纣王玩酒池肉林，妲己搞炮烙之刑？周初文献揭露最大罪名竟是这个

作册般青铜鼋

《封神演义》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反派主角——商纣王和妃子妲己。因为这一对男女，可以说是集合了千古坏事于一身，包括剖心肝、敲骨髓、建酒池肉林、设炮烙之刑……每一件都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然而，《封神演义》毕竟是历史神魔小说，它的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吗？纣王妲己的坏事都是正史书写的吗？

一件造型独特的青铜器

这篇铭文大概说的是这样一件事，在丙申日时，商王到达洹水，获得此鼋。商王先射一箭，继而连射三箭，箭无虚发。商王就命寝馗将这只大鼋赐予作册般，并且说：“将这件事记于庸器（钟铙之类乐器），作为你的宝物。”作册般铸造了这件青铜鼋，用来送给他的母亲。“作册”是负责掌管简册、传达诰命的官员，“般”是他的名字。

学者认为，铭文字形呈现出商代晚期特征，表明该器铸造年代于帝乙、帝辛父子时代。而大家对这位作册般并不陌生。《殷周金文集成》中就收录了关于他的三件青铜器，分别是著录号944的甗、著录号2771的鼎、著录号9299的甗。其中作册般甗同样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铭文说商王伐人方，赏赐给作册般一些贝，作册般为了纪念这件事，制作了这件青铜甗来纪念父亲父乙。

伐人方过去有帝乙说和帝辛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定为帝辛。这在传世文献也能够印证，即《左传》说的“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可见商纣与东夷斗争的剧烈。作册般鼋也强化了这方面证据，因为它提到商王到达洹水。

那么，历史上商纣王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呢？

《帝王世纪》：纣王的罪状书

帝乙去世后，受即位，也被称为纣。按照东汉高诱的说法，“贱仁多累曰纣”；东汉蔡邕又说，“残义损善曰纣”，似乎纣应该是谥号。但放眼整个中国历史，被称为“纣”的却只有纣王一位。

其实“纣”不过是“受”的同音假借，并不是什么谥号，商末周初的谥号只有文、武。后世把桀、纣与尧、舜、禹一样都解为谥号，实际上都只是名号。只不过后世流传的桀纣形象实在太坏，所以后人把桀纣也理解为了谥号。

关于纣王的罪恶，《封神演义》可以说记载最为详细。当然，《封神演义》是明代中后期的小说，难免有夸大、不实之处，所以我们把史料时间向前推移，西晋时期有一部皇甫谧著作的《帝王世纪》，基本上罗织了《封神演义》中纣王的主体罪状。

在《帝王世纪》里，纣王力大无穷，能够“倒曳九牛，抚梁易柱”。有苏氏叛变被纣王击败，有苏氏只好献上美女妲己。纣王非常喜欢妲己，册封她为妃子，经常一起喝得酩酊大醉。妲己喜欢的人纣王都封赏他们，妲己厌恶的人纣王都诛杀。之后纣王越来越荒**奢侈，用象牙、玉石制作筷子。大臣箕子看到象牙筷，感叹道：“用了象牙筷子一定会吃熊掌豹胎啊！”

商纣还用七年时间耗费巨资建造倾宫、琼室、瑶台，有三里之广、千丈之高，其中大宫殿上百座，小宫殿七十三座，身穿绫罗绸缎的美女就多达三百余人，每天就在宫殿中寻欢作乐。此外，纣王还在都城朝歌以北建筑沙丘台，多取奇珍异兽放在其中赏玩；朝歌城西则修建有名的“酒池肉林”，把酒灌满水池，把肉挂满树林，当然是方便自己与妲己玩乐。

如果纣王只是奢侈，可能危害还不大，但他却滥杀无辜。纣王封鬼侯为三公，鬼侯的女儿很美，将她献给纣王，纣王开始很喜爱，但因为妲己的诋毁，商纣怒杀鬼侯女，并将鬼侯也剁成肉酱。三公另一位邢侯（一作鄂侯）忠心直谏，也被杀死。这就是《封神演义》东伯侯姜桓楚、姜皇后、南伯侯鄂崇禹的原型。除此之外，还杀死比干的妻子，观察她肚子里的胎儿。

最惨绝人寰的则是杀周太子伯邑考。商纣王囚禁周文王的时候，伯邑考前往作人质，担任为商纣王驾车的御，商纣王却杀死伯邑考，做成肉羹赏赐给周文王，还说：“圣人不会吃儿子的肉。”结果文王还真的吃了下去，商纣王得知后哈哈大笑：“谁说西伯是圣人呢？吃了儿子的肉都不知道呢！”后来《封神演义》为了强化戏剧效果，弄出了妲己**伯邑考未遂，从而诬杀伯邑考的情节，这是一个典型的“主母反告”母题。

