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暴”来袭

“**”爆发的导火索是1965年底开始的对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随后，批判的对象、领域进一步扩大。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第一张大字报，同时，《人民日报》在陈伯达的控制下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6篇社论。一石击激起千层浪，全国各地学校迅即掀起了批判、斗争学校领导和教师的“造反”浪潮。“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席卷全国。

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造反。8月5日，毛泽东又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明确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矛头直指刘少奇等中央领导。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对红卫兵运动的任务、对象、动力、方法和领导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作了错误的决定，并具体地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

随后，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浙江的红卫兵也紧跟全国形势的发展，进行大串联。8月2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浙江红卫兵代表，引发了浙江全省红卫兵运动的新**，全省各地学校红卫兵和师生开始大规模步行串联活动。

红卫兵在“大串联”、“破四旧”的同时，要校内也开展揪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运动。一些党政干部被当作“走资派”、“反党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些教师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一些党员、团员、青年教师被当作“资产阶级保皇派”、“黑爪牙”，受到揭批揪斗和种种迫害。与此同时，在大破“四旧”中，把二十四史、古典文学作品也当作“四旧”烧毁。

接着，斗争风暴迅速蔓延，各级学校也相继开始停课闹革命，学生红卫兵成立战斗队，走出校门扫“四旧”，揪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展开大串联，斗争的矛头开始重新指向社会。

义乌中学等学校的学生红卫兵“造反派”也加入了大串联的活动中。红卫兵“造反派”一面在学校“大揭发”、“大批判”，“大辩论”打击批判各级领导干部和教师，一面杀向社会，介入社会上的“打、砸、抢”武斗活动，给社会造成极大的混乱，给人民的生命和国家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

在“**”运动的冲击下，义乌的中小学相继停止各科学习，正常的教育秩序被打乱。耕读小学被视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受到批判而停止办学，小学入学人数骤减20%以上。1966年下学期，义乌各初中废止考试制度，初中招生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中则停止招生。直至1968年秋，初中才恢复正常招生。1970年秋，高中恢复招生。因此，从1966年开始的连续几年，义乌县各中学的学生在校人数急剧减少。

二、“复课闹革命”

面对愈演愈烈的“停课闹革命”运动，全国的社会秩序急剧恶化。为稳定社会局势，1967年9月23日，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在外地串联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10月14日，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革命。于是，又掀起了“复课闹革命”的新**。

学校“复课闹革命”后，红卫兵造反运动又开始从社会转向学校，复课并没有缓和已经存在的造反派不同派系间的争斗，武斗仍不断蔓延。同时，学校的教师和各级领导干部被红卫兵“造反派”揪斗、专政，使教师的身心都遭到极大的摧残，教师队伍人数剧减，学校教学管理几乎瘫痪。

1968年下半年，义乌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精神，开始全面分别派出工人宣传队、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城镇学校和农村学校，主持学校的管理。各校请工农兵上讲台，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成立革命委员会。各公社、大队还成立“贫管会”，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在连续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揪斗中，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1968年夏到1969年5月，义乌发生了“同盟党”扩大化冤案，原佛堂区10个公社的教师上百人无端受到牵连，遭受迫害，朱一芳老师因此含冤服毒自杀。

三、“斗、批、改”

“斗、批、改”的原意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中规定的目标和任务的概括，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也称“一斗，二批，三改”。

1968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斗、批、改”变成“**”一个阶段的任务，由以“斗、批”为重点，转入以“改”为重点，同时强调在“斗”中“改”，以“大批判引路”。为此，各级学校派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领导“斗、批、改”，实现造反派的“大联合”。工厂、农村实行“抓革命，促生产”，各单位普遍组成“大批判组”，批判所谓“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评价越来越“左”，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十分严重。同时，整个社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大量的初高中毕业生无法升学，也无法就业，成为无业游民。为此，中央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干部、教师下放劳动”；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一时间，全国各地办起了许多“五七干校”和“劳动基地”，大批干部、教师被迫离开管理、教学、科研岗位，下放到农村、工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使广大教师长期荒废专业，损害健康，遭受到许多精神创伤和生活的折磨。有不少单位将“下放劳动”变成排除异己，整治知识分子的惩罚手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教育改造青年知识分子的重要措施。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在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所加的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乡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一批又一批青年奔向农村、边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深入乡村，用自己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为欠发达地区，为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贻误了国家人才的培养，在青年乃至整个社会引发了“读书无用论”。轻视知识，不尊重教育和教师的思潮和社会心理长期难以消除，造成对教育事业深层的破坏，也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