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优待开国的功臣们,确实让绝大多数提着脑袋为他打江山且最终活下来的功臣们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然而,世上之事难有绝对,哪怕英明如刘秀,也并不能保证每一个功臣都得到相应的优待,马援就是功臣中的另类。
马援是扶风茂陵人,祖上是战国时期赫赫有名的第五名将赵奢。赵奢曾大破秦军,以战功被封为“马服君”。所谓“马服”者,除了是赵国的一个地名之外,还有一种解释,为“擅长驯马、驭马”。因此,赵奢的后世子孙便以“马”为姓氏。
可能有人又要说这是胡扯,但凡在史书上是个人物,人们就免不得要往他祖上贴金,生拉硬拽些莫须有的血缘关系。但马援的身世实在不是捏造的,因为按照这个族谱推下去,马家的其他祖先可都不怎么光彩。赵奢的大儿子就是有名的“纸上谈兵”的赵括,而武帝时期异想天开、企图行刺刘彻的莽通(其实应该叫马通,“莽”姓是后人所改,猜测大概是讽刺他莽撞)则是马援的曾祖父——弑君的重罪不仅让莽通掉了脑袋,还影响了他儿子和孙子的仕途。到了他重孙这代,情况终于好转。马援或许是颇得了些祖上遗传的天赋,在边地以畜牧起家,数年间身家已至牛马羊数千头、库存粮食数万斛的地步。
暴发户马援的思想觉悟不是一般地高,他认为财富的作用在于能够用在实处,不愿做个只进不出、聚而不散的守财奴。于是他真的把钱财当作身外之物,千金之家一朝散尽,但他的名号已传遍天下。
有了大名声后,马援先被王莽破格任命为新成大尹(汉中太守),后又受到割据西州的隗嚣器重,做了绥德将军。虽然此时已然算是名重天下,但马援对时局仍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判断。后来第一次见到刘秀,受到刘秀吹捧时,马援说了一句很有内涵的话:“如今这个时代,不但君主在挑选自己的臣子,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也在选择合适自己的主子(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因此,尽管隗嚣和马援一度亲密到同塌而眠的地步,公孙述又是马援的发小儿兼故交,但马援最后还是选择了跟随更有皇帝相的刘秀。
事实证明,马援的眼光当真厉害。在刘秀手下,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到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马援已经官居伏波将军、虎贲中郎将,官位仅在九卿之下。马援不但办事能力强,口才也非常好,尤其擅长结合历史故事以生动的语言阐述事实和道理。每次刘秀提出问题,马援随口而答,不需要过多准备也能整得跟一场脱口秀似的。皇太子、王子的侍从们平日里大概缺少精神食粮,便把马援当成了免费的说书人,一旦打听到陛下召马援询问事情,就会千方百计地把手头的事推掉,纷纷往正殿的厢房侧室里集中。人多了,不免还得前挤后靠,毫无形象地争夺有利位置,在各个角度用耳朵贴着墙偷听。尽管长期维持一个姿势偷听难度颇大,而且还不能保证听得清楚,可这些人还是乐此不疲。马援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而且,不止下人们爱听故事,刘秀对马援的回答也非常满意。可以说,只要是马援出的主意,刘秀几乎没有一次不采纳的,他甚至时常不由自主地感叹:“伏波论兵,与我意合。”
可惜这样一个与刘秀意合的人,最终的结局却让人难以合意。
事情的起因是马援得罪了一个人:梁松。
或者说是梁松认为马援得罪了他。
梁松此人之所以得罪不起,并不是因为他的职位高,而是因为他尚主——他是刘秀的长女舞阴长公主的夫婿。这厮读过不少书,喜欢高谈阔论,人大概长得又高又帅——最后一点是我猜的,毕竟梁松的背景不算高深,而他再有钱也不会比皇家有钱,论才华在朝中也绝非顶尖者,品行更是不怎么样,要不是又高又帅,那只能证明长公主眼瞎了。
自从入赘长公主家,梁松在其他大臣面前就变得高人一等,自觉达到了只低于皇帝而高于其他大臣的另一层次。朝堂之上,只要皇帝不在,梁松便能以四十五度角仰视大殿,谁都不放在眼里。这样的梁松有一次主动去探望正在生病的马援,居然低下头先给还在**养病的马援行了拜礼。结果马援受了梁松这一拜竟不如他人一般赶紧从**滚下来回礼,而是继续高卧**,这一礼受得心安理得。
马援的儿子们在一旁看着梁松由假笑变得脸色阴沉,不由得暗暗替马援捏了把汗。等梁松回去后,他们赶紧提醒父亲,语气中甚至不免有些担心和责备:“父亲大人,这梁松可是陛下的女婿,朝堂之上,自王公以下没有人不忌惮他,您为何就不能给他回个礼呢?!”
