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曾在绍兴城外的阳明洞读书讲学，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他出生在官僚家庭，父亲王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他考中进士后，历任各种地方官职。在任官期间，多次镇反平乱，使他有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想法。于是所到之处，制定规约，开办社学、书院，并亲自讲学。1508年，因得罪宦官刘瑾被贬到贵州，在那里开创龙冈书院，从事讲学活动。此后，他又倡建、执教于濂溪书院、白鹿洞书院、稽山书院等书院。明中叶后书院兴旺，与王守仁积极倡办书院有直接关系。王守仁的语录、文录、杂文，由其弟子汇编成《王文成公全书》，其中反映其教育思想的主要是《传习录》。

一、心学与王守仁的教育思想

王守仁教育思想的原理来源于与“理学”针锋相对的“心学”。“心学”是南宋思想家陆九渊（1139—1193）把佛教禅宗“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的旨义，与儒家思孟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建立的与朱熹“理学”齐名的新儒家学说。二者思想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客观存在于天地之间的“理”是世界的根本，人的学习就是要探究天地间的理。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一个人的“心”才是世界的根本，也就是说“我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我心”，天地间的真理都在自己心中，想要探究真理，就要“内自省也”，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满街都是圣人”。

王守仁继承和发展了心学的理论，创立了与程朱理学大相径庭的“阳明学派”。他十分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提出了“学以去其昏蔽”的思想。他不同意朱熹将“心”“理”区分为二，认为“理”并不在“心”外，而是在“心”中，“心即理”。他还认为“良知即天理”，即是“心之本体”。“学以去其昏蔽”的目的是为了激发本心所具有的“良知”，也就是“致良知”。所以在他看来，教育的作用是“明其心”。

王守仁要求人们向内心去寻找先天存在的道德，以“心学”观点来论证教育作用，让人们把道德看成是自发的而非强制的，内在的而非外加的，使人更易接受伦理道德的束缚。这种理论是明代中叶社会危机和教育危机的反映。

二、论教学原则与方法

（一）知行合一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主要是针对程朱理学“知先行后”说而提出的。作为实践派的王守仁认为，所谓学习并不是读书，而是学怎样做人，做一个道德纯全的圣贤。王守仁虽不反对读书，但绝不以读书为学问，读书不过是收敛心思，在学习过程中占很小一点地位。学习既是学做人，便不能离于躬行实践，所以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口号。

他认为：凡人不能成圣人，主要是由于知行分离。“知”离开“行”，便不是“真知”；“行”离开“知”，便是乱“行”。所以，他的“知行合一”说的核心在于两层意思：一是指“知”和“行”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即“知中有行，行中有知”[1]，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是同一过程中相互渗透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的。二是指“知”和“行”并进，缺一不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2]，如不重“知”，仅重“行”，就会“冥行妄作”，缺乏遵守道德的自觉性；如只重“知”不重“行”，就会“悬空去思索”，没有实效。因此，他主张“知行合一”，将“知”和“行”统一。

王守仁“知行合一”的基准是“良知”、“天理”，但他注重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统一，对于矫正社会上知行脱节、言行不一的风气，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随人分限

在教学实践上，王守仁强调要“随人分限所及”。所谓分限，是指儿童的认识水平和限度。随人分限含三层意思，其一就是量力而行（施教）。他认为良知人皆有之，在这一点上愚夫愚妇与圣人一样，但人的资质不同，圣人与常人不同，圣人之间也不同，就像金的分量有轻重：“尧舜犹万镒（约20两），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3]因此，教学应从学生的原有基础出发，逐步提高和加深，不可贪多图快，这样不但能防止“食而不化”，还会使学生感受到学习的成就感。

他还以习字为例：“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4]提出要使儿童经常保持精力有余的状态，这是十分有价值的观点。可见他已不局限于孟子“盈科而进”的比喻，而是与学生不同年龄的生理、心理特点联系起来，这是对教学思想的贡献。

三、论儿童教育

王守仁“心学”的教育思想，特别体现在关于儿童教育的见解和主张上。他认为儿童阶段人欲尚少，良知容易体认，所以儿童教育更应搞好。

（一）激发兴趣

王守仁对当时束缚儿童、摧残儿童的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认为当时的儿童教育，只注重读书考试，对儿童一味要求约束而不知正面引导，期望其聪明却不知用好的方法来培养。甚至用种种惩罚手段，对儿童就像囚犯一样，这样儿童也必然将学校看作是监狱，将师长看作是仇敌，靠说谎来掩饰其顽皮，靠逃学来满足其游玩的意愿，结果是教育的失败。有鉴于儿童教育中的严重问题，王守仁提出教育应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强调一定要注意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保护儿童的学习积极性。注意顺应儿童的性情，以诱导、启发，来代替“督”、“责”等传统手段。

（二）循序渐进

针对儿童教育，王守仁主张应以循序渐进为首要原则，他以走路为喻，婴儿只能扶着墙壁学习站立、移步，幼童可以在庭院中走、跑、跳、登，到成人才可以出远门旅行千百里。他由此强调，儿童处于“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的身心发展时期，学习必须是循序渐进，负担一定不要过重。

（三）因材施教

针对每个学生的情况不同，王守仁主张像医生医治不同病人一样采用不同的教学方针。他说：“夫良医之治病，随其疾之虚实强弱，塞热内外，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君子养心之学，亦何以异于是！”[5]而且，王守仁的因材施教不仅要避短，而且要扬长。他说：“圣人教人，不是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6]这一思想有尊重和扶持个性发展的倾向，态度较传统儒家的“因材施教”更为积极。

（三）儿童教学活动的多样化

对于儿童教育，王守仁提出要养成一班爱动爱唱爱游戏、天机活泼、生机盎然的儿童，这样的儿童才是有用的人才，培养出这样的儿童，才是有价值的教育。

针对儿童好动、注意力难以持久的特点，王守仁主张教学应该力求生动、多样化。要发挥诗、书、礼等各门课程多方面的教育作用。如“歌诗”不仅是精神陶冶，同时在高声吟咏歌唱的过程中，还可以调节、宣泄情感。“习礼”不仅是训练礼仪，还可以通过礼仪动作的练习，达到锻炼身体、强健体魄的作用。“读书”也不仅是增长知识，开发智慧，还可以通过抑扬顿挫的诵读来表达志向。

王守仁还制定过一个日课表，上午学童背书、诵书，然后习礼。下午诵书、讲书，然后在歌诗声中结束一天的课业。这样的教学安排可谓动静交替，使儿童不至于感到过于单调和疲劳，有助于保持学习兴趣和提高学习效果，比起传统教育一味地读书背书来，充分注意到了儿童的身心特点，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可以说令人耳目一新。

王守仁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曾国藩、蒋介石都曾追捧过王守仁的学说，认为这是“求学作事”之根本。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郭沫若也曾受过王守仁的影响。此外，王守仁的阳明学对近代日本、朝鲜等国的思想界影响也极大，其学说以“反传统”姿态流传到日本，对明治维新产生过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