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的这份商王世系表，颠覆和增补了《史记》的记载

河南安阳文字博物馆保存的甲骨文真品

目前流传下来记录夏朝的文献最早只在周朝，所以关于夏朝的存在一直有争议。但商朝却是明白无误的存在，这自然要归功于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当然，与商代甲骨文同期的还有金文、陶文等文字。不过它们记录的信息远不如甲骨文多，所以重要性也就颇不如后者。那么，甲骨文到底是如何证明商朝存在的呢？这就要从甲骨文的发现说起了。

商代文字的发现大概始于宋代，张抡在《绍兴内府古器评》收录了一件“祖辛尊”，他认为这就是商王祖辛之物。不过整体来看，20世纪以前的文字资料，能够确信出自商代的非常少，更不能形成一个完整反映商文明的文字体系。这样一来，商朝的历史就始终是雾里看花。

1899年，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维卿从河南安阳小屯村收购了一批中药材“龙骨”，带到京城请时任清朝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鉴定。王懿荣敏锐发现上面刻画的符号很像是一种古文字，于是开始以重金收购。他对甲骨文有意识的搜集保存工作，使他成为“甲骨文第一人”。

1903年，刘鹗作了第一部甲骨著录——《铁云藏龟》，他在《铁云藏龟》的自序中明确指出这是“殷人刀笔文字”。“龙骨”作为一种文物资料也开始广为人知。1904年，孙诒让对《铁云藏龟》文字进行释读分类，并写下了第一部甲骨文分类研究的著作——《契文举例》。

孙诒让之后，又有大名鼎鼎的“甲骨四堂”，唐兰称“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首先是“雪堂”罗振玉，他在1908年考察到甲骨确切出土地在安阳小屯，于是派弟弟罗振常去村里收购，这样一来既抢救了不少新出甲骨，又对未来殷墟的科学发掘指明了方向。他于1910年作《殷商贞卜文字考》，整理出了十八位殷商先王的名字。1914年又作《殷虚书契考释》，整理出了二十二位殷商先王和十四位配偶先妣的名字。

过去罗振玉已释出甲骨文有“王亥”一名，王国维结合《山海经》《竹书纪年》，指出王亥即是商朝先公“王亥”，也就是《世本》的胲（核）、《天问》的该、《吕氏春秋》的王氷、《史记》的振、《汉书·古今人名表》的垓；甲骨文的出现，证明这些写法都是错的，而不被儒家重视的《山海经》《竹书纪年》反而是正确的。

在《史记·殷本纪》里，商汤之前的六位先公分别是上甲微、报丁、报丙、报乙、主壬、主癸。王国维先生虽然以《史记》去证甲骨文，但反过来校正了《史记》的若干错误。

很明显，“报乙、报丙、报丁”的顺序才是正确的，而“报丁、报丙、报乙”则有误。另外，“报”即是“匚”“□”，当是一种祭祀的仪式（原型或即神龛），而并非人名的一部分；至于“示壬、示癸”的“示”，明显也与祭祀有关（原型或即神位），而并非“主壬、主癸”。可见，《殷本纪》所参考的材料也类似祭祀谱性质，但其中一些含义或许太史公已不能理解了。

至此，商朝的存在毫无疑问，殷商世系逐渐走向还原。

甲骨文的分期与周祭谱的研究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董作宾先生主持小屯殷墟考古，从此揭开了官方科学发掘殷墟的序幕。此后直至今日，在殷墟出土的有字甲骨多达三万余片。这些甲骨文里多次出现“商”“中商”“大邑商”“天邑商”等商人自称，足以证明这就是商朝后期王都所在地，也就是文献中所说的“盘庚迁殷”后不再迁徙的殷都。可见，至少盘庚之后的商朝，是明白无误存在的。

那么，盘庚以前的商朝又是什么情况呢？

不过，因为这些先王缺少世系记录，是否是真实人物也不可知。但从上甲开始，商朝的世系就完整明确了。在罗振玉、王国维之后，主要得益于郭沫若、董作宾先生的研究。

“鼎堂”郭沫若于20世纪30年代作《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也对商先王世系和配偶有所研究。

1933年，“彦堂”董作宾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根据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十项标准进行甲骨文断代。结论是从卜辞中最早最明确的商王武丁开始，与文献记载之前的盘庚、小辛、小乙为一期；之后的祖庚、祖甲为二期；再往后的廪辛、康丁为三期；再往后的武乙、文丁为四期；最后的帝乙、帝辛为五期。董作宾首次将卜辞整理成了体系，这就是著名的“五期断代法”。