之后纣王又因为熊掌没有烧熟，怒而杀死厨子；不但如此，纣王还砍下渡者的胫骨看骨髓，剖开孕妇的肚子看胎儿，杀死无辜的人喂给老虎吃。后来诸侯开始叛乱，妲己认为处罚太轻，于是发明了“炮烙之刑”。

什么叫“炮烙之刑”呢？据说最早用的是大熨斗，用火烤热后让罪犯拿起，但是很快手被烧焦举不起来。于是又更换为铜柱，在上面涂上油膏，下面用炭火加热，让罪犯踩在上面，失足滑到炭中，就会被活活烧死。

过了一年，天降大风雨，牛马飘在洪水中，房屋和树也都被损坏，宫殿被天雷烧毁，两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又是鬼哭、又是山鸣。面对上天的警告，纣王完全不以为意，把劝谏的大臣都杀死，继续夜以继日饮酒，甚至导致历法混乱。

等到武王伐纣，商纣有五十诸侯以及“亿兆夷人”，总共七十万人，在牧野与周军对峙，但他们全部倒戈相向，商军主力一天就败给了周军。结果纣王只好登上鹿台，穿上宝衣裹上玉席，投入大火自焚而死。

可以发现，从《帝王世纪》到《封神演义》，涉及纣王的罪状中，情节没有太大变化，但具体细节则添油加醋了不少。当然，《帝王世纪》也只是西晋时期的野史，到商周之际还相隔了千余年之久。

在我们印象中，《封神演义》这种文学作品不可信，而《帝王世纪》以及更早的《史记》这些历史著作，自然会有比较高的可信度。但这里要说的是，不管是皇甫谧所叙述的商纣王传记，还是太史公的《殷本纪》，很难说都反映了历史真实的情况。

历史与文学往往是不分家的。

实际上，越是早期的历史文献，就越不会有明确的文史分法。特别在涉及先秦历史事件、人物形象时，从战国秦汉到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以至今日，有个明显的层累过程。在这样的层累过程中，历史事件的细节会放大、历史人物的评价会脸谱化。

那么，皇甫谧书写的这些史料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呢？

纣王最大罪名只是酗酒

具体到商纣王这个案例时，顾老找出了最可靠的西周文献——今文《尚书》，在里面找到商末周初周人给商纣王安插的几条罪名：“酗酒”（最大的一条）、“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认为这几大罪状不过是新朝国君对旧朝国君一种正常斥责，商纣王不过是个昏君，而并非是个暴君。《帝王世纪》《封神演义》那些奇奇怪怪的暴政，在周代早期文献中完全没有体现。

但到了春秋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西周灭亡后，学问从天子流传到了诸侯，在春秋无义战的社会背景以及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革下，不少诸侯史官有了“以史为鉴”的意识，于是商纣作为前朝亡国之君，就被当作一个反面典型不断论述。这就是前文提到过的“箭垛式人物”。

孔子弟子子贡当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很精辟地总结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后来战国时期官学到了私学，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了。庄子说“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证明“誉尧非桀”是当时赞毁的两个极端。荀子也说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当然，从当时文献记录来看，商纣的罪恶远比夏桀多，在《帝王世纪》中都有总结。

在《论语》里，最早提到商纣时有三位仁者被迫害，即微子离去、箕子为奴、比干谏死，这是后人对被纣王迫害的臣民最早的点名道姓。至于子贡当时听到的还有哪些，目前都不得而知了。但至少到了战国时期，关于纣王罪名井喷式发展如在《天问》里，就有淹杀忠臣比干、滥赏奸佞雷开的记载。雷开此人仅在此处提到，在《封神演义》里就成了一名殷商武将，与殷破败一起捕获过纣王逃跑的两个儿子殷郊、殷洪；《战国策》里说将鄂侯做成肉脯。

在喜欢用寓言的《吕氏春秋》里，关于此类记载是最多最详细的。比如《吕氏春秋》就提到酒池肉圃、杀鬼侯女并将鬼侯做成肉脯、砍渡河人的胫骨而看骨髓、将梅伯剁成肉酱送给周文王、修建璇宫和倾宫、剖开孕妇肚子看胎儿、杀比干看他的心脏、任用奸臣恶来，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比干的死，《论语》只说是谏死，而《天问》里又说淹杀、《吕氏春秋》则说杀死察看心脏。这样矛盾的记载，明显反映这些记录不可能都是真相。

类似的还有砍渡河人的胫骨而看骨髓，在西汉刘安《淮南子》里说是一个才士，而在北朝郦道元《水经注》里说是一个老者；剖开孕妇肚子看胎儿，在《帝王世纪》里变成了剖开比干妻的肚子；将梅伯剁成肉泥送给周文王，在《帝王世纪》里变成了将伯邑考剁成肉泥。

