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简介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山阴县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幼年接受传统教育，17岁中秀才，之后在家乡任塾师，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9年考中举人，1892年殿试中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维新变法失败后，愤于清政府的腐败，辞官归乡，开始从事教育活动。

1898年，蔡元培受聘于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提倡学西学。1901年聘为南洋公学特班教授，向学生宣传新思想。1902年，与章太炎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选为会长，逐渐把办教育和从事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之后，又相继创办了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蔡元培任总理，并亲自兼课，传播革命思想。1904年，上海成立光复会，被推为会长。1905年，光复会并入同盟会，蔡元培任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07年，到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研究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等。1912年1月，回国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任职期间，改革封建教育，贯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后不满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于7月辞去教育总长之职。辞职后再赴德国、法国留学。在法国，1915年，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玉章等人组织成立勤工俭学会，次年又发起华法教育会，担任中方会长，积极推动国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6年年底回国，直至1923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进行了全面改革，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推行大学区制失败，1928年辞职，仅保留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致力于教育学术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蔡元培积极主张抗日，与宋庆龄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进步人士。1933年，与李公朴、陶行知等人发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1937年，移居香港，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毛泽东发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二、论教育方针

蔡元培从西方近代哲学观和政治观出发，深受康德心物二元论观点的影响，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个方面，认为“教育者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现象世界是相对的、可以经验到的，隶属于政治的；实体世界是绝对的、超越于经验之外，超轶乎政治的。在实体世界中，意志实现完全自由，人性得到最大发展。基于此哲学认识论，蔡元培认为，人的发展应该是和谐、健全的发展，发展教育就是“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的精神”。为此，他提出“五育”并重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指出教育“不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是也”。[34]

军国民教育，即体育。这是因为当时形势需要军事训练，“我国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而国内“军人革命之后，难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将使军人社会永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而无以平均其势力”。[35]另外，体育又是养成健全人格的重要环节，“健全的精神，必宿在健全的身体”。因此，他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学校体育的任务，在于“发达学生的身体，振作学生的精神”。

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蔡元培认为实利主义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是国家富强的重要手段。因为，世界的竞争，不仅在武力，更在财力。而且“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36]。所以，实利主义教育成为当务之急。实利主义教育应包括文化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训练学生的思维。

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蔡元培认为强兵富国还需要道德的约束，要“教之以公民道德”。他视公民道德教育是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教育的根本，是“五育”的中坚。公民道德教育的要旨，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标榜的自由、平等、亲爱（即“博爱”）。

世界观教育。据蔡元培的哲学观，教育的终极目的应该使人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即实体世界。这一目的需要通过超轶政治的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来实现。世界观教育是“提撕实体观念之教育”，主要任务是培养人超轶乎现世之观念，达于实体世界之最高境界。

美感教育，即美育。世界观教育引导人们达于实体世界的最高境界，其有效的方式即是通过美感教育，“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37]。蔡元培认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38]美育可以陶冶人的感情，养成高尚纯洁的习惯，消除人的私心杂念。

蔡元培还特别强调“五育”不可偏废。这种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进步的教育观，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定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即折射出其观点的影响。

三、论高等教育

蔡元培的高等教育观主要体现在其执掌北京大学期间的教育实践上。1916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对这所充满封建官僚习气的高等学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与改革。

（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办大学和学术研究的总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基于他对大学的认识上，他认为大学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39]。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40]在这种办学思想的指导下，蔡元培对北京大学展开了多方面的改革。

（二）北京大学的改革实践

（1）明确大学宗旨。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要求学生应该具有三种品质：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明确指出大学的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41]不是资格养成所，也不是贩卖知识和文凭的场所。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大学的性质。为此，蔡元培要求学生改变观念，求学不是为了做官发财，“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42]。

（2）改革学校管理体制。蔡元培主张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式的学校管理体制。具体做法为：首先，“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校长为评议长，从全校每5名教授中选举评议员1人。其次，组织各门（系）教授会，由各学科教授公举教授主任，任期两年，分管教务教学工作。北京大学成立了国文、英文、法文、德文、数学、物理、化学、法律、政治、哲学、经济11个学科教授会。

蔡元培还提倡成立学生自治会，发挥学生“自治的能力”和“自动的精神”。他认为，管理本身就是教育，学生参与管理还可以培养“国民自治的精神”。

（3）改革系科与教学体制。蔡元培认为高等学校“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43]他对北京大学的系科和专业进行了改革，文科增设史学门（系），理科增设地质学门，法科独立成法科大学，商科改为商业门，归于法科，工科停办，使北大由五科改为文、理、法三科大学。

为了沟通文理，避免“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蔡元培还采取了废科设系的措施，打破文理法科的界限，把隶属于科的学门改为系，把学长改设系主任，共设置14个系。此外，北大还废除了年级制，实行选科制，规定可以跨系选修科目，每周1课时，学完1年为1个单位，本科修满80个单位，必修和选修各占一半，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

（4）整顿教师队伍。依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蔡元培认为教师应“以学诣为主”，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允许自由发展。所以蔡元培聘请教员时只注重学识，不论年龄、身份、地位，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裁退不称职者，使北大网罗众家，一时云集各派人物。其中，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等；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也有政治保守的黄侃、刘师培、辜鸿铭等人。

蔡元培的教育主张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一个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对民主、自由的教育追求，为之后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