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梅南现象学教育学的解释现象学方法是属于人文科学方法或精神科学方法，它与传统认识论或自然科学方法有着重大区别。范梅南讨论的是以“体知”（embodied knowing）为基础的实践认识论，它继承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的传统，是理解与解释的人文方法。所以，我们要首先讨论一下现象学如何超越了传统认识论的方法。

当西方在近代发生了认识论转向，开始探讨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世界的，科学就从哲学脱离出来开始了独立的探索和发展。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和著作《新工具》已经给方法赋予了极高的地位。要认识这个世界，获得真理，就必须首先发现新的工具和新的方法。物理学的发展必然走向数学化，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还有实验方法都成了科学发现的首要前提。没有方法，就没有科学。方法在科学中获得了神圣的地位。但我们知道近代科学的哲学基础是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表象化、对象化的思维方式，人们把整个自然都看成是认识的对象，征服的对象。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到康德“人为自然界立法”都是一种主客对立的二元思维，这种理性思维在面对人的世界时就会出现重重危机，比如教育中的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思维对人性的戕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教育的关系首先不是这种认识的关系。仅靠方法或许可以机械地传授知识，但人与人之间触动灵魂、唤醒灵魂，精神发生深刻转变的教育却没有发生。在理解生命的时候，仅靠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本体的关怀，对心灵的深刻洞察。理解并不仅仅是个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教化问题，一个文化的熏陶问题。范梅南所讨论的方法更多的并不是工具性的方法，拿来就可以用，而是生存论意义上的方法，是需要有精神能力支撑的。

当以科学的态度去认识这个世界中的万事万物时，一切都成了认识研究的对象，都成了与“我”对立而在的存在者，“人”也就被定义成了理性的动物，而这种自然科学的逻辑定义方式还是把人框在了某个“范畴”之内，由此，人们便可以逻辑地推理论证“人是什么？”的存在者的不变本质（所谓类的最高的普遍的本质），而与“此在”（海德格尔的dasein）相随的涌动着无限可能性的存在却被遗忘了。这种对存在者本质的追问自然需要强有力的方法来完成，也就是需要技术和严密的程序，一步步证明，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尤其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无时无刻不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生活便利。学习者到处在寻找方法的灵丹妙药，似乎一朝方法手中握，就可以药到病除解决问题。几乎没有人追问方法的原初意义，即方法的源头，方法是怎么形成的。在今天普通人的科学思维中也是“言必称方法”，好像有了方法，就有了一切，有了方法，就可以征服一切。这种传统认识论中方法统治的思维惯性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根深蒂固。方法之外可有大道？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谈到，实证主义将科学的理念还原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其对生活的意义。[1]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一切方法本质上还有一种倾向，即随着技术化而变得肤浅化。因此，自然科学经受一种多方面的改变和意义被掩盖的过程。[2]人们关注方法也就是在关注“事实”，海德格尔“思的事情”在科学的浪潮中显得不合时宜。在方法之前的“原初意义的形成”在自然科学的方法里早已**然无存，因为科学不可能反思自身，也不可能追溯到科学技术的源头去直观原现象的丰富意义。形成方法的体验过程在科学的知识大厦里丧失了。

范梅南有一篇论文的题目就是《从意义到方法》，顾名思义，意义发生在方法之前，我们首先要思悟方法形成前意义的发生世界，我们首先是对意义的理解和体知，然后才是方法的形成。现象学关注的恰恰是体验中的意义世界，胡塞尔意识的相关项noema就是意义的世界。我们能否从作为静态结果的方法回溯到意义生成的动态过程，就意味着我们能否完成现象学的超越。

海德格尔区分了存在论的差异，即存在者与存在的差异，也区分了事实与思想的事情。[3]作为已形成知识形态的方法来说，它已然是一个现成存在者，一个事实，它是理性或认识说明的对象。当“此在”“在世界中存在”（海德格尔语），并展开自己的时候，并没有固定的方法可以依循，也没有现成的原则规范、引导。去存在（to be）就是在可能性中显现自身。“此在”必须在存在的敞开之域开拓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way），本己的，与自身合一的存在论意义上的方法（way）。在这里，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英语的way同时意指“方法”与“道路”。“方法”与“道路”同一。海德格尔也把中国老子的“道”翻译成“道路”（weg）。现象学既要超越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思辨，也要超越自然科学的实证，从而试图回到事情本身，体验意义的显现和原初的不证自明，回到现象，以智性直观（现象学的看并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感性直观，而是感性直观的深化）洞见其显现。

范梅南在1980年发表了一篇长篇论文，题为《现象学教育学》，其中，他以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作为理论资源，探讨教育的存在。教育存在展开的过程就是自我解释的过程，这种本体论的维度依然在直观中被把握，不是方法，而是道路在形成着一个个路标。我们不是用固定的方法来研究固定的教育存在者，而是教育存在动态的显现，要求我们用语言将它们的意义显明出来。逻各斯（logos）的原初意义是话语，而不是后来的逻辑。

现成的方法已成为一种知识，一种事实，教师和学生都要从这种知识性的事实转向现象中的体验，转向思想的事情，转向境遇中的亲历和实践，在做的过程中探索形成有效的方法。亦即从知识（knowledge）性的方法转向体知（knowing）性的方法。这后一种方法不是在静态的语言的陈述中，而是在动态的体知中不断领会、理解，这里面包含了直觉（intuition）和顿悟（epiphany）的成分，是在形成清晰的语言表达之前的更本真的存在状态。唯有这种前概念的、前科学的、前理论的方法才是本己的，与存在整体合一的。只有自己体悟出的方法才会自然而然地有效，它与文字概念表达出来的方法已有巨大差异。这就是现象学超越的意义所在，它在人们执着于认识论中的方法魔幻时，警醒人们还有更原本的前概念的体验之域，有更生动的方法大道。

汉字“道”是一个人在路上走，即海德格尔的To be，在那生生不息的存在的展开状态中，走出了一条路。教育不是存在者之学，无法靠形而上学的定义得到充分的说明。原因很简单，人不是一个存在者，存在者的固定本质无法说明人这一存在的丰富性。教育毫无疑问是存在之学，显现之学，人可能通过一生的有限拓展显现出另一种无法定义的本质。在去存在的过程中，人们是在创造着方法，而不是受方法的统治，循规蹈矩，毫无生气。所以，谈到方法，首先是对意义的默会或心领神会，首先是回到事情本身的相互牵引、发生，首先是在时机化的时间中缘境而发、直接把握。在本质直观中，现象学的点头和现象学的回响中，教育方法才能默会成方法的智慧（亚里士多德的“明智”或曰“实践智慧”引出行动的“实践”，即praxis），在境遇中随机应变，通透无碍。这恰恰是范梅南所创造的两个概念：智慧（thoughtfulness）和机智（tact），北京大学的陈向明教授有意识地区分了古典的praxis的反思性，亦即思的品质和现代的practice的操作性和事实性。此区分耐人寻味，启人哲思，不妨一参。跳出认识论，人自有人的存在！

范梅南用机智代替了方法，这并不是说要取消所有的教育方法，任何活动中都会有技术活存在。范梅南只是想说，在真实的课堂上，机械的方法常常会失效，教师必须养育出教育智慧，以这种智慧的意识品质来随机表现出机智的行动。

[1]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7。

[2]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0。

[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