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台语和日文，英文算是我弘法的第三语言了。我在世界弘法奔走，有二十多位徒众都做过我的英文翻译，其中一位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妙光。妙光是个小留学生，台湾人，十二岁跟父母移民到澳大利亚悉尼。初次在南天寺见到她的时候，还在就读新南威尔士大学。也不晓得听不听得懂我的口音，听住持满谦说是专门学翻译的，在大学只要放假，都在南天寺做义工，也受到当地澳大利亚人的认可，说她的英文讲得比英语人士还要好，特别推荐可以为我翻译。当时因为行程匆忙，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交流。但是隔了数月再回到南天寺，听说有六个人要随我出家，其中一位便是这位不多话，个性内向的青年——妙光。
二〇〇〇年受完三坛大戒后，妙光便开始跟着我四处弘法，为我做英文口译。在台上，翻译的人，往往会成为主讲人的负担与包袱，奇怪的是，我也不用担心她听不懂我的扬州腔，英文佛学也不知怎么学得那么好。我不会英文，但凡是听过她翻译的人，都赞不绝口，表示我说话的内容，经过她翻译的英文，非常清楚易懂，措辞准确，声音优美，说话抑扬顿挫，就像唱歌一样，具备翻译该有的信、达、雅。我常叫她“妙光佛”，妙光则喊我“佛师”。我说她是跟着我“跑江湖”，就这样，妙光便以随侍英文翻译的角色，随着我“跑江湖”了十余年。
我常对人说，我这一生有三个缺点，其中一个就是语言不好。而长年行脚于数十个国家弘法，有了慈惠、妙光等人的翻译，也让各地人士免去了语言隔阂的问题，对我一生积极弘扬的人间佛教，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让我和官员、学者和信徒的沟通更加顺畅。
例如，澳大利亚移民部部长菲力浦·罗达克问我：“世界上的宗教领袖，哪一个最好？”我说：“你欢喜的那个，就是最好的！”部长一听，拍手叫好。
当我在讲演时提到禅门公案里一位禅师半夜忽然大喊：“我开悟了！我悟到师姑是女人做的！”正担心英文不知道有没有“师姑”这个名词的时候，全场英语人士听了，一样哈哈大笑。
后来我问妙光怎么翻译的？她说用“aunty”（阿姨）一词来代替，一样很巧妙的达到了相同的效果。当我和观众说“Thank you very much”的时候，妙光也会很尽职地再翻译回“谢谢”。这许多类似的情况，都透过适当的翻译，将我的语言和幽默准确地传达给了观众。
于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主持三皈五戒典礼，妙光法师担任英文翻译（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曾经有美国的大学教授听了妙光的翻译，允诺只需要有译作，就愿意颁发博士学位给她。妙光多次在佛光山的国际活动，引起马英九先生的注意，特别赞叹佛光山比丘尼的高水准。我更曾开玩笑地告诉妙光：“两百万美元，买你的英文，我就可以在世界弘法了。”妙光则笑着回答：“师父，如果您会英文，我可就失业了，没有机会随着您到世界各地翻译。而且，我的英文就是您的，请师父尽量使用。”
我曾推荐妙光去当美国西来大学的校长助理，甚至数次建议妙光去读博士，但她都推辞了，告诉我，当星云大师的翻译，学到的比博士更多、更光荣。后来我也期许妙光要训练自己从事英文讲说、写作、教学、司仪等工作，现在她除了为我翻译，自己也同时在世界各地举办英文佛学讲座，甚至在人间卫视担任英文主播、录制英文电视佛学院的佛学讲座等。
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发生，我带领梵呗赞颂团前往纽约世贸大楼现场洒净，并为罹难者超度祈福。在祈愿文的开头，我特别说到：“慈悲伟大的佛陀，慈悲伟大的上帝，慈悲伟大的安拉真主，请您保佑您的子民，让他们都能在您的净土和天堂得到安息……”透过翻译，站在一旁的警察及清理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流下了眼泪，仿佛心里得到了安慰。纵然有语言的隔阂，但透过信仰所得到的慰藉与希望，是超越种族之分的。
除此之外，我也应洛克菲勒基金会亚洲协会及鹿野苑基金会联合邀请，前往纽约洛克菲勒中心讲演，入场券销售一空，许多美国人无惧“九一一”事件的影响，特别前来聆听。我呼吁大家，在这非常时刻，要保持秩序，不要乱了方寸，被谣言打败，面对暴力的威胁，不应以暴制暴，而是应该用慈悲的力量来降服敌人。在这次十六天的美加之行，总计做了一场“宗教领袖的对谈”、四场大学与国会会议中心举办的“佛学讲座”，每一场都提供英文、法文以及广东话的同步翻译。在没有语言障碍之下，上下交流，反应热烈。
