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儒家从伦理纲常论“和”、道家从天人合一谈“和”不同，墨家主要从国家和社会层面谈和，认为和是和谐、协调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原则，是家庭、社会、国家不分裂的聚合剂。墨家认为，国家和社会动乱、矛盾、祸害、灾难、罪恶的原因就在于“不相爱”，如果“兼相爱”且重“兼和”，天下就能协调、和谐而治。《墨子·尚同上》说：“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子认为，人各是其义，“交相非”，这就必然导致像天下不能兼相爱一样的恶劣后果。那就容易相互争斗攻伐，这就像禽兽一般。《墨子·兼爱》中说：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把与“兼爱”相反的思想和行为称为“别”。他说：“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也”（《墨子·兼爱下》）。因此，治理天下的正确途径就是“兼以易别”。墨子坚信，只要普天之下的人们都遵循“兼爱”，即将爱己之心施之于他人，由此形成人人互敬互爱的和谐社会，就必然会害除利兴、国泰民安、天下和平，达到乐园一般的完美境界。这也是墨子借鉴尧舜时代设计出来的大同世界的模型。《墨子·兼爱上》中如下论述道。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墨家指出，兼爱是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家庭与家庭、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以及最基本的准则与手段，所以要用“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即“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墨子阐述的“兼爱”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其含义包括相互联结的如下两个层次。[52]

其一，感情层次。感情层次就是要求人们相互地、平等地、普遍地爱人。所谓“相互地爱”就是自己和他人双方都承担“爱”的义务，也都享有“被爱”的权利。“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兼爱中》），“爱人者必见爱也”（《兼爱下》）。所谓“平等地爱”就是反对“爱有差等”的儒家观点，实行“爱人若爱其身”“为彼若为己也”。特别是父、君要以平等的态度爱子、爱臣，“视弟子与臣若其身”（《兼爱下》）。所谓“普遍地爱”就是爱人应该“远施周遍”，不受范围局限，对所有的人都去爱。“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兼爱下》），“爱人者此为博焉”（《天志下》），“天下之人皆相爱”（《兼爱中》）。儒家推行的是一种有差别的爱，是一套建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制度基础之上的爱。而墨子提倡的是“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爱人若爱其身”（《墨子·兼爱中》），强调爱人如己。如果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话，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天下之人皆相爱”。这种没有血缘、阶级、等级限制的无差别的爱，其根本意义就是能够真正建立起一个社会成员和睦相处、其乐融融的和谐社会。[53]

其二，利益层次。利益层次就是爱时必须给对方以利益，使对方在爱中得到利益，而且利益的性质主要是指物质利益。墨子说，“兼相爱”的实质内容就是“交相利”，“兼而爱之”就是“兼而利之”（《法仪》）。所以，墨子总是把“相爱”和“相利”、“爱人”和“利人”、“爱”与“利”同提并举。如“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此自爱人利人生”（《兼爱下》）、“利爱生于虑”（《大取》）、“爱利天下”（《尚同下》）等。这样，相互地爱就成了相互交利，“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兼爱中》），“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鲁问》）。平等地爱就成了平等互利，“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天志中》）；普遍地爱就成了使天下普遍受利，“万民被其利”“天下皆得其利”（《尚贤中》），“为利人也博”（《非攻下》），不仅要利人，还要利天、利鬼，“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天志上》）。[54]关于“爱”与“利”这种通约和统一的关系，后期墨家在《墨经》中有一段很好的说明：“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所利亦不相为外、内。”（《经说下》）“爱”中有“利”，“利”中有“爱”，感情和利益在道德上是紧密联结、融合统一的整体。显然，在墨家看来，人际（群己）和谐的实质内容就是“利人”“兼利”“交相利”。“兼相爱、交相利”的价值观有助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互助体系。

总之，兼爱是墨子用以处理人际关系的普遍原则。墨家强调人际间的平等关系和社会公平，主张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消除冲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从而使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这既符合人的自然性的需要，又符合社会道德的规范。这样，“兼爱”就做到了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的和谐。

综上所说，从半封闭的大陆型自然地理环境到自给自足的农业耕种经济，再到以血亲为基础的宗法式国家社会结构以及各家学派的和谐思想与主张，它们造就了中国人崇尚和谐、爱好和平，主张多民族和睦共存、多元文化融和共生，重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统一性的文化传统。在此四维空间的影响与熏陶中，以和为贵、以和为美成为中华民族最为深厚的集体无意识。[55]由此也使得中国人形成了与重视和谐、追求和谐的文化传统相适应的尚和心理与行为方式。从而，强调社会和谐性及人际关系的合理安排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性之一。[56]

