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四月，吴汉的军队回到了洛阳。这一年刘秀已经四十三岁，如果从他二十八岁起兵算起，已经过了整整十五年。可以说，他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几乎都花在了东征西讨的战争中。现在，国家再次统一，刘秀终于可以暂时停下来了，想必他内心早已厌倦这种生活。

和历史上其他有大作为的雄主相比，刘秀这个人大概是最不喜欢征战的，对待功臣大概也是最仁慈的，至少是之一。纵观历史，君主立国之后，为了巩固权力多会与功臣发生矛盾，以前在同一战线上的战友会不可避免地变成对手。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吗？

有，刘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给予功臣们足够的奖赏和封地，让他们得以享受荣华富贵，同时让他们远离权力。在统一之初，功臣中只有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还留在朝廷参与决策，其他大多数开国功臣，甚至包括建威大将军耿弇在内的将领，都被要求去职之国，不能再在朝中担任职务。而邓禹、李通、贾复三人也不是因为强有力的战功而被特殊对待的。我们知道，邓禹是刘秀的同学，而且刘秀把邓禹当成自己的张良看待；李通在追随刘秀起兵之后，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在后方看守国都、安抚百姓、修宫殿以及办学校，而且在建武十四年 (公元38年)天下安定之后，李通便时常想退居二线，连年处于“乞骸骨”的状态；至于贾复，他虽是刘秀阵营中堪比吴汉、耿弇、冯异的重要将领，在本书中却鲜被提及，原因是他一直担任刘秀的侍卫长。

刘秀在政治上让功臣们远离权力，在经济上则尽量给予他们补偿。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刘秀大赏功臣，包括四十五个外戚在内，受封的大臣一共三百六十五人。这些人中，原来没有封邑的，刘秀给他们封邑；原来有封邑的，刘秀增加他们的封邑。以至于大的侯爷，比如李通、贾复，都食六县，邓禹则有四县(想来不是邓禹不如李、贾二人，而是他封的县人口都比较多)。而且，朝廷收到地方上献的好东西时，刘秀也常均分给各位功臣，以示自己永不忘记大家的功劳。

正因为刘秀在政治上“放逐”了大量开国功臣，才保证他们能安全终老，不致上演一出出兔死狗烹的剧目。

刘秀的宽仁不只是对帮助自己建功立业的功臣，对于那些曾经的对手，阻碍过甚至伤害过自己的人，只要对方投降，他也能做到既往不咎。

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朱鲔。

朱鲔这个人原本是刘玄的死忠粉，不仅直接策划和参与了杀害刘縯的事件，并且极力反对刘玄派刘秀巡抚河北。

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七月，已经羽翼丰满的刘秀率吴汉、王梁、朱祐、万修、贾复、刘植、坚镡、侯进、冯异、祭遵、王霸等十数员猛将，携大兵二十多万围困朱鲔死守的洛阳城。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朱鲔这次必死，不被刘秀活剐就算他有造化。朱鲔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因此尽管处于绝对劣势，他仍在苦苦支撑，并且一撑就是三个月。到了十月，洛阳东门守将倒戈，坚镡和朱祐率军从东门攻入洛阳。尽管朱鲔亲自带队，经过激烈的巷战把汉军赶了出去，可“洛阳难以再守”这一观点已经深入城中每个人的心里。

就在洛阳即将被攻破之际，刘秀的命令却让人大跌眼镜。他停止了进攻，改派岑彭去说降。

岑彭是朱鲔的老部下，大概以往两人的私人关系还不错，所以即便是在两军交战的生死时刻，朱鲔也没驳老朋友的面子。虽然不能把酒言欢，朱鲔却支开其余人，双方一人在城头，一人在城下，远距离地叙起旧来。

等说完一番虽必要实则没营养的怀旧话语，岑彭不再隐瞒来意，大声招呼：“鲔哥，投降吧！”

朱鲔此时大概已经看淡生死，回答也很直白：“我也想啊，可我参与过大司徒(刘縯)被害的事情，又多次反对派萧王(刘秀)北伐，朱某自知罪孽深重，实在是不敢降！”

好了，有朱鲔这句话，岑彭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他转身回去就跟刘秀说了朱鲔的顾虑。

按理说洛阳城破只在旦夕之间，刘秀完全不用搭理朱鲔，而且既往不咎虽然高尚，恩怨分明却也不失为好汉行径。因此，在很多人看来，刘秀只需要再发动一次进攻就能攻进洛阳和朱鲔算清旧账，完全没必要和朱鲔再在嘴上扯皮。