二〇〇五年，我在洛杉矶西来大学以远距方式，同步线上教学，透过英文翻译，探讨“佛教与当代社会问题”。有来自十个地区，如美国、加拿大和台湾等地数百名中外学生上线聆听及提问。隔年再以《心经》为题，进行五天的远距教学课程，也得到热烈的回响。
二〇〇六年，我应邀前往梵蒂冈和教皇本笃十六世会晤，特别向教皇表示：“我带着台湾所有佛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心意前来向您致意，并邀请您到台湾来。”教皇除了表示欢迎，也对佛教的包容性感到非常欢喜。数日后，我也应邀前往日内瓦联合国国际会议中心，就“融和与和平”做专题演讲，有八百位国际人士与会聆听，现场同步以英语、瑞士德语、广东话直译。
我不仅曾和约翰·保罗二世及本笃十六世两任教皇交流及交换意见，也和教内及教界人士等保持友好关系。二〇〇三年，我在巴西圣保罗SE大教堂与天主教福曼斯枢机主教，针对宗教对本世纪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贡献进行“宗教对话”，当时便由任职如来寺住持的觉诚担任葡萄牙语翻译。那一次，觉诚也展现了她语言的天才。
同年，我前往韩国访问，分别与松广寺、海印寺、通度寺、曹溪宗等代表会谈，由徒众依恩及韩国籍的慧豪担任翻译。之后，也前往中南半岛和马来西亚、新加坡南传首座达摩难陀长老、舍利弗比丘大学校长强帝玛法师、斯里兰卡法王寺第七代法王、缅甸比丘等法师交流过。我会见过教廷天主教传信部部长塞佩枢机主教、帕利亚主教及诺托秘书等，都是透过英文翻译与他们交流沟通。
说来惭愧，我是一介僧侣，凭着一袭袈裟，在全世界弘法都能受到当地国家元首、重要官员，以及文教界的学者教授给予协助。从印度总理尼赫鲁，泰王普密蓬，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马来西亚三任总理马哈蒂尔、巴达维和纳吉布，厄瓜多尔前总统马华德，多米尼克总统克莱伦斯·西格诺雷特，尼加拉瓜总统博拉尼奥斯·赫耶尔，危地马拉总统波蒂略，到中南半岛各国家的政府领袖等，都和我有过交流。二〇一二年，弟子觉诚为了纪念我在马来西亚弘法五十周年，发动当地佛教界，共同在莎亚南体育场举办八万人的弘法大会。总理纳吉布不但特别拨冗和我见面，更祝福大会成功，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共同理念，跨越了宗教、种族、文化、语言的藩篱。
至于和学者教授的交流，在过去弘法六十年中，我曾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伯克利大学，澳大利亚邦德大学、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多伦多大学，印度德里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台湾大学、台湾成功大学等校演讲，主题包括“什么是宇宙人生的真理”、“佛教的真义是什么”、“禅与悟”、“自在人生”、“佛教的科学观”等，透过翻译，场场皆引起西方学子的热烈讨论与回响。
我虽然不会讲英文，但是我很会听英文。到了海外，常常有徒众在话语中夹杂英文单词，经过翻译的解说，我也慢慢找到理解的方式，并清楚记得这些词汇的意思。例如，在美国过海关时，他会问我：“你预计在美停留多久？”“One Month”讲起来就像“我忙死”，因为一个月的行程很紧凑忙碌。所以每次我总是能记得回答他“我忙死”，然后就顺利过关了。美国有五十一个州，要全部记起来并不容易，但是像加州政府所在地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我就能记得是“三颗馒头”。
二〇〇三年，尼加拉瓜总统与危地马拉总统，分别来山访问会见，由于他们的名字不容易记，我便取谐音“泼地油”和“不拉牛”，这样一来，也很容易记得了。其他像是“How are you？”、“Please sit down”、“Ok”和“Thank you very much”等句子就更容易记了，所以有时候我也不需要翻译，就能直接用几句简单的英文和外国人士交流。
我甚至只需要透过肢体语言和真情流露，就能让他们理解我所要表达的是什么。一九九四年，国际佛光会在东京举行会议，阿那努达法师是国立斯里兰卡大学的副校长，他对我说：“其实不必要英文翻译，因为看到您讲话，大家都在笑，我也跟着笑就好。但是当您请英语翻译，我听了以后，别人都在笑，我倒反而不觉得好笑，所以还是用看的就好了。”一句话，经过转译后，神情韵调就改变了。紧接着他又说：“为什么你每次说话大家都喜欢拍手？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由此可见，语言纵然重要，真心的交流，更能让人心领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