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栖霞山八年多的岁月，可以说，每天都在半饥饿的状态中度过，那时候年少，又吃得多，稀饭没有七八碗不会饱。后来还有人吓我，说：“你不要那么能吃，听说有个地方的人，什么都吃，后来肚子就裂开了。”这当然是不会有的事，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可吃。虽然三餐不济，但是劳苦的出坡还是天天有，像除草、搬运、擦玻璃，到山上采无花果，回来还要自己剥开，卖给人家换一些钱，贴补常住。

除了每天的饥饿与劳动之外，我们的生活用品也是极为缺乏的。还记得，在栖霞山七八年的生活当中，我只穿过两套衣服。其中有一套衣服的质料很坚韧耐穿，是一位老和尚留下来的。有时候会为了节省，就直接不穿里面的衣服，只披这一件中褂了。

日子如此穷苦，其实也可以溜到外面去做工，不过那时候的我，从来都没有动过那种念头。只想做出家人。那时正逢抗战时期，日军常常轰炸，我们睡的床铺，是从栖霞师范学院搬回来的，由双层铁皮制造。当时我睡在上铺，不远处一片红光，“轰！”一声，玻璃全都震碎，我从**悬空飞起掉到地下。不过心里倒是没感到恐惧、害怕，也不怕军队、刀、枪，总认为不会打死我。为什么不怕呢？因为这种情形就像家常便饭，早就习惯了！曾听过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是从枪林弹雨中出来的，怕什么？”我没有这样说过，不过就是这个味道了。

尽管大家都生活在半饥饿状态中，也没有人说要离开，离开了又能到哪里去？到处都是兵荒马乱，一天有一餐饭吃就饿不死了，还算不错。八年中，也不是天天都只有一餐，的确也有过一段时间，一天可吃上两三餐，甚至有时还会有点心，全视常住经济状况而定。实在不得办法时，一餐也没有得吃。不过，到我的师父志开上人掌管的时候，日子就有好转了。

一九四五年，我离开栖霞山前往焦山佛学院。焦山是一个富寺，几万亩的田地分给好多县市，一年的租谷收回来，就可以吃上两三年，不缺粮食，所以我到焦山后，就像到了天堂一样，每天饱食终日，日子很好过。

可是，人不是有了饭吃就能满足的，他还要有理想、有理念。当我渐渐成熟，想要实践理想的时候，发现自己和当时焦山佛学院院长东初法师的理念已渐行渐远，所以在征得师父的同意后，我就离开焦山佛学院了。

离开焦山之后，在一九四七年底，我回到白塔山祖庭大觉寺一段时间。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年纪轻轻就获得担任小学校长的机会，因为这是政府任命的职务，我也极愿意承担，感到为公家服务是自己的荣幸。这个时候的我也懂得如何读书了，于是就在祖庭一面精进自修，一面就做起校长来，实在很感谢宜兴教育局任志盘局长给我这个机会。

白塔山的情况，跟栖霞山一样，也是无隔宿之粮的穷寺，没有人要住。后来，家师没有办法，收留一位从其他寺院过来拜他做师父的满成法师担任当家，也算是我的师兄。白塔山的米粮不够吃，主要原因是，我们田地里的收成，只够吃到隔年的四月、五月，至于六月、七月就挨不过了，一直要等到八月才会再有收成。这样一来，这两个月不得粮的时间，只好用借的。借一石米，过二个月，可能要还二石、三石，利息很高。

我回想起过去王安石曾提倡“青苗法”，这个法令实在重要。因为农民眼看着自己田里的青苗长成，还不能收成，就任有钱的人摘去。一年不到，已经吃不到粮了。假如政府能够放赈，先给大家两个月米粮，等农民收成后再来还粮，大家就可以免去借粮的利息了。

不过，江苏的农作物收成比安徽要好一点，安徽种的田，假如在六月、七月借了粮后，到七月、八月就不得吃了，只好出去逃荒，称之为“逃荒佬”。在我们家乡江都经常看到，一来都是几百人，也不能得罪他们。乡人集合起来，给他们吃一餐饭，他们吃饱就走了。幸运一些的是，我没有经过这样的生活，假如穷得再不得吃，也只好出去逃荒，过的就是这种日子了。

在白塔山，早上吃过两碗稀粥，就到小阁楼上用功，十一点不到就饿得发慌，实在等不到十二点吃饭，只好下楼跑香消磨时间，希望赶快有饭可以吃。

或者我在小学里教完书后，下课回来不得中饭吃，也不能喊人弄饭，因为我既不是当家，也不是住持。所以我常常饿得只能用跑香来转境，希望借此忘记饥饿感。古人陶渊明曾经描写饥饿的诗：“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意思是三十天才吃九餐；或者“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刚刚才高兴吃饱了，但是下一餐就要束着衣带，等明天鸡叫了才能吃。那时候的我，颇能体会陶渊明的处境。

还记得寺里负责煮饭的是一个工人的太太，因为在栖霞山受的训练，让我很规矩，不看女众，也不讲话，因此我从没有和她说过话。其实，如果我跟她讲上话，也许她会用一点米汤给我吃，不过从来都没有。

后来也就跟满成师兄抗议，早上吃过之后，还不到中午，就饿得不知如何是好。穷年饥馑，饭菜里根本没有油水，甚至看到油就想喝它一口。现在的人，一定很难想象怎么会想喝油的心情。

师兄说：“在你楼阁上的小坛子里，不是有过年存下来的糖果吗？”

我说：“有糖果吗？我不知道有啊？我没有吃。”

师兄说：“我知道你没有吃。”

我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吃？”

他说：“我有做记号。”好在我没有吃，假如我吃了，不就成了偷吃了吗？

在那个时代，我深深觉得应该自己从事生产，免得被讥为社会的寄生虫、消费者，我们必须要消除这许多不雅的名号。

大觉寺有土地，我们就想开发农场来生产。后来听说农场里不只要种植，还要养猪才会有肥料，池塘里要养鱼，才能利用池塘里的水赚钱。猪跟鱼养大了，还要卖给人家吃。这不是等于杀生吗？

本来，农场和办学校是我的希望，但是这一听，农场梦粉碎了。当时虽然我在小学担任校长，但因国共内战的关系，白天学校里有国民党的军队进出，晚上又换共产党的游击队巡逻。期间，还遭共产党逮捕，坐了十天的黑牢。生存不下去，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了，不得办法，又再跑到南京去讨生活。

那时候，国共战斗已经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我想再回栖霞山去当个知客。说明心意后，栖霞山的当家想，住持已经是我的师父志开和尚，如果又让徒弟来当知客，那么一来，师徒一里一外合作，别人还有什么机会？几位当家联合起来叫我不要做知客，可以选择其他职务；但是我没有其他专长，梵呗、法器也不拿手，因此意愿不高，就转到南京华藏寺去了。

来台不久，与同参性如法师（左一）、了中法师（中）穿着台湾木屐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