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也有人叫我到延安，延安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基本上我对共产党的社会还不是很了解，也不晓得台湾是什么情况。总之，看到战争的伤亡，想要服务救人是没错的，于是就参加“僧侣救护队”，糊里糊涂地到了台湾。

初到台湾，正是“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这起事件造成台湾人相当排斥外省人。其实，外省人不全是坏人，本省人也不是不好，只是因为误会引起，使得双方都受到无谓的伤害。说起来，是政府误解台湾人的暴动，而台湾人误解外省人都是坏人所引发的事件。我还听说，当时许多本省人家里的地窖、隔间、床下，救了不少外省人。

其实，民间老百姓都很善良，实在是因为各个时代的政府，有各种不同的际遇，权力有时会使人疯狂，而造成憾事。

我在挂单不着、寻友不遇的情况之下，睡过神庙，也睡过甘蔗田，一直想融入台湾这个社会。因此，我把所有零用的东西通通丢弃，只留下身份证和师父给的十三块银洋，另外买了一顶斗笠、一双木屐，把自己装扮成台湾人的样子，希望能够公然地走在路上，不受人盘查。

我不能老是在神庙、甘蔗田里过生活，总得找一间寺院，正正当当地生存，于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到了台中宝觉寺。这是因为在大陆的时候，曾收过学长大同法师寄给我一封信，说他想办三千人的佛教学院，邀我到台湾来教书。

由于大同学长这句话说得太大，让我思考再三。我晓得，以当时佛教的现况，不论由哪一间寺庙来办理，都不会有力量办得了三千人的佛教学院，令人难以相信，也就没有接受他的邀请了。回想起来，其实，不论什么情形，应该都去碰碰运气，试试看才好。

我们在半夜二点钟到了宝觉寺，大家都睡觉了，一时找不到人问。后来，得知金山的慈霭法师，以及栖霞的同学莲航法师等都在这里，非常兴奋，就从窗外叫他们：“喂，起来。”

他们看到我们来了，也很意外，说：“你们怎么也到了台湾？”一聊之下，才知道，原来大同法师因有匪谍嫌疑，不久前逃到香港去了。我们投亲不遇，就问这二位法师该怎么办？他们说：“这里的住持是从日本大学毕业的日本和尚林锦东法师，他为人四海，明天试试看吧！”

第二天，我们带着惶恐的心情等待，见到林锦东时，他看到我、广慈和弘慈三个状似彪形大汉的出家人，我想他应该有所顾虑的。等他问出缘由，他就说：“因为最近人多，没有办法再让你们安单了，建议你们可以到月眉山灵泉寺找慈航法师，慈航法师正要办佛学院，需要师资，你们去之后，也许可以解决他的问题。”我们当然知道此处不留人，只有另找留人处了。

随台湾佛教访问团至泰国三王宫前。左起：净心、贤顿、白圣、本人、净海等法师（一九六三年七月）

尽管没有安单下来，我还是很感谢林锦东派了一位宗勤法师为我们带路，一起坐火车前往灵泉寺。

没想到，下午到达台北车站，要转车往成子寮观音山的时候，天空忽然下起倾盆大雨，等到一小时后，就听说山区崩坍，道路中断，交通也封闭了。我心里想：“糟糕了，慈航法师那里去不成了。”

宗勤法师说：“在这里的南昌街有一个十普寺，那里面有不少像你们一样的外省人，我带你们到那里去吧！”从台北车站到南昌街不算太远，我们一行四个人走路过去，约莫半小时就走到了。请求见负责人，并且询问挂单的机会。

最先是道源法师出来，他一看到我们，就用责备的口气说：“你们怎么也跑到台湾来？”当然，他的话问得很不得体，到台湾来还要什么资格？你能来，为什么我们不能来呢？不过，大家也不好辩论这个问题，旁边还有好几位大概是十普寺里的住众，有的关心，有的慰问，有的告诉我们在台湾居住的难处。

最后白圣法师出来了，他说，十普寺人太多，无法再接受挂单，并且建议：“你们最好到善导寺去。”我们一听，觉得非常好，至少有人指出一条能去的明路。所以我们又从南昌路的十普寺，步行到善导寺。一路上，一直下着倾盆大雨，台北市的道路都被大雨淹没了，我们在滂沱大雨中涉水行走。那应该是在现在的新生北路上，当时有一条琉公圳，我不小心就滑到水沟里去。当时，水势相当湍急，幸好我从小熟谙水性，并不害怕，只不过看着我的小布包随着流水就要漂走了，我一急大喊：“我的钱包。”

因为水性不错，最后我还是拿到钱包。爬上了岸，看见广慈、弘慈两个人大惊失色，吓得脸色都苍白了。人家说：“落水要命，上岸要钱。”偏偏我是落水要钱，上岸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了。毕竟在那种艰苦的时期，几块钱，就等于是我们的活命钱啊！

终于在黄昏到达善导寺，住持达超法师出面说：“善导寺大部分的房屋都给市政府的兵役科和警务处的交通大队占领，实在没有房子给你们住了。”