而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里，又有了使用象牙筷子、设置炮烙之刑、作靡靡之音、长夜之饮导致失去历法等记载。到西汉中期的《史记》里，又有了加重赋税充实鹿台、收集奇珍修建苑台、罢黜贤臣商容、使男女裸奔于酒池肉林等说法，而且把过去很多史料整合进《殷本纪》里。西汉后期的《列女传》，最大的贡献是强化了妲己的罪恶。

到西晋的《帝王世纪》里，皇甫谧一方面对上述史料进行整合，另一方面又搜集了一些新的史料，这样才创作出一篇纣王的罪状书。

至此，纣王的一部完整的罪状书，正式确定了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记载大多来源于战国西汉，虽然对于魏晋来说时间向前推移了，但仍然不能代表商末周初的真实历史。那么，在《尚书》中周人对纣王的指控里，我们又能读出一些什么细节来呢？

改革失败的商纣王？

回到《尚书》中周武王指控纣王的六条罪名，我们来逐条分析。

最大的罪名是酗酒，这条可以说纣王昏庸，但未必就能说他是暴君。

然后先看最后两条，即相信天命与不留心祭祀，其实也很难说是罪过。商人比较信奉神灵，相信天命本就是当时的传统观念。等到周人灭商后，才反思出来了“天命无常，唯德是亲”的道理；而不留心祭祀，也可以说正是商人世俗观念有所进步。

最后是中间的几条：不重用贵族、重用低贱者、听信妇人言，这三条指向的都是用人问题。先说听信妇人言这条，其实商朝本身就有妇女参政传统，如大名鼎鼎的武丁王后妇好，在商朝就非常被敬重。为什么周朝“听信妇人言”成了罪名？无非只是妲己出身不太高贵。妲己的母家是小国苏国，但当时苏国也已经投降了周朝。说明苏国人也不太看重妲己，或许妲己在苏国身份也并不高。

大体来说，夏、商、西周三代国王加强王权的行为，可以说有贪欲的一面，但从历史环境看却是进步的。商末仍然处于早期国家阶段，虽然国家形态已经完成，但血缘家族仍是社会主体。国王只能支配整个族群，不能支配具体的人口。

在建国初期，王权与族权更多是利用关系，但之后因为矛盾不断冲突，最终导致国王消灭贵族，或者贵族推翻国王。所以王权和族权既有利用又有对立的一面，走向成熟国家就要求王权排除族权的影响，而将公共权力直接延伸到个体家庭。

实际上，这种王权改革从商朝中后期就开始了。武丁最后即位的儿子是祖甲，在祖甲之前有不少兄终弟及，在他之后却基本父子相继。在此期间发生了什么事件？卜辞的周祭制度是从祖甲时形成，内容是加强对直系先王的祭祀，而旁系先王的子孙不在其列。这代表王位继承权由同宗兄弟共有，开始限缩为直系父子所有。在商周贵族看来，自然是违背祖训的，所以春秋中期的单穆公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认为是祖甲改制导致的商朝灭亡。

文献中的商汤灭夏不无相似之处，尽管这些记载未必是信史，但大致能反映周人的朝代兴替观。

夏朝中后期有个类似祖甲的人物，就是夏王孔甲。清华简《厚父》提到“孔甲之典刑，颠覆厥德，沉湎于非彝”，《国语》称“孔甲乱夏，四世而陨”，似乎孔甲也进行了一次改革。夏桀与商纣又多有类似之处，《尚书》记载夏桀“弗作往任”“率割夏邑”，大体也是类似的做法。他们都做了加强王权、抑制族权之事，或许具体行为过激或不当，以致加速灭亡。

商汤灭夏与武王伐纣也有类似之处。商汤和周武王都是打着氏族平等的旗帜，所以商汤政策是“网开三面”、伊尹则宣传“尧舜之道”；而周武王也对盟友称“友邦冢君”，认为周革商命是“行天之罚”。

但在他们坐稳了江山后，又想方设法与族权斗争。到了西周中后期的周厉王、周幽王，实际上又是祖甲、帝辛的翻版。但尽管王权往往败于族权，却在斗争中不断得到强化，最终迎来了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早期国家终于进入了成熟国家。

总体来说，纣王的所谓荒**残暴，大概多数来自后人传说。当然，不能就此为纣王翻案，认为纣王英明神武，商朝的灭亡来自周人偷袭。实际上，如果没有盟邦支持，周人不可能在一战胜利后就能延续数百年的社稷。

商纣王作为亡国之君，行为肯定有不妥之处。然而，即使在当时周人政治宣传中，这位敌国国君的行径也并非太恶劣，对商纣王那些惨绝人寰的恶行，更多出于后世的记载。评价纣王其人，还是应该把其放在时代大背景下，而尽量淡化其个人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