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探索思考
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常常让我们难以停下脚步,或欣赏一番途中美景,或品味几多闲情雅趣,更别说有余力思索“匆忙与闲暇”这样抽象的命题了。所幸,1948年,钱穆先生在闲居于湖光胜景的一段岁月里,对此思考记录,下笔成文,流传至今。
阅读批注
顾亭林《日知录》曾引用《论语》里两则话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当时北方人易犯的病。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则是当时南方人易犯的病。其实此二病乃一病。正因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才至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1若使生活艰难,饱食不易,那有闲工夫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呢?大抵此两种病弥漫中国古今南北,并不从晚明始有。至少在宋以下的中国,更显然地曝着了。那是一种农村社会所最易犯的病,尤其在农村社会的小地主阶层更易犯着。2
1 引经据典,引出论题
文章一开篇,作者即引用顾亭林《日知录》中的两句话为开头,并点明二者的内在关系:正因为有些人每天吃饱喝足,什么事也不思考,才导致他们整天聚在一起,胡吹乱侃,漫无边际。
2 追根溯源,界定范围
此种生活病态不分古今南北,尤其在农村社会的小地主阶层更加严重。由此可见,作者所要论述的话题并非特例,而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久远的问题。
张横渠尝说:“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这里惰字却是中国人之真病。3惰了便骄,骄即惰之外相,亦是惰之内情。其所以惰者,则由其生活闲散,不紧张,不迫切。横渠是关中人,关中地区,在北宋时生活尚较艰,但横渠已如此说。关中以外的地区更可想见了。
3 引用论证
此处,作者继续引用古语,并发表观点:“惰”字才是中国人的真正病痛。而一个人之所以“惰”,大概是因为其生活太过闲散,没有压力。
朱子曾说:“内无空寂之诱,外无功利之贪。”试问如何能不贪功利,岂不先得要生事易足?但生事易足,便易为空寂所诱。4朱子所说的诱人空寂,乃指佛教言。佛教思想来自印度,正因为印度人生活更较中国轻易,才爱走向空寂的路去。目下西方人的功利观点远较中国人为强烈而认真,则因西方生事更较中国艰难也。
4 段落排比,一气呵成
在前面两段引用了顾亭林、张横渠的古语后,作者继续借朱子之口提出了新的观点“生事易足,便易为空寂所诱”。三段排比,结构井然,条理清晰,论证有序。
功利是纯现实的,而空寂则是纯理想的。功利是纯物质的,而空寂则是纯精神的。5因此想到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标榜着一种中和态度的人生哲学,显然是由中国北方农村经济下产生。他们不耽空寂,但也不着功利,儒家的中和态度是笃实的。墨家在当时,大概他们的出身较儒家是更艰苦些,因而他们笃实的意味也较儒家更浓厚了。由笃实而走上艰苦的路,便不免有些像贪功利。当时中国北方农村需要笃实,却不必定太需要艰苦。因此墨家思想终因其太接近计较功利,而没有儒家般易受人欢迎。道家则较闲散,但又折向空寂了。只有儒家在不太紧张,又不太闲散之中道上,这是中国思想之正脉。6
5 辩证法
功利与空寂是现实与理想的关系,是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以此引出中国古代多家学派的态度之别,并结合当时中国北方农村的物质现状加以分析。
6 总括上文,明确观点
在对儒家、墨家、道家的学说予以分析后,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儒家的中和态度是笃实的,既不太紧张,也不太闲散,是中国思想的正脉。自然而然地呼应了文题。
两汉儒生,都从半耕半读的北方农村中产出,他们不算太艰苦,但也不能太闲散,总仍还是要笃实。董仲舒曾说:“明其道不谋其利,正其谊不计其功。”他们不能不担着实际生活的担子,但那担子压得不太重,不紧张,还有一部分闲散工夫,可以让他们来求正谊明道。所以他们能不空寂,又不肯汲汲去谋利计功,而确然成其为儒家态度。到东汉以下,门第逐渐成长。半耕半读的儒生,渐渐在大门第之养尊处优之生活中转变而为名士清谈。那时则老庄道士占了上风,又染上了空寂的味儿。
佛教在那时传入,正投中国人当时所好。但南北佛教风气不同,北方佛教比较在社会下层生根,因此也比较笃实。南方佛教则寄托在门第士大夫间,尚玄想,尚清谈。若说空寂,则南方佛教更空寂,后来天台禅宗都盛行在南方。南方气候温暖,地面也狭小了,水土肥沃,生事更轻松,小家庭制也开始在南方蔓延。人事牵犁,亦较北方轻减。下及唐代,一辈士大夫,论其家世,比较还是北方传统占优势。北方农村比较南方笃实,大家庭制亦先在北方生长。门第力量还在,每一个人(此指士大夫言)至少都还有家庭重负。因此唐代佛学虽盛,而却重事功。下到宋代,中国一切文化学术重心,逐渐南迁。门第破坏了,小家庭制普遍了,士大夫一得科第,衣租食税,生事易足,生活担子更轻松,人事更宽弛,心地上觉得一切闲散不紧张,禅宗思想流进儒学,便成为宋明之理学家。7
