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乌特勒支学派概述[1]

20世纪20年代，哲学家和语言学家Hendrick J. Pos（1989－1955）将胡塞尔现象学介绍到荷兰；随后，海德格尔哲学经由法国传入，而法国的存在主义（存在哲学）思想对荷兰的影响更为深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孕育和发展出了现象学教育学（fenomenologische pedagogiek，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这一新的教育哲学探索方向。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荷兰乌特勒支（Utrecht）大学的拜滕狄克（Frederick Buytendijk，1887- ），兰格威尔德（Langeveld，1905-1999），比茨（Nicolaas Beets，1915-?），林肖顿（Jan Linschoten），范登伯格（Jan Hendrik van den Berg）等形成了乌特勒支学派（Utrecht School）。他们都是专业实践者，从事心理学、教育学、精神病学、社会学、犯罪学、法学和医学的研究与实践。这种成员构成的复杂性与后来现象学教育学发展期的加拿大阿尔伯塔迥然不同。

1946年，拜滕狄克受兰格威尔德的邀请到乌特勒支大学工作，标志着乌特勒支学派的开始。兰格威尔德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与拜滕狄克一拍即合，甚为默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动**不安给荷兰青年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荷兰社会担心青年人的未来。因此，学术上有整合各种学科的倾向，以应对时代的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文主义”和“人格主义”成了两个关键词。在个体生命的自我负责和社会参与的旗帜下，乌特勒支学派不辱使命、奋力远航。

除拜滕狄克外，还有一位标志性的人物，名曰李姆克（Henricus C.Rümke），他是现象学精神病学家，现象学教育学的领军人物和开拓者。1923年，他利用雅斯贝尔斯的观念“同感直觉”（empathic intuition）完成了毕业论文《幸福感的现象学和精神病学研究》。

心理学家拜滕狄克很少关注方法论问题，在1962年的《小说的心理学》中有一些有趣的讨论。他利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反思性分析，相信小说可以为心理学研究提供洞见。另外，在《胡塞尔现象学和它对当代心理学的意义》中，拜滕狄克表达了现象学方法如何应用于那些属于生活世界实践的生存的模态。这个文本为乌特勒支学派奠定了基础，引发了许多应用性研究。这些实践的现象学生活世界研究部分收录于科克尔曼斯（Joseph Kokelmans）编辑出版的《现象学心理学：荷兰学派》。心理学家拜滕狄克将现象学方法应用于生活世界的实践和心理学理解，认为人类生存的知识（knowledge of human existence）能够通过观察日常生活情境和事件直接获得。乌特勒支大学出版了大量的期刊和论文集，其中最重要的是林肖顿和范登伯格编辑出版的《人与世界》（Per soon en Wereld， Person and World， 1953），它收录了经典的现象学生活世界研究。从总体上看，拜滕狄克及其同事从事的心理学研究对教育学有着积极的影响，他们推崇的是一种实践的态度。

随着拜滕狄克的退休和来自外部的学术影响，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德国的批判理论以及美国的行为主义，乌特勒支大学心理学界的现象学研究走向衰落，但是该大学的教育学依然保持着生机。20世纪60年代，荷兰现象学教育学的最重要代表是兰格威尔德（Jan Langeveld），20世纪五六十年代，E.E.A. Vermeer探讨了游戏（play）的意义，Nicolaas Beets对青少年生活世界进行探索，而Rob Lubbers的教育学研究具有解释学取向。20世纪七八十年代，Beekman，Mulderij和Bleeker运用人种志的参与式观察对生活体验进行反思。Bleeker和Mulderij研究了儿童对生活空间（living spaces）的体验以及残疾儿童对自身身体和轮椅（wheelchairs）的体验。乌特勒支大学的学者们关注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这对当今在北美和其他国家发展起来的现象学方法和现象学教育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乌特勒支学派代表人物：兰格威尔德[2]

毋庸置疑，兰格威尔德（Martinus J. Langeveld，1905-1989）是目前现象学教育学流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开始是一位中学教师，后来成为一名临床儿童心理学家和教授，也是乌特勒支大学的教育学系主任，现象学教育学乌特勒支流派的创始人之一。1934年，兰格威尔德获得了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为《12-14岁学生的语言与思想》。1939年，他拥有了乌特勒支大学教育学教席的职位。1946年，兰格威尔德建立了教育研究所（到1972年他退休离开乌特勒支大学时，研究所的成员已有130多人），使教育学这门学科在这所大学独立出来，并为这门学科的制定打下了基础。

在20世纪50年代，兰格威尔德负责“整理了一项规模庞大的关于问题少年的国家性研究，主要负责在现象学意义上整合这项研究的各种报告”。受海德格尔和博尔诺夫（Bollnow）思想的启发，他完成了自己最有影响的著作——《简明理论教育学》一书，该书详细描述了现象学教育学。作者通过密切观察儿童与成人生活中具体而普通的情境和事件，并通过这些情境和事件来进一步分析儿童养育和教育经验的现象，使该著作引起读者非常强烈的反响，以至于在1946年至1979年期间出版了15次。兰格威尔德在书中批评了那种认为教育学的权威性与权威性的普遍理论是分不开的观点。此外，他还对儿童进行了许多研究。1952年，他完成了《儿童世界中的事物》和《学习的现象学》，在1958年他完成了《儿童生活的隐秘世界》。这些著作对理解教育学的生活世界来说非常浅显易懂，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儿童生活的隐秘世界》更是得到了许许多多成人的认可，它告诉我们在儿童生活中，隐秘世界的力量和重要性。对儿童来说，隐秘世界是指可以自己独处但是关爱自己的成人就在不远处，它可以是一间阁楼、一个洞穴、一个旧棚屋、一个小树屋……甚至可以是窗帘后面和桌子底下。兰格威尔德的文章在荷兰非常有名，这使得荷兰教育者对年幼儿童的课堂空间的发展也非常重视。在荷兰的每个学前班，都能找到一个孩子能够独处、安静、秘密而安全的“隐秘世界”。[3]

