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告子下》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家要有所发展，就必须常常保持与外国斗争必胜之信念。不仅仅是国家，个人也是如此。个人也应常常保持为四周之敌所困、与之斗争必胜的意志，没有这种信念是绝不会有所进步发展的。[15]中国人过于崇尚“和”，忽略了适度“竞争”在平衡人我关系与群我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产生压抑，妨碍个性自由和个性发展，有时为了“和”，甚至有委曲求全或掩盖矛盾之嫌，这又带来了某些消极影响。

（一）易形成保守的心理

《论语·季氏》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些传统文化的教导，导致中国人为人处事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敢挑战权威，这是保守的思想观念，缺乏开拓和冒险精神。所以，传统社会鼓励人们进取、创新的制度寥寥无几，而鼓励人们安分守己的言论和举措倒是不胜枚举。而许多历史实践表明，创新者、改革者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而诸如“老好人”则被大肆宣扬。久而久之，中国人的创造力不断衰退，造成了今天这个民族在创新领域的落后。古代社会同后来的时代相比，的确算得上一个“和谐”时代，但这种和谐是通过压抑人的个体意志、净化人的欲望要求来实现的，因而是一种较为原始性的和谐。我们的先哲所倡导的“和为贵”“仇必和而解”在实际生活中已到了极度排斥竞争的地步，把和谐视为人类生存唯一可取的状态，这不能不说是造成后来中国人缺少竞争意识、缺乏进取精神的重要原因。以排斥竞争来求得和谐，不仅消磨了个人的进取精神，而且还会造成社会的死气沉沉、停滞不前。正因为如此，古代封建社会才发展得如此缓慢；也正因为如此，一旦竞争被引入这样的社会中，从个人心态到群体心理都会感到难以适应。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这种沉闷的古典式的和谐必将被激烈的竞争所打破。

（二）易丢失独立人格

虽然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主要强调人际关系中的自我定位，内在隐含着平等的人际交往与互动方式，但实际上形成了以他人为中心的尚“和”心态。中国人有服从权威的性格，服从权威的性格是中国现代伦理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它在中国很常见，是一种服从支配的人格。长期对权威的信仰和接受，会导致一种膜拜心理，进而对权威盲目服从，容易让人因恐惧竞争而委曲求全，最终失去自我。其结果是个体缺乏自我意识和自我判断的能力，人云亦云。传统社会中人们对所谓“天地君亲师”的模仿、认同与遵从，使得人们忽视了创造性发展的一面，个体容易丧失主体意识，更谈不上独立性了。这种盲目的服从，使得所谓内圣要求成为一句空话。这种心理强化了“靠”的依赖思想，不利于个体责任感的形成。这种依赖思想表现在所处生活圈的各种关系中，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思想意识潜移默化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信念时，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个体的依赖性、服从权威的人格。

（三）易导致处事隐忍退让

忍让一直是中国人最基本的冲突解决方式之一，尤其在个体面对纵向内团体的成员时，个体为了人际和谐会放弃个人目标而做出忍让的反应。但是一味忍让求和，容易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的碰撞与沟通，不利于不同意见（其中有一些或许是中肯的意见或具有建设性的意见）的产生。在社会生活中，若一味求和，一味避免斗争，有时就会使善为恶所战胜，使人失去做人的原则而变得世故圆滑等。而且，为了达到集体和谐、集体团结，中国人往往不会过分坚持己见，甚至还会牺牲自己的原则。这种中国式“团结”观念以牺牲个体差异为代价，不利于个人的“个体化”。当这种价值取向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层结构后，个体差异失去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导致“和”蜕变成“同”。

中国人这种忍让求和的心态还深深地渗入中国古代司法领域里，使得司法领域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无讼”，以便和气生财、以和为贵。正如孔子所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孔子不提倡大家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幼学琼林》卷四《讼狱》也说：“世人惟不平则鸣，圣人以无讼为贵。”这种“息争”的心态，使“和事佬”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一种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的角色。[16]所以，谁要是一遇到小事就胆敢上公堂状告别人，极易被人视为“刁民”，而不像美国那样被视作有强烈依法保护个人权利意识的人。衙门里野草丛生，被认为是社会和谐的表现，而不会被视为地方政府不关心“民生”的铁证，由此导致中国人多不愿意发生面对面的冲突，遇有不同意见时，就容易做出勾心斗角、阳奉阴违、面和心不和等表里不一的行为，这或许是中国人常“窝里斗”的根源之一。因此，为了限制尚“和”心态的消极影响，现在一个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或许是：限制中国人尚“和”的范围，使之不渗进司法等不宜尚和的领域；同时，适度鼓励中国人参与双赢性的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与合作。

