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政变，中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逐步建立起一批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开展苏区教育。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到1934年红军长征，苏区教育获得了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进入一个新阶段。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施了抗战教育政策，教育为战争服务。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之后三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教育事业也有了新的特点。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形成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萌芽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早期共产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围绕着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劳动人民受教育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育，以寻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真正出路。这是旧民主主义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转变的发端，中国教育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逐渐形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制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在教育方面，提出：“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的权利”[22]。这个教育纲领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为普及教育提供了依据。

（二）苏维埃根据地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23]从政策上明确了苏区教育的性质，规定了苏区教育的目的、任务以及方向。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概括和总结了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建设的经验，并正式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事业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报告进一步指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24]苏区教育总方针符合苏区的实际，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为以后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抗日民主根据地本着“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的总方针，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抗战教育政策。1937年，毛泽东提出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25]。1938年，毛泽东又在《论新阶段》中进一步详细论述了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政策：“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26]这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教育的指导思想，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教育为战争服务的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重要依据。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问题。他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7]因此，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所谓“民族的”，指新民主主义教育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且不是狭义民族主义和闭关自守，而是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所谓“科学的”，指新民主主义教育“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相一致”。所谓“大众的”，指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是民主的，“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新文化”。[28]

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指导下，抗日民主根据地制定了相应的文教政策，包括“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实行生产劳动”；实行“民办公助”；等等。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教育方针与政策

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面临着新的革命任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打倒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这就要求扩大教育界的统一战线。1946年，陕甘宁边区公布《战时教育方案》，指出教育工作的中心是配合军事、政治、经济、群运等工作，争取人民自卫战争的胜利。战时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必须使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相联系、时事教育与文化教育相配合、教育内容与战争生活相结合。1947年，东北解放区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教育工作，“首要的是争取和培养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来为战争与建设服务”。“应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提高其觉悟与文化，支援自卫战争，深入土地革命，积极发展生产，努力民主建设。”[29]可见，解放区的教育以争取和培养革命知识分子为首要任务，一切围绕着为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服务而展开。

二、干部教育

（一）苏维埃根据地的干部教育

在苏区，干部教育主要分在职培训和干部学校两大形式。在职干部教育主要通过随营学校、教导队、短训班的形式，提高在职干部水平或训练专业人员。干部学校教育则是在1931年后根据地逐步稳定的条件下建立起来，有培养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也有培养各部门中层干部的中央农业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等。干部教育基本目标明确、课程精简、学制灵活、形式多样，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联系实际，为革命战争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

（1）苏维埃大学。1933年创办，是中央苏区最高学府。毛泽东、沙可夫、林伯渠为大学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任校长。学校开设特别工作班和普通班。特别工作班开设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8个专业班，后又增设外交、粮食两个班。学习内容包括理论、实际问题和实习，学习时间为半年。普通班属于预科，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学员进行文化补习，学习时间不定。1934年并入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

（2）红军大学。1933年创立。学校分设指挥科、政治科和参谋科，培养营级以上干部。还单独成立高级班，培养军以上干部。学习8个月。办学原则是“理论与实际并重，前方与后方结合”，除上课教学外，重点总结作战经验和军事演习。1934年学员随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

（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干部教育

干部教育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教育的重点，旨在为抗日战争培养军政干部，分为高级干部学校和中级干部学校。高级干部学校大多集中在延安，如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等。其他根据地也陆续建立了不少高级干部学校，如华北根据地有华北联合大学等；华中根据地有华中党校等。中级干部学校包括中学、师范、短训班等。如鲁迅师范学校、延安师范、陇东中学、米脂中学等。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所干部学校，成立于1936年，总校设在延安。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副校长。后来徐向前为校长。先后办了8期，建立了12所抗大分校，主要培养八路军和新四军干部，共培养了20余万革命干部。其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校训为毛泽东题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课程设有政治课、文化课、军事技术课。遵循“少而精原则”“理论与实际联合”“军事政治文化并重”等教学原则，采用“集体研究讨论”、“互相帮助学习”等教学形式与方法。1943年3月，总校迁至陕北绥德县。1945年10月入东北，组成东北军政大学。

（三）解放区的干部教育

解放区的干部教育，包括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前者的任务是提高在职干部的政治和业务水平，后者的任务则主要是培养干部，并争取、教育、改造知识分子。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开办了大批抗大式的干部学校，有影响的学校如东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东军政大学等。

三、群众教育

（一）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群众教育

苏维埃根据地的群众教育形式多样，可分为军队和地方两种。军队中以连队为单位，按程序组织识字班，利用作战间隙学习。地方上以自然村落为单位，有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俱乐部、读报组、列宁室、巡回图书馆、研究会等，利用生产闲暇时间开展教育活动。

