讨论的问题不应该是该派谁出征、派多少人出征、是单纯的解救行动还是顺便教训一下北匈奴，诸如此类吗？至于出不出兵，根本不需要讨论。出兵属于替天行道，不出兵纯属大逆不道，有什么好讨论的？

朝廷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异的论题，是因为在这一年(公元75年)的八月初六(壬子)汉孝明帝刘庄驾崩，太子刘炟即皇帝位。历来新老皇帝交替之时，国家的任何政策和行动都会低调一段时间，毕竟国内大丧，新帝继位，天下不稳，一切宜静不宜动。这也是司空(相当于御史大夫)第五伦等人反对出兵救援的理由。

朝廷之事历来复杂，我们不能只看一件事，只凭自己的主观感受去评定历史人物，这样不免谬之千里。比如，在这里不能因为谁反对出兵就给这个人物定性，甚至划到奸臣、坏人的范畴里。单说这个第五伦(复姓“第五”，单名一个“伦”字)，此公素来以为官公正廉明、不畏权贵闻名，是当时一等一的名臣。至于第五公为何反对出兵，联系到他当时已七十岁上下，大概是老年人比较持重，自己身为司空辅佐新君，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国家的稳定。他年纪老责任重，顾虑多激动少，行事不得不谨慎。

所谓谨慎，就是宁取有把握的小利，也不取有风险的大利，哪怕日后有不良影响，只要无损现状即可。虽然关宠等人情势危急，但那毕竟只是一隅之地，还不在天子治下，说句不好听的，丢了也就丢了。不出兵，损失小且可见；万一出征失败，损失又当如何？况且，和整个国家的稳定相比，这区区几百一千人，或者说一个西域都护府，又算得了什么呢？

新皇帝刘炟初登大宝，没有当皇帝的经验，即使他感觉不妥，也不好反对大臣们的意见。这时，只有司徒(丞相)鲍昱肯站出来发表不同意见：“陛下，我们派人去西域这种危险的地方，遇到紧急情况又抛弃他们，这样的行为既涨了敌人的士气，又寒了臣子们的心。日后天下太平则好，一旦有事，敢问陛下，谁还愿意听您的驱使？”

鲍昱这是在提醒新皇帝刘炟，国家应当对他的子民做到“不抛弃、不放弃”，而且人是朝廷派出去的，现在他们遇到危险，朝廷要是撒手不管，以后谁还给朝廷卖命？做人啊，要厚道。

可见，在这件事情上，鲍昱想的比第五伦等人要多、要远。这也更符合一个年轻的新君躁动不安、急于表现的内心，而且鲍昱已经给新皇帝拟好了方案：“关宠、耿恭两人手下不过数百人，北匈奴就围攻数月不下，这正是匈奴人无能的铁证。因此，陛下不需要劳师动众，只需下令酒泉、敦煌两郡太守各派出两千精锐骑兵，匈奴必不能挡。而且，骑兵行动迅速，过程顺利的话，四十天就可以打个来回。”

刘炟听了司徒大人的计划，甚是满意，但似乎觉得不够大气，于是对鲍昱的计划稍微做了修改：发敦煌、张掖、酒泉三郡及鄯善国的胡兵共七千多人，开始拯救大兵关宠的行动。

汉军的这次行动在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正月取得了阶段性的战果。当时摆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几路援军顺利会师柳中城，并旋即攻克车师前国王庭所在的交河城，斩敌首三千八百级，俘获人口三千、各种牲畜三万七千头，北匈奴败走，车师国投降。

坏消息是关宠战死。

失去了目标，这让援军的领军、来之前只是谒者的王蒙等人有点儿蒙圈：接下来该怎么办？

作战成功，但解救目标死亡，相当于不胜不败。要么，这就回去吧？

这时，军中一个叫范羌的人站出来表示不同意：关宠虽然死了，另一边的耿恭却还在疏勒城死战啊，将军何不拯救大兵耿恭？！

这范羌也不是别人，正是耿恭手下的军吏，之前受命去敦煌公干。

不是说耿恭不曾求援吗？

的确，范羌去敦煌不是求援去的，他的任务是做后勤运输，到敦煌领士兵们过冬的寒服，只是凑巧碰到敦煌郡的骑兵出发驰援车师，便一同跟了回来。

虽然耿恭没求援，但依范羌出来时疏勒城的局势看，眼下不会比柳中城强到哪里去。况且汉军手上正有三千俘虏，怎么也能撬开一两张嘴，要知道耿恭困守危城的消息一点儿都不困难。现在援军居然要班师回家，范羌怎么能不着急！