马援大概平日里就看不惯梁松骄横的作为,现在好不容易得他低头,便假装没看见,不回礼,要杀杀他的威风。但他不能直说,只好假装不以为意:“我和他父亲梁统是至交好友。”
要知道,按照礼法,在晚辈面前,父亲的挚友等同于父亲,他不叫你进来,做晚辈的不能进来;不叫你出去,做晚辈的不能出去;他不发问,做晚辈的不能主动搭话——这是儒家的思想。可惜梁松并非君子,与马援志不同,道不合,更不会把马援放到和自己父亲同样的高度。他自觉白给马援拜了一拜,把面子都丢到马援家地上了,便记恨上了马援,时刻准备给他点儿颜色瞧瞧。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武陵郡附近有一个叫“五溪”的少数民族部落造反,刘秀派武威将军刘尚率军去讨伐叛军。没承想,刘尚中了诱敌深入之计全军覆没。接着刘秀又派李嵩、马成两人出征,结果也吃了败仗。这下刘秀犯难了,当年和他一起征战的名将们现在大多老的老,死的死,剩下还能出征的,不过耿弇、马武、臧宫等寥寥数人。派谁去呢?
正在刘秀犹豫不决的时候,马援主动站出来请战。
刘秀看着这个已经六十二岁、头发花白的老人直摇头:“老将军实在是……太老了。”
马援一看皇帝嫌他老,马上不服气起来,非要现场展示他披甲骑马的技术。刘秀拗不过他,就让人给他准备道具,只见马援身披战甲翻身上马,在皇宫周围跑了两个来回仍昂首挺胸,丝毫不露疲态。
刘秀看着这个倔强的老人,无可奈何,只好以一句“这精神老头儿 (矍铄哉是翁也)”对他进行肯定和评价。
既然得到了皇帝的肯定,马援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三次出征五溪的主帅。人到老年,冥冥中对于生死之事总有一些预感,马援也不例外。他在出征前对自己的好朋友杜愔说:“我受了皇帝的厚恩,现在日子不多了,我不怕死,就怕哪天死了再不能为国效力。今天陛下准许我出征,我已得偿所愿。虽死可以瞑目,但唯一担心的是我走以后那些贵胄公子会在背后搬弄是非,这让我实在放心不下。”
人在倒霉的时候预感似乎总是异常准确。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二月,马援率四万余人抵达武陵郡,正好碰上五溪人在进攻县城。马援纵兵出击,很轻易便击破了五溪人的队伍。五溪人留下两千多具尸体,余众逃入竹林才躲过一劫。
首战告捷,接下来马援打算进攻五溪人的大本营。当时,汉军面前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条要翻过壶头山,路近但难走,还有湍急的河水阻隔;另一条路则要绕道充县,路虽好走,但远。
按照副将耿舒等人的想法,大军绕远路比较安全,可马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路远费粮,增加后勤保障难度,因此建议进军壶头山,只要占领了壶头山,就相当于扼住五溪人的咽喉,那敌人便不攻自破。
比起耿舒等人的想法,刘秀更倾向于“论兵甚合朕意”的马援的,因此同意了马援的作战方案。三月,汉军直取壶头山。
虽然汉军来势汹汹,但五溪人在自己的主场也不是毫无一战之力。他们聚险而守,竟将汉军的攻势阻挡在半山腰,两军在壶头山僵持不下。
这一僵持就出了问题。三月过后是四月,南方的梅雨季节如期而至,加之山中树木茂密的枝叶阻挡了水汽蒸发,情况变得更加严重。潮湿、闷热、蚊虫,哪一样都不是来自北方的汉军士兵们耐受得了的,随之而来的时疫更是要人命。随着战事的拖延,许多士兵纷纷染病,马援也未能幸免,这下汉军更是进退维谷。
主将生病,军队受困,战事迁延日久,那些原本不同意上壶头山的副将就有意见了。耿舒在给他哥哥耿弇的家书中满腹牢骚,说如果之前听他的走充县,虽然路远,但是大军的兵马在平地能得以施展,只要将士们奋力争先,五溪人哪里是对手?现在倒好,跟马援爬这天杀的壶头山,结果进不得进、退不得退,导致大批士兵染疾身亡,实在是让人痛心。耿舒还把马援比作西域胡商,说他带兵打仗就跟做生意一样,到一个地方停一下,到另一个地方又停一下,丝毫没有兵贵神速的意识。
