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传统哲学无论是形而上学，还是知识论，都是抽象思辨的理论体系，其中并没有多少“现象”的位置。他们通过抽象归纳、演绎推理追求那不变的本质和确定性真理，结果导致“去世界化”（海德格尔语），脱离了真实的生活。另外，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实证主义主客二分的、价值中立的纯客观的研究态度，使一切都变成了客观的对象，人的世界的丰富意蕴被抽干，变成了“李子干”（现象学教育学常用的比喻）。正当表面繁荣的危机时刻，现象学的开创者胡塞尔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回到事情本身”，并决心把哲学史上的“大钞票兑换成小零钱”，通过还原，回到“现象”本身，直观“现象的涌动”。

现象学是对前反思（或曰前概念）的生活体验的反思性研究，亦即我们当下体验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将其概念化、理论化、范畴化了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研究那些体验的独特意义。自然态度中的生活世界需要哲学的态度加以反思，从而显现出“现象”的丰富意蕴，深化我们“在世界之中”的整体性理解，洞见更本真的存在，逼近“事情本身”。

教育学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过于注重教育理论知识、自然科学方法、概念思辨，而忽视了教育生活体验的研究，教育同样需要回到教育本身，回到教育现象，探寻现象中的意义。意义和体验成了新的教育理解的核心词。现象学的哲学精神与这种体验教育学正相契合。荷兰的乌特勒支学派首先将现象学的哲学资源应用于教育研究，形成“家庭、厨房、街道”式的现象学教育学研究，一种实践-意义趋向的研究风格。现象学与教育学的结合，形成了新的教育学语言和知识，使我们从教育的象牙塔回到了教育研究的民间，回到教育发生的现象中。从此，现象学与教育学的结合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旅程，足迹遍及荷兰、德国、加拿大、美国、中国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

欧洲“现象学运动”中对“回到事情本身”的追求有着不同的路径，简述如下。

1.超越论（或先验）现象学（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这是胡塞尔开创的道路。胡塞尔一生坚持“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信念。他不相信哲学中的大话和空话，要求把哲学史上的“大纸票”兑换成有效的“小零钱”。他拒绝形而上学的思辨，主张在“看”和“直观”中把握事情本身。“严格的科学”表达了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最具有确定性的知识起源于内在感知之中，更确切地说，起源于对意识活动的内在反思之中；二是“严格”意味着不依赖于经验认识的绝对观念知识。在方法上，超越论现象学通过“超越论的还原”引导人们进入“哲学观点”，通过“本质的还原”引导人们进入本质领域。所以，在对象上，它所提供的不是实在的、经验的意识现象，而是超越论的、本质的意识现象。[1]

2.存在论的现象学（ontological phenomenology）：此路径以海德格尔为代表。它探究人类存在的本性或在世界中存在的可能模态。他脱离了他的老师胡塞尔关于纯粹意识的探究，开启了存在论和解释学的视域。人的存在（此在）已经在意义的世界之中了。“事情本身”并不是在意识中构成的现象（意向相关项），而是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当下与他们的相遇。晚期的海德格尔转向诗性语言。现象学研究那些以独特的方式自身显现的事情，每一种存在的模态已经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存在论现象学是解释学的，这不同于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的纯描述，伽达默尔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解释学路径。

3.存在主义现象学（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此路径的代表人物为萨特、布朗肖、波伏娃和梅洛·庞蒂。它关注人类生存的具身化（the embodied）。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的前言中写道，现象学开始于唤醒和描述世界的最基本的体验。

4.激进的语言现象学（radical linguistic phenomenology）：此路径以德里达为代表。他坚持意义总是语言的意义，在语言和文本里，而不在主体那里。他的名言是“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对于德里达来说，交互主体性就是交互文本性。人类现象有着本质的可变性——延异。德里达的“事情本身”是“不可替代的单一性”（irreplaceable singularity）。[2]

5.伦理现象学（ethical phenomenology）：此路径以舍勒和勒维纳斯为代表。勒维纳斯试图超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发展出了他者（otherness）的现象学。勒维纳斯追求一种“别样的存在”（the meaning of what is otherwise than being）、他者和“别样的时间”，既被动又主动地承担起与他人的关系，承受他人在我之中的存在。以此，这一“别样的存在”就证明了自身的善与正义。与海德格尔不同，存在的意义问题不是理解存在的动词性含义的本体论，而是存在的正义的伦理学。伦理学才是第一哲学，不是对存在的守护，而是对他者和邻人的守护，对神圣者的敬畏以及对他人的责任，这才是智慧与哲学思想的开端。

乌特勒支学派的现象学教育学在先验现象学、存在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源头活水中不断滋养，获得了探寻教育学的非凡的灵感;而到了加拿大的阿尔伯塔，哲学的资源异常的丰富，除了前三条道路之外，马克斯·范梅南也在激进的语言现象学和伦理现象学中曲径通幽，获得“黑暗中”现象学写作的文本澄明的“林中空地”。另外，当代的现象学家阿甘本（Agamben）、马里翁（Marion）、佩尔尼奥拉（Perniola）也完全进入了当代现象学教育学的研究视野之中。如阿尔伯塔大学的马克斯·范梅南就充分挖掘了勒维纳斯的“他者现象学”，讨论教育中的相遇、回应和责任，关于他人面孔上的脆弱性和绝对他者的不可见性。

现象学与教育学的结合是一个无限广阔的研究领域，我们回顾现象学教育学的历史，是为了开拓它的未来，范梅南作为起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的当代“赫尔墨斯”，已经为我们拓展了现象学教育学的研究视野，我们可以沿着他的足迹继续发展与超越，为世界教育提供更为健康的思想。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首先要具备世界的眼光，首先要熟悉世界曾有的教育思想，在此基础上开拓属于中国自己的教育未来。

[1] 倪梁康：《意识的向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

[2] Max van Manen. A Historic Note on Phenomenology in Canada ，Published in Encyclopaideia， revista di fenomenologia， pedagogia，formazione autumn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