7 有序条理
如果你细读本文,就不难发现在主体部分,作者是按照历史发展的轨迹,按照各学派思想出现的先后顺序加以分析论述,条理清晰,逻辑分明。
理学家说敬说静,总是在小家庭里个人生活无忧无迫,遂能欣赏到这一种生活。朱子说:
“敬有甚事,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其实敬也等如没事了。只要你在没事时莫放纵,莫惰,莫骄。莫惰了,又没事,便成了宋儒心中所认识的所谓敬的体段。陆象山常教人收拾精神,总因在散闲生活中精神易散漫,易放纵,故而要你收拾,这些全是在比较轻松无事中才讲求。8宋儒亦讲明道正谊,但实在是个人身上的意味重了,并不像先秦儒家般,常从国家社会大处着眼。先秦儒讲的义与道,常指的政治性,社会性的,个人日常生活的意味比较淡。因此宋儒好譬如儒家中的出家人。他们不是崇信佛教的僧徒,但可说他们是崇信孔子的僧徒。他们不是慕效老庄的道士,而只是慕效孔孟的道士。
8 举例论证
为了证明理学家重视“说敬说静”,作者再次请出理学家朱子和陆象山来为自己的观点作支撑,展示出了作者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对世事的深刻思考。
宋明理学家不喜欢佛教,也不喜欢老庄,但那时是南方士大夫为主体的时代了,虽则他们极力想象追求古代中国北方农村的一种朴笃精神,而终于要走样。他们常爱说眼前日用,却实在闲散没事。因此他们爱说孟子“必有事焉”,一面便连带说中庸鸢飞鱼跃活泼泼地。可见他们的那些事,还只是云淡风轻,寻花傍柳,窗前草不除,在闲中欣赏雏鸡,观盆鱼,乃至静听驴子叫之类。9好言之,可说是一种淡宕的艺术人生。恶言之,还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所以用心到这些上面来。阳明教人也说必有事焉,切莫空锅煮饭。其实正因闲散没事,故而时时想到必须有事。真使你生事忙迫,哪有闲工夫说必有事焉呢?然则宋明理学家正已在空锅煮饭了。到底他们也不免要带几分空寂味儿吧。我们纵不说他们也犯了骄惰之病,但劳谦之德总是视古有愧了。
9 语言优美
议论文的语言除了严谨、简练,也可追求优美,有韵律。但在运用时,要辨别其是否与前后文连贯通畅,切忌语言风格变化多端,生出不伦不类之感。
明末北方社会在生事十分难窘的状态下产出了一个颜习斋。但清代康雍升平以后,南方人又操着学术思想之霸权,当时江浙人的生活,在像扬州苏州那种环境里,哪能接受颜习斋的思想呢?而且习斋晚年生活,也就在习敬习静中安度了。西方文明,一开始便在希腊雅典等商业小城市里发展,根本和中国古代北方农村的闲散意味不同。近代欧洲,至少从文艺复兴以下,生活一天忙迫似一天,一天紧张似一天,直到如今,五六百年来紧张忙迫得喘不过气来了。他们中古时期在教堂里的一些儿空寂气味,现在是全散失了,满脑满肠只是功利。彼中哲人如英国罗素之流,生长在此忙迫生活中,讨厌功利鞭子,不免要欣赏到中国。然中国文化之弱点则正在此。10
10 层层递进,逐次展开
此处,作者从远古来到近代,从中国转向西方,层层深入地指出人类的生活状态会随着多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国农村逐步破产,闲散生活再也维持不来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认真,中国人正在开始正式学忙迫,学紧张,学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紧张又哪里是生活的正轨呢。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国人在以往长时期的闲散生活中,实在亦有许多宝贵而可爱的经验,还常使我们回忆与流连。11这正是中国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国人今天的大苦处。
11 照应文题,总结观点
如今的中国人,从闲暇走向匆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不同物质生活条件下的必然,值得深思。
阅读赏析
1948年春天,在有着闲云野鹤的太湖边上,钱穆先生闲居于此。大约四个月的时间,他一边休养,一边利用这些闲散的时光酝酿所思所感,写成一篇又一篇的文字,后汇集成册,取名为《湖上闲思录》。《生活的匆忙与闲暇》便出自于此。
因为是“闲思”,所以这本书不是高深的论著,也不是严谨的讲义,只是先生对事、对人、对社会、对历史的主观思考。如此一来,读者似乎也被分成了两派,有的追随尊崇,有的摇头惋惜。但不管怎样,这是钱穆先生真实的思考和认识,他从儒墨道法谈及程朱理学,从文化反思谈到家国情怀,彰显了作者多样的才华。
而《生活的匆忙与闲暇》一文,虽偶有晦涩,但不影响我们从中获得新的感悟:匆忙如紧绷的弦,闲暇如松弛的线,只有学会平衡二者的关系,才能拥有从容不迫的人生。
阅读延伸
1.在《生活的匆忙与闲暇》一文中,作者最推崇的是哪家思想派别,说说你的理解。
2.假如给你一篇“匆忙与闲暇”的命题作文,你会如何谋篇布局呢?
3.如果你感兴趣,不妨找来《湖上闲思录》一读,并作出自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