耿弇的政治觉悟是高的,他得了弟弟的来信,对路线方针问题不敢轻易发表言论,直接把耿舒的家书送到了皇帝面前。虽然说走壶头山的路线是马援提出来的,可那也是刘秀亲自批示的。现在出了问题,刘秀脸上也挂不住了,一怒之下便派人去责问马援。
刘秀派去的人就是虎贲中郎将梁松。这下梁松可算等到机会了,立马带人一路不辞劳苦,径直往壶头山来,誓要教训一下那个竟敢受他一拜的马援。
然而,梁松并没得到发威的机会。等他到壶头山军营之时被告知,汉军主帅、六十二岁的老头子马援,已然被时疫夺去了性命。
按中国古人的思想,提倡“死者为大”,不管双方有什么恩怨,既然对方已经死了,不说一笑泯恩仇吧,至少总不好再跟一个死人纠缠。可梁松竟连死人都不放过。既然马援已死,那事实是什么,还不是由着他信口胡诌?于是梁松便编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硬套在马援身上,结果不知情的刘秀非但没念及马援的功劳,还剥夺了他新息侯的爵位。
“墙倒众人推”一话不是没有道理的。见马援在皇帝那里失了信任,许多人开始疏远马家,就连副将马武和于陵侯侯昱也上书证实马援在外确有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嫌疑——据知情者透露,当年马援平定交趾,归来时曾带了不少私货,光是个儿大饱满的明珠就足足装了一车。
马援要是泉下有知,听了这话说不准得气活过来。
这下刘秀感觉自己长期被马援的表象蒙蔽,于是更加震怒。天子震怒,臣子们便不得安生。马援的妻子甚至不敢把马援的尸体葬入马家祖坟,只能在城外另买了一块地,将灵柩草草埋葬,而马家以往那些亲戚朋友则没有一个人肯上门吊唁。
马援的妻子草葬了自己的丈夫,还是惶恐不已,最后硬着头皮进宫向皇帝请罪。这时候刘秀拿出了梁松历数马援罪责的奏折,马援的妻子才知道事情的始末。
真是冤枉!想那马援一生为国尽忠,北出塞漠,南渡江海,二十二年间何曾有过懈怠与退却!至于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更是无从谈起。别的不说,就那车明珠一事,便是千古奇冤!平定交趾时,由于气候原因,马援中了瘴气,身体湿气沉重。根据中医理论,薏仁有利水消肿、健脾祛湿、轻身益气的功效,而交趾当地所产的薏仁,个头儿普遍比北方品种大数倍,马援便想将它引种到洛阳,这才收购了一车。没想到这些硕大浑圆的薏仁竟被那些自以为见多识广且别有用心的洛阳权贵认定为马援搜罗的南方异种珍珠,只是碍于当时马援深得皇帝信任,无人敢挑头站出来检举揭发而已。
可惜刘秀在这方面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家伙,况且在刘秀看来,马援夫人的说法同样是一面之词,恼怒的他并不愿意相信。后来马夫人执着地一连给刘秀上书六封,苦苦哀求,最后刘秀才算网开一面,允许马夫人将马援的灵柩迁回祖坟。
马援虽然病死了,可他在壶头山的布置依然起效了。毕竟环境是共同的,时疫是不认人的,山腰的汉军不得安生,山顶的五溪人同样也好不到哪儿去。又过了两个月,被困在山上的五溪人同样受不了疾病的折磨,只能下山和汉军决战。失了险地的五溪人根本抵挡不住汉军将士的冲击,没两个来回,五溪的叛乱就被平定了。只可惜这笔功劳被算在了梁松头上,而作为这一切的主导者,马援当时只能静静地躺在城外那口薄板棺材之中。
然而,世间的正义和公平或许会迟到,却从不会缺席。那个梁松虽一时得了便宜,在刘秀死后又做了辅政大臣,但到永平二年(公元59年)便因为以权谋私被免官;又过了两年,心怀怨恨的他以匿名信诽谤皇帝和朝廷,结果事发被杀。而在一年前,即永平三年(公元60年),皇帝册封的马皇后正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
公平地说,刘秀虽然在马援的事情上犯了错误,但这与他在维护国家统一、善待功臣、整顿吏治、与民休息等方面的功绩相比,只能算白璧上的一丝瑕渍。瑕不能掩瑜,刘秀也无愧为一代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