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have worked at approaches for doing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scholarship of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ers such as Husserl， Heidegger， Sartre， Merleau-Ponty， and others. See 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and many articles on this topic.

——Max van Manen

对于范梅南来说，“做”现象学的精神贯穿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其中，现象学写作是他一直关注的研究领域。范梅南是一位教育家和实践者，他始终以“回到事情本身”的态度做现象学，而不是书斋里的理论家和玄想者。教育实践是他每天的日课，现象学写作是他一以贯之的反思方法。

1975年，斯皮尔伯格（Herbert Spiegelberg）写了一本书，题名为《做现象学》，他的目的是要使做现象学的精神直接面对现象，使直面现象的做现象学的精神得以复活。其中，他谈到工作坊的方法（workshop approaches），选择有限的、细小的主题进行探究。它们出于专业实践的需要，而不是现象学理论的学院研究。这个时候，方法其实是一种思维态度或思维风格，就像胡塞尔说的哲学态度来替代想当然的自然态度。做现象学作为一种反思方法，如悬置、还原，它是要与生活世界发生最原初的相遇，在我们亲历的时候体验到“事情本身”，而不是概念化或理论化的“事情”。在概念之中，“事情本身”的意义早已逃逸，人类只是想再现原初的发生，不得不借助语言来捕捉过去了的“现在”，可语言毕竟不是“事情本身”。

乌特勒支学派的学者兼不同专业的实践者写出了经典的现象学教育学文本，却从不谈方法问题。关于方法，他们好像无话可说。教育学文本就成了方法，写作就成了现象学研究。我们可能会被这些富有洞见的文本打动，但读者却很难从技术的意义上去学习、模仿他们写作文本的方法。这就关涉到写作体验本身的孤独性，写作现象学要求读者自己去体验，自己去穿越黑暗，文本和黑暗成了方法，方法在不断地创造之中，我不是靠方法去写，而是写出了方法。

范梅南认为，方法就是对“事情本身”的专注和凝神，首先要有惊奇感才能打开一个世界。要说惊奇是一种方法，我们读者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在范梅南看来，做现象学首先是一种精神态度，而不是技术意义上的一个个死的方法。

现象学教育学的诞生地乌特勒支大学的那些学者们继承了胡塞尔现象学的精神态度和方法，而对胡塞尔沉重的知识论并没有太大兴趣。他们更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他们把自己的研究称为“做”现象学，把自己的方法称为“家庭、街道、厨房式”的研究。在此，“做”可以是做研究，也可以是自己就是实践者。这是在行动中、在实践中的研究，是一种深入其中的哲思活动，名词的“philosophy”变成了动词的“philosophizing”。另外，范梅南所继承的解释学传统发展到伽达默尔已经成为一种实践哲学，它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为核心。解释学不仅仅是一种实践技艺、语言转换的技艺，它已升华为一种哲学，一种哲思活动，目的是为了获得实践智慧。实践智慧又外显为机智。范梅南同样继承了乌特勒支“做”现象学的传统，回到教育生活体验，回到教育情境中，进行现象学的反思和写作。写作即反思。写作本身也是“做”现象学的一部分，看似离开了教育生活，实际上强化了研究者对教育生活的理解，从而与生活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