可刘秀的豁达、大度出乎常人意料，他告诉岑彭，做大事的人是不会计较个人恩怨的，并且指着不远处的涛涛黄河水，让岑彭转告朱鲔：“我刘秀对着黄河起誓，如果朱鲔能投降，非但以往的事情一笔勾销，还能保留他的官爵。”

有了刘秀的保证，朱鲔才稍微放下顾虑，毕竟说实在的，谁也不想死。况且如果刘秀耍诈，自己也不过是一死，和不投降是一样的结果，干吗不赌一把呢？

结果，刘秀信守了自己的诺言，朱鲔不但保住了性命，后来还做了少府，封扶沟侯。

在刘秀的阵营里，像朱鲔这样的人并非个例。在战争中，刘秀最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是在有必胜把握的时候，刘秀也希望用相对温和的方式结束战争。哪怕对待像隗嚣、公孙述这样的对手，他也没有放弃尽量争取和平的机会。

建武六年(公元30年)之后，有可能争天下的只剩下刘、隗、公孙三家，而且刘秀的赢面显然非常大。尽管这样，刘秀依然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地给隗嚣和公孙述去信，对隗嚣许诺给他“浩大之福”，告诉公孙述他可以完全不计较来歙、岑彭的事情，并且保证两家的利益，只求能尽早结束战争。依刘秀对其他人的做法，他是可以信守承诺的，只可惜无论是隗嚣还是公孙述，都选择了死磕到底。

当然，有人会觉得反正刘秀是强势的一方，以强击弱，要求别人投降无非是另一种形式的作秀。可问题是，即便刘秀不这么做，完全在战场上见真章，隗嚣和公孙述在他手上也难讨得好处。换句话说，建武六年(公元30年)之后，刘秀统一天下的大势已不可阻挡。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没必要跟隗嚣、公孙述掰扯，大可径直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碾压过去，后世人写史的时候大概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在这样的优势之下，刘秀依然能向对手表达和平的意愿，这证明他内心确实有尽快结束战争、使老百姓少受罪的信念，而能有这样的信念更证明刘秀无疑有一颗仁心。

因此，当吴汉不经请示就擅作主张，抽风似的屠杀公孙家族，又纵兵劫掠成都之后，刘秀赶紧做了大量补救措施：不仅尽力抚恤成都的百姓，还妥善安置了公孙述的旧部——对于曾经劝说公孙述投降，被拒绝后忧郁而死的蜀中大臣常少、张隆，刘秀追赐他们官爵，并依礼隆重地给他们改葬；对于乌程、李育这样长期作为其对手出现却有才干的将领，刘秀则给予提拔重用。正因为如此，整个蜀地的百姓和士族才得以迅速稳定。

刘秀对功臣很好，对百姓们也不错。

考虑到经过连年的战乱和饥荒，东汉初年的人口已下降到西汉末年的十分之三，靠近边疆的一些地方由于百姓纷纷逃难甚至已成空城，刘秀只能先置太守、县令、县长等官员，然后再由这些光杆司令发挥主观能动性，招回当地的老百姓。在如此情形下，实在不可能再从百姓中榨出什么油水。刘秀只能顺水推舟，几次三番下令解放奴婢，增加劳动力，还把赋税恢复到西汉初年的三十税一。总之，如同任何一个国家建立初期的情形，休养生息、恢复人口和生产力不可避免地成了国家的首要任务。

刘秀的宽仁还体现在无论是对百姓、官员，还是对皇亲国戚，他在一定程度上的一视同仁。有一次，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刘黄的家奴在白天行凶杀人。虽然犯案证据确凿，但因这厮整日躲在公主府中，官府一时无法将其缉拿归案。如果是一般的圆滑官员，或许就假装“尽力了”，将案子搁置起来。可当时的洛阳县令董宣是出了名的清官和强硬派，哪里会善罢甘休？虽不能直接进府拿人，但他派手下在公主府附近日夜蹲守，终于在某天等到公主带这厮出门。得到消息的董宣马上领着一众衙役在夏门亭拦截公主的车驾。

只见当时董宣一刀在手，身先士卒，先以刀画地为牢，直接拦下马车，然后义正词严地数落湖阳公主包庇奴仆的过失，并勒令其家奴下车受死。

刘黄哪里受过这样的气，脸色立即阴沉下来。更不堪的是那个家奴，杀人时气势汹汹，待到自己被人杀上门，早被董宣吓破了胆，双腿一哆嗦，一下没站稳从车上滚了下来。董宣二话不说，提刀上前，当场格杀此恶奴。

这下再精致的妆容也无法遮掩湖阳公主颈部因暴怒而起的青筋和脸上因激动和愤怒而渗出的血色，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她马上到弟弟刘秀那里告状，要求严惩这个不知好歹的董宣。

