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都感觉惭愧，

我哪里有什么东西能在大学讲？

这都是佛法的因缘。

因为他们没有听过佛法，

而我在佛教几十年来的酝酿、温习，

总知道一点人生的佛法、生活的佛法，

在烦恼苦闷的时候，

该如何用佛法来鼓励自己，

因此能获得大家的会心一笑。

或择其善者而从之，

也或者是野人献曝，

只是希望对大家有利益、有贡献。

在我青少年的时期，并不知道我会讲话，在栖霞律学院里，很难得有个讲演比赛，院长大本法师评我为第一名，自己心里很不认同，只觉得是大本法师存有私心。

我又不会讲演，哪里会得第一名呢？一定是因为我的师父和大本法师是法兄弟，基于人情的关系才给我第一名。这个心态让我后来很自责，因为我感到自己很不厚道，人家对我一片好意的鼓励，我居然用这样不好的心眼去批评他，至今仍感到惭愧。

不过，我是真的从来都不知道要如何讲演，因为我一直在寺院里过着关闭式的生活，到二十岁以后，才有机会见到广大的社会。虽然大开了眼界，但是与人说话还真的有困难。只要我看到五六个以上的人，讲话就会发抖，相当不自然，在佛经里有所谓“大众威德畏”，我就是这样的情形。

于香港红磡体育馆讲演，连续二十年佛学讲座，每场皆万人参加（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甚至后来到宜兰弘法，虽然当时我的年龄都快三十岁了，但是一看到几百人来听我讲话，我依然浑身发抖，就算手抓住桌子，也是不停地发抖。不过，习惯性地抖了两三分钟，后面也就不抖了。我自己心里总是警告自己，讲讲话不必怕啊！我讲话，他们听我的话，大家也不会对我有什么不好，怕他们做什么呢？但是，这样自我训练还是不行，到了要对大众讲话的时候，还是会很自然地发抖。一直到三十多岁以后，讲话发抖的习惯才慢慢去除。

所以我想，这实在需要靠人的毅力来突破，假如我没有毅力，就不要讲话，也不要去讲演了。但是我深知，如果我不这样做，就不能弘法；就算有这样的畏惧，也要不惜一切地向自己奋斗。因此从以前畏惧讲话，到现今能侃侃而谈，我已经进步很多了。现在来了几千人、几万人听讲，也是多多益善，我已经没有畏惧的感觉了。

在我一生弘法讲演的岁月中，有很多的趣事与趣谈，倒可以在《百年佛缘》里向大家做个告白。

于新竹交通大学演讲（一九七七年）

初到台湾，我第一个讲话的工作是在台湾新竹青草湖。那年是一九五一年，我担任“台湾佛教讲习会”的讲师兼教务主任，学生只有五十人左右，每次上台对学生讲话，最初的一两分钟都不自然。

这让我想到，父母在孩子幼年的时候，如果能经常让他在大人面前多一些表达，应该是很重要的教育。因为，小孩可以顽皮一点，从小养成不畏惧和人相处或侃侃谈话的习惯，性格必定落落大方，不怕讲话。如果像我一样，从小就没有融入人群中，没有培养跟大众讲话的习惯，“大众威德畏”就会变成难以矫正的毛病。但庆幸的是自己并不因为有这样的毛病就不精进、不向上发展，反而一有讲话的机会，总是努力以赴。

当时每个星期天，在新竹城隍庙前都会举行布教大会，新竹县佛教会邀我前去弘法。因为我是佛教学院的老师，在当地属于知识分子，我如果不去弘法，那要找谁去呢？我就当仁不让地前往了。每次从青草湖外出弘法，都要先向派出所的警察请假，获得他们点头准许了，我才能到新竹。还记得路程遥远，走路将近要两个小时才会到，不过有这个让我上台的机会，一定要把握。在为期一年多的布教弘法中，让我有自我训练的好机会。

在庙口讲演，群众来去就像潮水一样，大家一步走来，一步又走去，每逢我讲到故事，群众就会慢慢向我集中，故事讲完之后要讲道理，大家又慢慢散去，一场讲演约两个小时，人慢慢聚合而来，或者人慢慢解散而去，常常都要几个回合。我从那个地方学到一个经验，有时要“以事显理”，有时要“以理明事”，理事要圆融，要契理契机，思考如何将故事与佛学结合，才是一场最好的弘法讲演。这也是我后来一直很用心佛经里的故事，或人间社会生活小故事的原因。

不过，一则短短的故事也不容易讲，有一些朋友也爱讲故事，但是讲了以后，往往其他的人不笑，只有自己在那里哈哈大笑。要把故事讲得让人哈哈大笑，自己却不笑，这才是讲故事的本领。

一九五三年初我到了宜兰，宜兰是一个乡城，平常没有什么活动，当地居民忽然听说一个外省的年轻和尚要来说法，一下子涌进两三百人。每次的集会中，我也体会到一个技巧，光只是讲说还不够精彩，如果有图片会更好。于是我向日本购买许多幻灯片，再用幻灯机播放出影像，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看图说话”，这更容易吸引信徒的喜爱，他们都认为这是在放电影。

最初十年，先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然后讲《弥陀经》，再讲《金刚经》、《心经》，也讲《大乘起信论》、《八识规矩颂》、《维摩经》，几乎没有外出到其他县市讲说。可以说，我在宜兰讲了十年，台北都没有人知道。