夜校是当时实行较广泛的一种形式，主要利用晚间为工农群众提供识字教育。学习规定了固定的时间、地点。毕业标准为能识字、能读报和看懂政府的指示。除识字教育外，夜校还注重政治和科学常识、写字和作文。教学方法强调学用结合。教材除识字课本外，还结合政治斗争和地方实际编写：教育部编有《成人课本》《妇女课本》等；地方编有《平民读本》《工农读本》《工农兵三字经》《初级读本》等。

（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教育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教育组织形式多样，如冬学、民众学校、识字班、夜校、读报组、剧团、俱乐部等；教育内容包括识字、军事训练、生产知识、卫生知识等方面，以普及知识和为战争服务。

四、普通教育

（一）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普通教育

苏区的儿童享受免费的、义务的教育。苏区的普通教育以小学教育为主，实施五年制的义务教育，招收8～12岁的儿童。校名有劳动小学、列宁小学、红色小学，1934年开始一律改称列宁小学。列宁小学分为3年初级、2年高级，实行全日制和半日制。培养目标是：“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30]在课程上，依据文化知识教育、劳动教育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原则，初级小学设国语、算术、游艺；高级小学设国语、算术、社会常识、自然常识、游艺等。此外，还必须有劳作实习和社会工作。苏区采取公办和民办的原则极大地促进了儿童教育的发展，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1934年，在2932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达89710人。[31]

（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普通教育

小学教育非常重视抗日的政治教育，增加军事训练、政治常识，以提高青少年和群众的革命觉悟。小学教育学制5年，采取“游击小学”“两面小学”“联合小学”“流动小学”“巡回小学”“一揽子小学”等多种办学形式。

（三）解放区的普通教育

由于国民党政府军队的进攻，许多解放区的中小学遭受严重破坏甚至停办。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为了适应建设需要，中小学教育正规化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1948年，华北解放区的太行行署、冀中行署分别召开的中等教育会议、东北行政委员会第三次教育会议、华北中等教育会议、山东解放区第三次全省教育会议等纷纷讨论了中等教育正规化问题。小学教育正规化则较晚提出，在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召开的华北小学教育会议上提出讨论并拟定了相关文件。经过恢复、改造，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小学教育得到了大规模发展，至1948年8月，东北解放区中学已达145所，学生61898人，分别增加38%和54.4%；小学据不完全统计，有17726所，学生1688446人，分别增加72.4%和90.8%。[32]

为了造就大量管理干部以及经济建设高级人才，解放区着力于高等教育的整顿与建设。除了举办一批抗大式训练班外，解放区对原有的大学进行了恢复和重组，如华北联合大学于1946年1月重设教育学院、法政学院、文艺学院、外语学院；1948年又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设立政治训练班、教育学院、文艺学院、研究部四部以及农学院、工学院；1949年组成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一所正规的综合性大学。解放区还创办了一批培养各类人才的新大学，包括沈阳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大学、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山东大学、华中建设大学等，规定工、农、医等学院修业4年；社会科学及文艺学院修业3～4年；专修科修业2年。在课程与教学上，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外与社会活动为辅，政治课时间占全部授课的15%。解放区高等教育的整顿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五、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教育，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教育的奇迹，在普通教育、成人教育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提供了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成功经验。

（一）充分利用群众力量办学

由于革命根据地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教育资源十分匮乏，而根据地人民群众又有着日益增长的受教育需求，为此，在有限的教育条件下，只有充分依靠群众力量办学，实行民办公助的政策，才能推动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发展。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种做法，曾多次提及，他指出，为了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的伟大任务，“主要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与调整”[33]。事实证明，革命根据地在办学经费、设施、场地等方面充分利用当地群众的力量，同时也尊重群众对学校的管理，考虑人民群众对教育内容的实际需求，通过办夜校、识字班、冬学、村小学等多种因地、因时制宜的方式，使根据地在普及教育、识字扫盲教育等方面取得良好成效。

（二）始终坚持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

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方针与政策始终围绕着革命战争来制定和贯彻，把培养政治觉悟高、军事才能强、文化知识高的人作为教育的主要任务，使他们成为战争的骨干力量。因此，革命根据地重视成人教育高于儿童教育，干部教育高于群众教育，如抗日民主根据地直接实施“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教育政策。革命根据地教育内容也始终服从于战争的需要，侧重于军事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抗战爱国教育、对敌斗争教育等，还编写了许多与革命战争密切相关的教材。此外，在学制、教育组织形式、教学方法等方面，革命根据地教育灵活多样、因陋就简、边战斗边学习，也正是基于革命战争这个特殊环境的考虑。

（三）加强教育与生产劳动的联系

为了维持革命根据地的生存以及满足战争的物质需求，革命根据地教育强**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求教育内容联系生产生活实际，学生参加实际的生产劳动。如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青年一边学习革命的理论，一边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参加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垦了上千亩的荒地，这不仅使青年受到锻炼，也创造出物质财富。同时，为适应生产需要，根据地教育一般采取半日班、冬学、夜校、短期识字班、季节学校等各种方式，兼顾学习和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