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制度的颠覆

1967年，各地中小学生陆续回到了学校。学生在“复课闹革命”后，继续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加批判，旧的教育体制显然已经不再适合当时的形势了，新的教育体制提上了议事日程。1968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的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等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知识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1968年10月底至11初，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教育革命办公室在金华县让长公社召开农村教育革命现场会议，推广金华县让长公社等三个公社的贫下中农掌管农村教育大权的做法，要求在年底前普遍实现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同时撤销原有的区乡中心小学制度，要求基本实现“上小学不出生产队，上初中不出生产大队”，把学校办在贫下中农家门口。之后不久，又要求将农村公办小学下放生产大队，教师回队任教，工资实行工分制加补贴的做法。并强调这是农村教育革命的方向，城镇小学亦可参照推广。在城市，中小学则采取“工宣队进驻”、“工厂或系统办学”、“街道办学”、“工农联管，街道参与”等管理形式。

随着“复课闹革命”的进行，中央下达了中小学缩短学制的文件。浙江省在金华县让长公社召开的农村教育革命现场会议上，要求小学实行5年一贯制，有条件的小学可以附设初中班，实行7年一贯制，也可附设高中班，实行9年一贯制。即小学六年改为五年，初中、高中各为二年。并提出彻底废除年龄、考试、升留级等陈规陋习；采取学生随到随收，允许中途插班的招生原则；取消寒暑假，改放农忙假，等等。

1968年开始，义乌的中小学学制由原来的12年（六三三分段）改为9年，均实施“五二二”学制。

“**”初期，义乌的中等学校招生工作一度停止。1968年秋，初中恢复招生；1970年秋，高中恢复招生。招生名额由各校自定，实行由贫下中农或街道推荐，社队或街道领导批准，不问年龄，允许插班的招生办法，家庭出身成为入学的主要条件。1973年起，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并进行必要的文化考试。中专的招生对象为具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青年职工、退伍军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和上山下乡的回乡知识青年，时称“工农兵学员”。1975年秋，高、初中恢复统一招生，文化考查以县为单位进行，开卷做题，笔试只是招生的一种辅助手段，主要看家庭出生和政治条件。

1977年秋，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恢复。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办法。初中招生由县统一命题，区、乡组织考试，区组织阅卷评分，乡镇张榜录取。高中、初中专（技）招生由县统一命题，县组织阅卷。重点中学在全县范围内录取，普通高中划片录取。

二、中小学的畸形发展

在极“左”思想路线的影响下，再加上学制的缩短和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孩子已届学龄，义乌的中小学背离了正常的发展规律，只追求数量，不讲质量，出现了畸形发展的局面，造成中小学教育虚假繁荣，给以后的教育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1968年，在“上小学不出生产队，上初中不出生产大队，上高中不出公社”的口号下，全县“普遍实现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义乌的小学教育迅速发展，但由于办学条件差，学校管理工作混乱，学生招得多，流得多，质量差。这一年，各区、社（镇）中心小学及完全小学都改称“五七学校”。

同时，义乌提出“社社办初中”的目标，一部分县属中学教师下到各公社办初中。义乌全县的初级中学由11所猛增到47所。为弥补教师数量的不足，大量小学教师充任公社中学教师，未经考核的民办教师、代课教师也充任中学教师。由于校舍、师资、教学设备等严重不足，可想而知，学校教学质量普遍低下。

1969年，义乌实行农村公办小学下放生产大队，教师回队任教，执行工分制加补贴的做法，这使得农村小学处于实际上失去正常领导管理的状态，教育质量无法保证，流生增加。小学教师中业务能力较强的，则被抽调去教中学或调任别的岗位，从而造成小学教师严重缺额，不得不寻找大量民办教师、代课教师顶替，导致小学教育质量进一步下滑。

1970年春季，各县属中学高中恢复招生，全县招高中新生21个班、851人，作为试点班教学。全县高中招生采取推荐与考核相结合的办法，由学校录取。这一年开始，稠城工农五七学校、下骆宅五七学校、廿三里红旗五七学校、东塘公社五七学校、楂林公社五七学校等一些小学在增设初中班的基础上先后又开始招收高中班。

1971年起，在“把学校办在贫下中农家门口”的要求下，小学附设初中班与设置初中形式同时并存，初中办学和招生数量迅猛增长。当年，义乌有初中90所，在校初中生16000余人。1972年，全县9所完全中学，加上小学、初中附设的高中班，共有高中班50个。

1975年，全县初中增至114所，在校初中生达23000余人。同时，全县掀起“社社办高中”的热潮，初中办起戴帽子高中。至1977年，全县初中学校达到最高峰的177所，在校初中生28000余人。全县设高中班的学校达95所，多数乡镇中心学校都戴帽升级附设高中班，高中学生达13000余人。但由于师资及办学条件跟不上，调任小学教师到初中任教，初中教师到高中任课已成为常态，并废除了考试制度，严重打乱了正常的教育秩序。

到1978年全县小学达到历史巅峰的779所，全县小学在校生达74000余人。

三、教学内容的扭曲

在“**”初期的1966年，义乌的中小学教学就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老三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语录本”（毛泽东语录）等作为基本教材，“阶级斗争”成为教育的主课。

随着“**”的开展，为了顺应“教育革命”的新形势，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对中小学教材进行了大幅度修改。1969年，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在工人、解放军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本着“突出政治，结合生产”的原则，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编写出中小学《语文》、《算术》、《数学》、《农业基础知识》、《机电基础知识》共5种书17册。

1967年，义乌的中学曾尝试学习十四中红卫兵同教师一起改革教学方法和考试的经验，提出“不做分数的奴隶，要做学习的主人”，“改革物理课考试方式，把学习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教学新路子”。

1968年，各级各类学校遵循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课程设置要精简的原则，课程安排混乱无章，教学计划也无一定式。各校贯彻“五·七”指示精神，教育必须与学工、学农结合，学工、学农、学军成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同时，“工人宣传队”进驻城镇中学，“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乡村中学，管理学校，领导教育革命，“工农兵上讲台”，“教师靠边站”，“斗、批、改”成为教学的主要内容。

1969年后，义乌各小学开设毛泽东思想教育、语文、算术、革命文艺、军事体育、常识（四、五年级）6门课程，取消了自然、历史、地理等科。中学则取消了按“**”前教学计划设置的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课程，设置毛泽东思想教育、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等课程，各校课程安排无定序。

在以后的几年间，义乌各小学开设政治、语文、算术、常识、体育、革命文艺6门课程，取消音乐、图画课。革命文艺课教唱革命传统歌曲和毛主席语录、诗词歌等。

1974年，义乌县属中学的初等物理基础知识教学，改为“三机一泵”（即发电机、电动机、拖拉机和水泵）的教学。任课教师去有关工厂实习，再回校教学，或请工厂的技术员、有经验的工人来校讲课辅导。

在此之后，直到1977年教育领域的拔乱反正之前的若干年中，义乌县一直执行1973年1月制订的《浙江省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初中设置政治、语文、数学、外国语、物理、化学、农业、卫生、历史、地理、体育、音乐和美术12门课程。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是学校毛主席著作。同时规定初中每周要有6小时兼行学工、学农、学军，可集中安排，也可分散安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廿三里中学因为批判《神童诗》、《三字经》而成为优秀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