按理说刘秀应该是支持董宣的，可姐姐的面子也不能不顾。于是他让人召董宣入宫，又在殿中安排了鞭子手，准备做一回和事佬，让董宣挨几鞭子，再给湖阳公主道个歉，保全公主的面子，就这么将事情揭过。

不得不说，刘秀也是一番良苦用心，可董宣不吃这一套。他高声疾呼：“抽我鞭子，行，要抽死我也无所谓，但我有一句话实在是不吐不快。”

“有话快说。”刘秀表现得声色俱厉。

董宣大声道：“陛下依靠圣德中兴国家，现在却放纵家奴杀良民百姓，这难道是治理天下的办法吗？如果是这样，您也不需要抽死我，我自会一头撞死在这大殿之上。”说完，董宣甩开旁人，一头撞柱，两下就撞得血流满面。

刘秀一看董宣玩真的，赶紧叫手下的宦官把他拉住，让他给湖阳公主磕几个头，认个错就算了。毕竟嘛，公主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可董宣并不吃这一套，这几个头他不准备磕。这下刘秀自己也下不来台了，便让几个宦官一拥而上，按脖子的按脖子，按脑袋的按脑袋，只要强行让董宣的脑袋和地面来个亲密接触，这个头就算磕了。即便这样，董宣仍不肯服软，双手垂直撑住地面，宁可冒着被掰断颈椎落个高位截瘫的风险，也要硬挺着脖子和所有人对着干，一时之间几个宦官竟拿他没办法。

就这么僵持着也不是个事儿。宦官中有一人深谙刘秀的心思，于是起身替皇帝解围：“陛下，董宣的脖子太硬，只能挺着，弯不下来。”

湖阳公主还不善罢甘休：“文叔，你以前是普通人的时候窝藏逃犯，官府都不敢上门搜捕。怎么现在做了天子，竟连一个小小的洛阳县令都摆不平？”

刘秀无可奈何地笑了笑：“正因为是天子，才不能和从前一样啊！”

最后，刘秀还是放过了董宣，并承认他脖子硬，敕封他一个“强项令”的称号，又赏了他三十万钱，算是对他秉公执法、不畏强权的奖励。

此外，刘秀为了提高朝廷的办事效率，在全国合并了四百个县级行政单位，大大减少了无谓的冗员。而对朝廷中真正跑腿办事的小官小吏们，刘秀也给予了充分的体恤。尤其是那些俸禄在六百石以下的官吏，他们得到的优待胜过西汉任何时期。

然政治之事，有一宽必有一紧。既然功臣、小官吏和百姓都得了萝卜，那朝中的其他大臣就不免要挨棒子。

刘秀的做法大概借鉴了当年孝宣帝刘询的王霸杂陈之道。虽然朝廷的大臣基本上都是刘秀亲自挑选并任命的，可就是这些自己选定的人，刘秀对他们依然非常严格。比如说三公之一、主管民政和财政的大司徒一职，刘秀一开始任用的是他非常信任的邓禹，但没过两年邓禹就因为与赤眉军交战失利引咎辞职，于是刘秀启用了伏湛。又过了两年，在一次祭祀活动中，河南尹和司隶校尉两人在高庙中起了争执，而伏湛就因为没有及时向在外征战的刘秀汇报这一事件被免职。随后上来的侯霸虽是光武一朝任职时间最长的大司徒，也不过干了七年，公元37年正月病死于任上。至于侯霸生前推荐的继任者阎杨，刘秀则非常看不上，三番几次刁难他，以致阎杨多次差点儿性命不保，更别说继任大司徒了。侯霸死后，接下来的大司徒韩歆、欧阳歙、戴涉等人，任职时间最长的也不超过四年，就被刘秀以各种名义杀掉。其后的蔡茂、王况、冯勤之所以没有被杀，则是因为刘秀自己把大司徒的活儿干了，只留他们充当门面而已。

刘秀对三公如此，对下面的大臣们就更不客气了。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因为地方上报的土地测量数值不精确，那些平日在老百姓眼里威风八面的太守，被刘秀一口气杀了十多个。可以说，刘秀对于吏治在某种程度上严厉到了苛刻的地步。

正因为刘秀能善待百姓和功臣，又能狠抓吏治，朝廷上下一改西汉末年的混乱，呈现一番风清气正的景象。而有了政治清明的基础，东汉初年全国人口和国家生产力才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得到恢复。

在古代，判断一个国家的政体是否稳定、社会是否繁荣，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指标，那就是人口数量。由于连年的战乱，全国人口由西汉顶峰时期的6000万锐减到建武十三年(公元27年)的1800万。而在刘秀去世前，全国人口已经恢复到2100万。又过了五十年，全国人口翻了一番，超过4300万，国家重新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