（四）易导致说话办事隐晦含蓄

在一个以保持其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为主的社会里，其成员在人际交往中，讲究的是含蓄、委婉，话不能说得太透，所用的语言必定是相当含混、间接，并容许有多重解释的，才可以化冲突为祥和。而且中国人的语言用词笼统、含混，常常词不达意，又怕词太达意、太直白，而成为固定的“己”见，没有给自己或他人回旋的余地。在双方谈话时，太注意自我表达（怕别人挑自己的错）或不表达（隐藏自己），都会导致对所谈事情本身不能冷静地分析。因此，与西方人的“直”性子相比，中国人喜欢啰哩啰嗦、短话长说，或话不说死、说半句留半句。外国人来到中国，往往也因为中国人说话不那么干脆、留点弦外之音让对方揣度而如堕云里雾中。反过来，即使对别人提出的意见中国人也不会完全轻信其语言表达，还必须经过深层的解释，从而容易造成对人不对事以及不信任别人的行为现象。虽然中国人常把“有话直说”放在谈话的前面，但向他人“表达”自己的主张、诉求与评价时，人们实际上往往还是含蓄婉转，喜欢用模糊性的语言、间接的方式，即使对某人或某事做出批评，一般也会采取“先扬后抑”“先褒后贬”的做法，常用的句式是：“（虽然）……（以此肯定其优点），不过（但是、可惜的是或遗憾的是）……（以此谨慎地道出自己的真意）。”或多留有“回旋”的余地。例如，当他人向你提出意见或要求时，虽然你的内心想要拒绝，但为了避免尴尬，你往往会说回去考虑一下，或与某人商量一下，但一般这样就没有下文了，对方往往也会明白你的真实意思了。

中国人的好兜圈子和喜含蓄，都与中国人的“面子工夫”密切相关。换言之，中国人之所以喜含蓄或好兜圈子，其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于维护自己或对方的面子，避免人际失和、撕破脸皮。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人为维护彼此的面子，避免破坏人际和谐、撕破脸皮，才喜欢含蓄与兜圈子之类的自我表现方式。这就其积极方面来说，对于中国人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避免正面冲突、保留一些双方可以“回旋”的余地与维持双方的面子与尊严都有一定的作用；就其消极方面而言，这也让中国人压抑了自我，加大了人际交流间理解的难度，增加了误解的可能性，反倒增大了做人的难度。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出于自我防御，每个人都在含蓄地表达自己，同时又在费尽心机地靠猜测来理解别人。于是，人际关系被人为地复杂化了，真正的人际和谐也较难以实现了。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中的人要想解决人际问题，往往需要学会争论、学会说服，还要能直抒己见，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但中国人在这样的时空框架中往往倾向于用委婉的、迂回的、意会的、心照不宣的、给面子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试探对方的意图，目的就是不要伤了和气。显然，一个人乐于“给对方面子”不意味着他被说服，也不意味着对方有吸引力，只不过是想继续保持双方的良好关系，而且还避免了发生冲突。

从实际交际活动来看，西方人在交谈时总是开门见山，拣最重要的事先说；中国人则往往要绕很多弯子，在谈自己最想说的事之前要进行大量精心的铺垫。一个中国人要是有求于人而登门拜访，往往不会在一进门时就把来访的目的说得一清二楚，而是要先客套、寒暄一番乃至几番之后才逐渐透露来意，有时则要在马上起身走人之前才说出真正的拜访意图。甚至更为常见的是，中国人在求人办事的正式拜访前，要进行少则一次，多则数次的礼节性拜访，其内容是联络感情，俗称“套近乎”，其目的是作为一种过渡性的交往以使下一步的“走动”显得自然，并使将要提出的要求不至于显得唐突，或向对方暗示一下自己内心的需求，先试探一下对方的反应如何。杨中芳在其提出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人际交往模式中也认为，虽然中国人的人际交往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相互礼让、不求回报，以忠、恕为基本价值的礼让系统，但实际上，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则通过交往中另一套内隐的、含蓄的沟通方式，互通款曲，让对方知道自己私底下真实的心思，并以满足自己的私下心愿为回报。[17]

（五）形成自我压缩的人格

“和为贵”或“息争”的态度，使中国人给他人一种容易相处、容易说话的感觉。然而，这种“为了融洽和气”而放弃“抗争”的态度，却往往造成“自我”的压缩，结果就形成了自我压缩的人格。这种自我压缩的人格，很容易变成没有“个性”的人格。例如，为了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中国人往往有迎合别人的倾向；有时，在说出自己的意见后听到别人不同的意见，就立即改口；有时，自己有异议却藏在心中，不敢说出来。这种自我压缩的人格既然认为公然地保障自己的权益是不合法的，那么，对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就比较大，对受别人利用、摆布与控制的敏感度就会比较低。而且，这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让它们继续存在。更坏的结果是，这些内隐的不和所引起的紧张及不安情绪，可能继续累积，甚至累积到临界阈限的程度，即面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境地。例如，由于长期偏重于维持家族利益或团体内部的和谐关系，个人的欲望与需求常难获得适当的满足，甚至会受到许多委屈、挫折或压制，结果很容易产生一种累积性的敌意。但这种敌意却不容许对自己人发泄或对权威人物发泄，于是常以自己人或“外人”为对象而投射出去，造成冲突或一时情绪的爆发。如在单位受气，只能回家拿家人撒气；如在族内受气，则易造成族与族之间发生“械斗”。据报道称，2015年12月20日，在浙江永康市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一名公交车司机与一位乘客发生口角后将其刺死。然而事后，记者在对公交司机的同事的采访中却发现，其同事都认为“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太震惊了”。同事说该司机“为人老实，上岗一年多没被投诉过”“性格温和，爱干净”“挺老实的，人蛮好，也没听说他违法犯纪的事情，怎么突然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尤其是在一些公共服务性行业中，个体待遇不高，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又长，又必须时刻对服务对象保持微笑式服务，因而一旦在工作中被人激发，就很容易在一瞬间爆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