[1]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第3版），1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 冯天瑜：《中国文化——一个以伦理意识为中心的系统（提要）》，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

[3] 陈江风主编：《中国文化概论》，44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杨国枢：《中国人的性格与行为：形成及蜕变》，转引自《中国人的蜕变》，310—34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5] 黄囇莉：《华人人际和谐与冲突：本土化的理论与研究》，23—67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6] 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2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7] 冯天瑜：《中国文化——一个以伦理意识为中心的系统（提要）》，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

[8]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第3版），2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9]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第3版），3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0] 杨艺：《从中国地缘文化看中国人“和为贵”的平和心理》，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6）。

[11] 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转引自《饮冰室合集》第10集，1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2] 翟忠义、李树德主编：《中国人文地理学》，288—296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13] 朱绍侯：《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转引自《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13—28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14] 沈素珍：《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载《新疆社会科学》，2009（5）。

[15]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第3版），67—6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6]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第3版），7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7] 宋健：《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载《文史哲》，1998（6）。

[18] 陆卫明、李红、赵述颖：《和谐思想的传统蕴涵及其现代诠释》，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19] 严耀中：《中国宗教与生存哲学》，10—1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

[20] [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1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1] 李庆善：《中国人新论——从民谚看民心》，46—5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2] 费孝通：《乡土中国》，1—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23] 李国恩：《安土重迁：中国人稳定性的传统社会心理》，载《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24] 杨国枢：《中国人的性格与行为：形成及蜕变》，转引自《中国人的蜕变》，310—3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5] 参见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中国思想的社会学诠释》，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9。

[26] 费孝通：《乡土中国》，1—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27] [德]赫尔曼·凯泽林：《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71—76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28] 费孝通：《乡土中国》，1—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29] 翟学伟：《关系与谋略：中国人的日常计谋》，载《社会学研究》，2014（1）。

[30] 费孝通：《乡土中国》，1—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31] [美]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的脸谱》，153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32] 翟学伟：《关系与谋略：中国人的日常计谋》，载《社会学研究》，2014（1）。

[33] 陈江风主编：《中国文化概论》，6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4] 翟学伟：《中国人社会行动的结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终结》，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8（1）。

[35] 王泽应：《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基本价值旨趣和特质探论》，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36] 张立文：《和合、和谐与现代意义》，载《江汉论坛》，2007（2）。

[37]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第3版），1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8] 杨国枢：《中国人的性格与行为：形成及蜕变》，转引自《中国人的蜕变》，244—24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9] Bond，M.H.，Leung，K.＆Wan，C.K.，“How does Cultural Collectivism Operate？The Impact of Task and Maintenance Contributions on Reward Distribution，”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1982（2），pp.33-56.

[40]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转引自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226—24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41] 杨国枢：《中国人与自然、他人、自我的关系》，转引自文崇一、萧新煌：《中国人：观念与行为》，1—1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42] 杨国枢：《中国人孝道的概念分析》，转引自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32—5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43] 李庆善：《中国人新论——从民谚看民心》，49—5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4] 李宗桂：《中国文化导论》，1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45] 杨中芳：《如何理解中国人——文化与个人论文集》，39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46] 李彩晶：《儒家“贵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载《广西社会科学》，2009（8）。

[47] 田正学、张申平：《两“和”发展战略的文化思想》，60—62页，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48]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3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9]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0] 杨中芳、彭泗清：《人际交往中的人情与关系：构念化与研究方向》，转引自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主编：《华人本土心理学》，470—504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51] 李振纲、方国根主编：《和合之境——中国哲学与21世纪》，20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2] 陈道德：《墨家“兼相爱、交相利”伦理原则的现代价值》，载《哲学研究》，2004（11）。

[53] 田正学、张申平：《两“和”发展战略的文化思想》，125页，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54] 陈道德：《墨家“兼相爱、交相利”伦理原则的现代价值》，载《哲学研究》，2004（11）。

[55] 田正学、张申平：《两“和”发展战略的文化思想》，50—54页，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56] Abbott，Kenneth A，Harmony and Individualism：Changing Chinese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in Taipei and San Francisco，Taipei：Orient Cultural Service，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