当然，这样的结论存在一定争议，目前一般以常玉芝先生《商代周祭制度》一书的排列作为依据。

在这个周祭制度排列出的周祭谱里，上甲是世系明确第一位先王，即《殷本纪》的“微”、古本《竹书纪年》的上甲微。上甲微之后是匚（报）乙、匚丙、匚丁三代。报丁之后是示壬、示癸以及他们的配偶妣庚、妣甲。这些也得益于当年王国维先生的研究。根据常玉芝先生的观点，“上甲三报二示”这六位先公为周祭谱第一旬。

至于第二旬至第十旬，分别祭祀商汤大乙、大丁、大甲、卜丙、大庚、小甲、大戊、雍己、中丁、外壬、戔甲、祖乙、祖辛、羌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己、祖庚、祖甲、康丁等二十五位先王，再补上不在周祭谱内的最后四位武乙、文丁、帝乙、帝辛，这样就组成了一张完整的商代世系表。

我们注意到，从上甲开始，所有商王名字都带个天干。这是为什么呢？古人认为，一旬有十日，而每日则是不同的太阳轮值，这十个太阳被叫作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就是天干十日的由来。

“二示”之后就是大乙和配偶妣丙。大乙就是鼎鼎大名的商汤，他的名字很多，古本《竹书纪年》说“汤有七名而九征”，在甲骨文里能找到大乙、成、唐等称呼，商汤还被称作“高祖乙”，可见地位非同一般。

总之，甲骨文中的先公先王，大体能印证《殷本纪》的世系。这说明，殷墟甲骨文确实是商代的文字，商代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我国信史开端提前到了商代。当然，大体印证不等于完全对应，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此，而应通过周祭谱去校正史书的疏漏，填补空白。

周祭谱第一是人名、世系的问题。上文提到的先公“二示”字形和“三报”世系就是如此。在商王中也有几例。比如，《殷本纪》中商汤太子太丁早逝，所以由太丁之弟外丙、中壬先后即位，然后由中壬传给太丁子太甲。这长期被认为是商代实行“兄终弟及”的证据。

“伊尹放太甲”也是一件公案。《史记·殷本纪》说商王太甲昏庸无道，相国伊尹将其放逐桐宫，自己进行摄政。三年后太甲改过自新，伊尹再迎接他来复位。但古本《竹书纪年》却说伊尹篡位，太甲杀伊尹夺位。因为古本《竹书纪年》不少事件比《史记》可信，所以这条记录也同样挑战了《史记》可信度。

不过，甲骨卜辞发现伊尹在商代后世祭祀非常隆重，不像是一个篡位谋叛之臣；再联系到周祭谱中商汤—大丁—大甲—卜丙—大庚的次序，更加证实《史记》之说正而古本《竹书纪年》之说误。在商代史最可靠的甲骨文证据面前，古本《竹书纪年》当然也要避让三分。

周祭谱第二是记录了直系先王的配偶。比如，周祭谱里太甲配祭的有妣辛，而卜丙没有配祭，这就说明，卜丙之后的大庚不是他的后人，那么应该仍是太甲的后人，与《殷本纪》一致。而武丁有三个配偶，分别是妣辛、妣癸、妣戊，因为这三位妻子的儿子都称王，分别是祖己、祖庚和祖甲；但其中只有祖甲有配偶妣戊配祭，说明他成了直系先王。

另外，文献记载太子太丁、太子祖己都早逝，但他们在周祭谱里同样被作为先王对待。这一点值得重视，可以联系到《史记·秦本纪》中秦文公未即位的太子秦静公。

除了周祭谱之外，甲骨卜辞还能修订谥号、庙号的问题。《殷本纪》中先后有两个太丁，一个是商汤的太子，一个是商纣的祖父。而在古本《竹书纪年》里，第二个太丁作“文丁”，这也能够被甲骨文证实，此外文丁还称“文武丁”，这应该是最早的两字谥号；《殷本纪》里有太宗太丁、中宗太戊、高宗武丁，而今本《竹书纪年》却说中宗祖乙，这也得到甲骨文的证实，“太宗”“高宗”称呼目前没有发现，但可以证明商代存在庙号。

周祭谱可以被视为商王的世系表，而一般贵族也有世系表问世。其中最著名的有两种，一是藏于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的牛骨刻辞，上面刻有儿氏家族的十一世祖先私名；另一种据说是河北清苑发现的三件商代青铜戈，上面刻有诸祖父、诸父、诸兄的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