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兰人讲的话是台语，也就是闽南话。我初到宜兰时也是一样，彼此语言不通，不得已，就有了第三位翻译——李决和居士。那个时候李居士应该六十岁左右了，能在那样的年龄，听得懂中国语言，当时在台湾是很少的。不过，一位老人家忽然要翻译佛法上的语言，也是强他所难。

那时候，我也知道，要在宜兰弘法，不能不解决语言上的问题。于是，我就从十多个有过翻译经验的老少莲友中，挑出四个来担任，二位男士，二位女士，一位叫李决和，一位是苏灿辉，一位张优理，再有一位就是张慈莲。试验之后，张优理小姐富有语言天才，可以把不知道的、不懂的佛法，照原意翻译出来，这就很难得了。所以后来一直就由张优理小姐包办我的台语翻译，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以上了。她就是后来的慈惠法师。

应邀至日本朝日新闻馆讲“人心、命运、金钱”，由慈惠法师担任日文翻译（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因为有了台语翻译，解决了语言隔阂，所以我就发起到乡村布教，甚至于环岛布教，再增加歌唱的人员，如：吴慈容、谢慈范、张慈莲等主持歌唱，张优理小姐就为我翻译，都是一时的人选。此后，各地嘉言美誉不断涌来，我就经常带着这些弘法队的青年，在台湾各地展开了布教。

由于当时我也没有钱买火车票，一行人骑着脚踏车，从宜兰出发，到员山、壮围、冬山、三星、苏澳，甚至到南方澳去弘法。我们没有集合的殿堂，妈祖宫、天帝庙、晒谷场、大树下等，都是我们布教的场所。

由于布教前一定需要广播宣传，通知大家来听。那个时候，吴慈容的台语广播词：“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咱们的佛教来了，咱们的佛教来了！”在我那个时候听起来，真的是热泪盈眶，感动不已，终于，佛教敢大声地喊出去了。

慈惠法师在当时，素有“佛教界才女”的美誉，她的台语与惊人的记忆力，给大家誉为“录音机”，你怎么讲，她就怎么译。她曾替印顺、演培、道安、东初、南亭、煮云、晓云等法师口译过，很多法师都因为她的翻译好，而纷纷特别向我借人，我认为是好事，便欣然应允。

这许多法师们对于稀有难得的翻译人才，格外地爱惜。有一次，南亭法师连续讲了四十天的《维摩诘经》，每天特别包车接送，将慈惠载往道场翻译，讲座前后还准备补品给她。这样的待遇，有如曹操待关云长，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相当地隆重。许多法师都要慈惠拜他们为师父，而我也从未阻止过慈惠和这些长老来往，但她终究不为所动，还是跟着我到台湾各地翻译、弘法至今。

一九六五年，慈惠正式披剃出家，在苗栗法云寺受三坛具足大戒，尊证长老看上她的才华，特别将身为戒子的她调出来担任翻译，甚至允许她不用做早晚课，才能保持充足的体力与脑力。燃戒疤时，担任引礼的智道法师担心烧得太深，会把她这么好的记忆力烧坏，在香珠点燃没有多久，就草草吹熄了。慈惠后来说，到现在她的戒疤已经看不出来，就是因为当时引礼师父“对她太好了”。

慈惠有如我的“台语代言人”，若不是她，我没有办法在台湾弘法。她的翻译，不只是翻译我的语言、意义，而且把我的想法、韵味、精神上的微妙传达出来，让人分享。常常要上台了，她连题目、讲演内容都不知道，甚至是临时才通知，我告诉她，这是一种考验，要她争气。而她总是能掌握我的精髓，忠于原味，不增不减，每次帮我翻译，都不需要记录，也不用稿子，却能将我的意思发挥得淋漓尽致，真是不容易。

后来佛光山的子弟如：慈庄、慈惠、慈容、慈怡、慈嘉等，都到日本留学，也以慈惠的日文最为流畅优雅，所以后来她也担任我的日语翻译。我记得有一次在东京一个学术会议上讲演，从京都来了四五位教授，我很不好意思地对他们说：“啊！你们不要这么辛苦，大老远跑来听我讲演。”

他们回答：“我们不是来听你讲的，而是来听慈惠法师的翻译，因为我们感到很好奇，一位台湾人为什么可以把日文讲得比日本人还要好。”由此可想，慈惠法师已经深入语言三昧了。

六十多年来，由于慈惠的翻译说法，可以说，她为台湾社会的和谐与沟通，做了最大的贡献。说来，这样一个年轻人，肯替人家做翻译，一做就是六十年，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不但如此，慈惠也替很多的佛教人士，解决他们在语言上传教的困难，她都热忱地一一替人服务帮助，这是更难得的修养。

特别是在时间上，横跨了六十多年；在空间上，从宜兰到台北高雄，从乡村到都市，从岛内到岛外，从寺院道场到“国家会堂”；而在场数上，大大小小就更数不清而难以计算，可以说，我的弘法讲经，她是无役不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