（三）乌特勒支学派的特点

与此前德国的文化教育学（解释学倾向和精神文化研究）相比较，荷兰的传统（主要以乌特勒支学派为代表）倾向于“教育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研究，更加具有实践取向，也更擅长现象学描述。其实，他们的研究兴趣远远超出“教育生活世界”而涉及日常生活体验的方方面面，例如旅馆的房间，一次对话，强迫症，开车，怕黑等日常体验。他们更强调“做”现象学，而不是沉重的知识论沉思。他们甚至把自己的方法称为“家庭、街道、厨房式的”方法，以表明其“回到事情本身”的态度，而不仅仅是技术性、程序性的方法，以便回归生活体验，回归现象。他们从看似简单的现象开始，进行意义的探究，以便获得现象学教育学的人文知识，陶冶、教化或养育自己的意识品质（宁虹教授语），亦即范梅南的一个核心词thoughtfulness（周全之思或智慧的状态，也会让人联想到海德格尔的“面向思的事情”），做一个敏于实践的行者。所以，现象学教育学一开始就是“做”的现象学和“实践”的现象学。教育现象或教育生活世界始终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1.乌特勒支学派努力扩大和深化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life-world）。在一篇题为《现象学和教育学》的论文中，[4]兰格威尔德强调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处于教育探索的核心位置。他赞成胡塞尔发展生活世界科学的理想，探寻生活世界现象的本质或奠基性结构。乌特勒支学派的早期倡导者以胡塞尔为基础，只是当时胡塞尔的文献资料还很缺乏。由此可以看出，教育研究的理论化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叠床架屋，而是回归教育生活世界，在直观中，在亲身参与中，在情境中体验教育现象所显现的意义的丰富性，从而在生活世界的根基上生成有生命力的概念，换言之，教育理论化的概念要有生命的实在感，而不是空洞的、僵死的形而上学思辨。

2.乌特勒支学派执着于探索教育现象或教育生活的丰富意义，是实践-意义取向的。乌特勒支学派时期的现象学教育学利用现象学的描述对具体的生活情境做出细微的描述，收集生活体验的原始资料，然后提取出描述中的主题，获得主题结构，进行解释学的深度阐释，使一个看似简单的日常现象显现出丰富的意义，在人与世界的直接相关性中形成意蕴的世界，从而提高教育者的理解能力和对教育现象的深刻洞见。现象学教育学的文本写作并不是传授信息和科学知识，而是以其人文知识教化、唤醒个体生命，使他们的精神发生深刻的转变。教育的敏感性和教育的能力由此生成。教育的自主性和行动的力量也由此发生。

3.乌特勒支学派并不沉溺于胡塞尔的“纯粹意识”（或先验意识、先验自我），其姿态始终是实践哲学的。乌特勒支学派的学者们在“做”现象学，“实践”现象学，他们并不过多地沉思专业哲学的现象学理论，而是以积极的“回到事情本身”的态度，以现象学的基本方法逼近体验中的教育现象和日常现象，以他们非凡的看的能力和体悟能力，写出充满意蕴的现象学教育学文本，这样的文本承载的是现象学教育学的人文知识，写作本身即是一种实践。与此同时，它提高了人的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的phronesis），而实践智慧是实践（praxis）的根本前提和基础。既不“明”也不“智”，何来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就像伽达默尔所说的“诠释学是哲学，而且是实践哲学”，此乃异曲同工。

4.乌特勒支学派由于强调情境分析，强调生活世界的现象学描述，关注具体的、当下的教育情境，自然也就缺乏历史的和批判的维度。没有拓展教育现象的历时性研究，也没有对共时性的教育现象持批判的态度，虽丰富了我们对于教育现象的深刻理解，但在解蔽的同时也遮蔽了许多教育中的“阴暗面”。

5.乌特勒支学派的研究似乎有些庞杂，远超出“教育现象”。他们或许可以自我辩解，日常生活体验是最根本的、奠基性的，而教育生活体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在此并非苛责现象学教育学的开拓者们，那样就太不厚道了。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盲点。

[1] 参考了首都师范大学2001级硕士研究生钟亚妮的毕业论文《现象学教育学研究的启示意义》，在此致谢。

[2] 此部分参考了首都师范大学2003级硕士研究生刘洁的毕业论文《现象学教育学——一种“新”的教育学的可能性》，在此致谢。

[3] Levering，Bas and Van Manen，Max.Phenomen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Netherlands and Flanders .Phenomenology World-wide，Dordrecht：Kluwer Press，2002.

[4] Martinus Jan Langeveld. Reflection on Phenomenology and Pedagogy.Phenomenology+Pedagogy， Vol1，N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