事实上也是这样。但已经黄昏了，我们也就不再多言，就请求在佛殿上的大钟底下过一宿。就这样，我们全身裹着湿透的衣服，在大钟下睡了一夜，第二天，我们便动身前往灵泉寺找慈航法师。因为我们听说慈航法师是一位慈悲伟大的长者，在艰苦时刻喊出口号：“抢救僧宝！”呼吁台湾要抢救大陆来台的年轻僧伽，将来佛教才会有人才。我们殷切期盼见到他。

当日下午一点多钟，我们终于抵达灵泉寺，慈航法师却不在寺内。在这里挂单的外省僧侣，多半都是以常州天宁寺为师承的法师，为首者就是佛学高深的默如法师。广慈、弘慈法师也都是常州天宁寺出身，我也和天宁寺有过因缘，本想着应该可以留下来，大概也是因为人满为患，默如法师看到我们的时候，就交代说：“不可以再接待那三人了，叫他们离开。”

在灵泉寺里有位实清法师，与我们在大陆曾是同窗，他问我们吃过饭了没？我们三个人才回想起昨天晚饭，还有今天早饭、中饭都没吃。这时，几位青年朋友很讲义气，一起凑了一点钱，买一些米，煮了稀饭给我们吃。等到吃饭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由于连着三餐没得吃，捧碗的手还不停地在发抖，那碗稀饭吃起来，真是香甜美妙、美味无比，至今难以忘记。

这几位道友不但凑钱给我们吃饭，还把我们留在寺里，也没有上报常住，只叫我们不要出来。由于我的衣物都已随水流走，刚好利用那两三天的时间，把在宝觉寺收到的一块布拿出来自己裁缝，做了两件换洗的衣服。

等到天气放晴，同学们建议我们可以去中坜圆光寺，因为慈航法师应该正在那里准备办毕业典礼。到了圆光寺，才知道原来慈航法师还没抵达。由于那正是寺众吃过午斋不久，承蒙一位比丘尼智道法师好意，还张罗了饭菜给我们吃。

智道法师说，她知道我的名字，看过《怒涛》杂志上有我的文章，认为我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她还建议妙果老和尚出来跟我们见面，没想到老和尚见到我之后，欣然同意我留下来，要我别离开了。

那时慈航法师还没抵达圆光寺，我心里想：“见到慈航法师后，也不知结果如何，如果叫我们走，我们也不得地方去，现在有人愿意留我们，那当然要留下来。”于是我们马上答应留下来。

过了一天之后，慈航法师来了，许多人前呼后拥跟随着他，他们正是要来这里举行毕业典礼。典礼后，再把佛学院的学生，全部带到新竹青草湖灵隐寺去办佛学院。

我心里想，也不用到那边了，此处留我，我就不要得陇望蜀了。

慈航法师走了以后，留一位自立法师协助慈航法师处理圆光寺学生善后的问题。他为我们着想，说：“我现在正在编台湾佛学院毕业特刊，你们迟来，也没有户口，是不是把你们三个人的名字也编在特刊里，将来你们会有一个依据，表示是台湾佛学院的学生，在安全上对你们有利。”那时候的环境紧张，动辄得咎，我们当然很乐意。

所以，现在许多毕业的学生，看到那份特刊上有我星云的名字，经常都喊我同学，其实我一天课都没有上过，哪里有资格和他们成为毕业同学。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情况困难，只好借着毕业登记的名义来得到一些方便。

尔后，我也在这里忍受了两年的苦行生活。妙果老和尚很看得起我，偶尔叫我代他办理一些文书，那个时候他是新竹州佛教会的理事长，新竹州包括新竹、桃园、苗栗现在的三县市，那个时候统称新竹州，但是，其实在这个寺庙里有七八十位住众，但都是一些老弱之人，能够做事的人只有我们几个外省的年轻人。

我为他们收租、管理塔院、抬往生者去火葬，那个时候没有现代化的火葬场，都是用木材堆起来就烧了。同时，打扫庭院、供应饮水，每日到街上准备七八十人三餐食用的米菜等等。总之，那个时候的我，每天好像都是汗流浃背地在工作，好在我从小在栖霞山训练一身的好功夫，怎么通水沟、怎么扫落叶、怎么整理荷花池、怎么看管纳骨堂等，我都游刃有余。为了感恩圆光寺对我的收留，只有用身心劳动来回馈。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五一年，我就转到新竹“台湾佛教讲习会”去教书，才结束这一段苦行生活。

浩霖长老（右二）自美国返台，来佛光山参访（一九七七年六月）

在这里的一段光阴，还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初到台湾时，已略为感觉到佛教对文教的忽视。在大陆，我担任过小学的校长、老师，但是没有人重视这种文教的经历。

比方，有一次我在写文章，一位常在寺中帮忙的达贤姑走来，苦口婆心地对我说：“法师！你要去工作，不然你会呒饭呷（国语：没有饭吃）唷！”

我才发觉，原来在这里，一般人都不会重视文人。歇息写些文章的时间都不得有，得要付出劳力，才算工作。虽然如此，有鉴于文字般若对弘传佛教的重要性，我还是笔耕不懈，也就不理会他人的看法了。

感谢圆光寺对外省人的收留，后来才有在美国纽约市东禅寺的方丈浩霖法师、澎湖观音亭的广慈法师、在菲律宾隐秀寺住持的自立法师，宿雾普贤寺住持唯慈法师、松山寺的弘慈法师等，这些善缘都要感谢圆光寺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