于是，范羌再三请求，希望移军疏勒城，解救被困的耿恭。

结果王蒙等人拒绝了。

理由很简单，倒也不全是因为怕死，而是他们现在所在的交河城离洛阳有九千一百二十里，军队一路行军走到这里，又打了一仗，已经是强弩之末，再跋涉几百里到疏勒城，恐怕到了也没战斗力了。总不能为了耿恭那几十人，把七千人的性命都留在车师？

但范羌不放弃，依然死命请求。最后，王蒙等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虽然他们自己不愿意去，可还是分出两千骑兵，让范羌带着去疏勒城，不求破敌，只求把耿恭等人救出来就行。

范羌带着这人困马乏的两千骑兵往疏勒城出发了。他的计划是从匈奴人防守较弱的天山北麓靠近疏勒城。不巧的是，出发后不久，他们便遇上了暴风雪，有的地方积雪厚达一丈，两千人在雪中艰难地辨别方向，行军完全靠意志力在支撑。

等好不容易出了天山北麓，来到疏勒城附近，范羌知道骑兵们的体能都已到达极限，已经没什么战斗力了，也就能远远地排开阵势唬人，真打起来肯定一触即溃，于是只能等到夜里悄悄地靠近疏勒城。

夜里本就漆黑，风里夹杂的鹅毛大雪更是让能见度降到最低。疏勒城里的汉军只听见马蹄声接近，不辨敌我，还以为是匈奴趁夜偷城来了，遂大惊失色。耿恭带着所有人来到城头，准备死战。

正当耿恭带人暗伏城上，等待敌人突袭时，那边却传来一句让他们恍若隔世的天籁之音：“我是范羌，朝廷派军队迎接校尉(耿恭)来了！”

城里的汉军听到这句话如沐春风，出城见到范羌和他身后的两千骑兵，简直比见到亲娘还亲，任何语言都无法准确描述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思想和信念。这群死守疏勒城半年、连耿恭在内的二十六个铁打的汉子，却在出城后的那一刻相拥而泣。大概只有一句话能概括他们每个人心中的想法：我太难了。

军队休整了一夜，第二天黎明，他们开始原路返回。

要说汉军这边来了两千人，北匈奴人完全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他们也怕了，之前只有几十人，他们尚且不能胜，现在远远看过去，怎么也有两三千人，上去不是寻死吗？况且交河城那边已经传来消息，汉朝援军估计有万人之多，指不定他们在哪里埋伏呢。

那还打个屁呀。

说是这么说，可对北匈奴来说，完全什么都不做又不可能，于是只好衔尾而行，不断追赶这股汉军，同时又不敢和汉军过分接触。

汉军这两千人本已疲惫不堪，现在不仅要跑路，还要跟严寒、饥饿和疾病做斗争，根本没心思和北匈奴纠缠，只能边打边退，边退边打。可是汉军越这样，匈奴人越是心惊：这些汉人打又不拼命，跑又跑不快，分明是诱饵嘛。

算了，撤吧，别被汉军带到包围圈里去了。

建初元年(公元76年)三月，军队终于入了玉门关。此时，原来出疏勒城时的二十六人又减少了一半，连范羌在内，只剩十三人，而且个个形容枯槁，身上仅存的几缕破布已不能遮体。

这时，在敦煌迎接他们的是中郎将郑众。郑众亲自为这十三人沐浴更衣，以行动表达了自己对英雄们的敬意，并在给皇帝的上书中给予耿恭一众人以“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恭之节义，古今未有”的极高评价。司徒鲍昱也认为耿恭表现出的气节超过了当年的苏武(节过苏武)。

回到洛阳后，朝廷论功行赏，耿恭拜骑都尉，范羌为共县县丞。

在最后活着回到敦煌的十三人中，除了耿恭和范羌，留有名字的还有官拜洛阳市丞的石修和雍营司马张封，其余九人则补羽林，遗憾的是，他们的名字没有在正史里流传下来。

其实，遗憾的又何止他们？那十三个活着走出疏勒城却没能回到敦煌的士卒，那些永远留在了疏勒城的战士，那些在西域浴血奋战过的人，又何曾留下过姓名？从今回溯，两千多年来，为捍卫国家荣誉、抵御侵略者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更是不计其数。尽管他们的事迹同样令人敬佩，他们的精神同样值得尊敬，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又何曾留下过姓名？

让我们永远记住两千年来那些为国家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