以新的弘法方式，带领青年将故事绘成连环图画，让听众看图听佛教故事（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宜兰人很保守，没有人评论过我会讲不会讲，喜欢听或不喜欢听，也都没有人对我表示过好或不好。其实，讲演也是需要听众的回响的。讲者讲过了以后，有人一起讨论讲说的内容，这对讲者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很有帮助。不过，我在宜兰，也很习惯接受信徒们这种平平淡淡的应对，我讲我的，你听你的，讲听之后，完全没事。

十年后，我转移到台北讲演。那时候，新公园有个台北艺术馆，我也做过讲演，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撤除了。后来，我再到中山堂光复厅讲说，那是过去“国大”开会的地方。我在中山堂讲过之后，一下子在台北很受大家的重视及赞许。可是，在台北以外，依然没有人知道我星云会讲经说法。再后来，又到台北“国父纪念馆”讲演，每年讲三天，连续讲了三十年没有间断。当时每次讲演都像过年一样，人不但多而且很热闹，大家听闻佛法听得很欢喜。

自一九九〇年起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佛学讲座二十余年，每年吸引听众六万余人，带动香港学佛风气

红磡讲演

一九八九年，我在香港油麻地梁显利社区服务中心主持三天讲座，主讲“胜鬘夫人十大受”、“普贤菩萨十大愿”、“因果报应十来偈”；同年又应邀前往香港沙田大会堂主讲“禅师与禅诗”、“禅心与人心”、“禅道与禅法”。由于香港人热切闻法，听众越来越多，一九九〇年起，场地更换至香港红磡体育馆。二十多年来，香港人由过去忌讳见到出家人，到现在欢喜学佛、行佛，可以说每年不辞辛苦连续三天讲说弘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改变了香港人对佛教的看法。

后来，我到南部高雄讲经说法，高雄人比较热情，讲过了之后，又一直要我再到别处去讲，我讲过的场所不断地扩展，不过也和我在台北一样，我在台北讲，只有台北人知道，在高雄讲，只有高雄人知道。

于台北艺术馆讲演“从金刚经说到般若空性的研究”，由慈惠法师翻译（一九七五年十月）

再后来到香港讲演，情况就有不同了。我在香港弘讲的地方很多，来的人也多，尤其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大概每次都有两三万人来听讲，不但听众多，今天讲完，明天全世界都知道了！

原来很多香港人的亲朋好友，都散布在全世界各地做生意，我讲演的时间从晚上七点讲到九点，解散后，听众们回到家大约是十点、十一点，那正是他们的亲朋好友在欧美的早晨，他们就互通电话，讨论讲演的内容。所以，我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一下子提高了。

一般人说“一夜成名”，我是真有这种感觉。我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也是一年讲三天，连续二十年没有间断过。

回忆起来，我在香港讲演的扩散力确实很强大。例如一九九二年，澳大利亚南天寺要动土，我去主持奠基典礼。当时我们在澳大利亚没有信徒，也没有朋友，只是有这个热心，因为政府提供土地给我们建寺，有这样的好因好缘，就欣然前往了。

南天寺位于澳大利亚东南岸的卧龙岗市（Wollongong），大家已经准备好几百个便当，供应前来参加奠基典礼的信徒。原本估计人数最多是三百人而已，但是后来我想了想，万一人来多了怎么办呢？我就说服大家，至少应该准备一千份，但是大家总认为我的估计是错误的，一定会失算。

回到我们住的地方之后，我前思后想，万一来参加的人真的有一千人以上怎么办？我们宁可多做一点，吃不了不要紧，如果不够吃，在那个荒山郊外，信徒们去哪里吃饭呢？也有人提议，可以临时去买面包，但是给人面包不如给便当吃。所以我和徒众们一夜没睡觉，又多包了五百个便当。

第二天，典礼正式开始，来的人数居然在五千人以上，只好临时炒面，连泡面都拿出来炒。怎么忽然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呢？我听到许多信徒在路上聊天，虽然他们都讲广东话，但是我多少能听懂一点，意思大概是打电话给他的媳妇、儿子、亲朋好友，说星云大师在这里建寺院，叫他们要来参加。这次在卧龙岗的奠基典礼，让我深刻领教了香港人的扩散力。

说到听众的反应，台湾的听众，在我接引的信众里算是最没有反应的。我在台湾，从乡村讲到都市，从寺院讲到学校，从监狱讲到工厂，从民间讲到官府，讲的好与不好，几乎都没有得到过反应。一场讲演等于水泡，讲完，水泡就消失了，一切归于平静。

我曾在台湾的三个电视台游走，从“中华电视台”到台湾电视公司；从“中国电视台”再到其他的电台，录制过数千集的节目。所有的艺人，恐怕都没有像我这样的经历，三十多年来，在电视台讲说不停。我一样也没有得到过反应，讲得好或不好？我还是不知道。

不过，宜兰弘法队的队员倒是曾经给过我一些鼓励。记得我在农村庙口广场讲演过后，大概都已经晚上了。要回寺时，农村的民众总是鼓掌欢送。我们踏着月光，几十个弘法队的队员骑着单车，一路就在朦胧的月光下唱着歌回程，回到道场都已经十一二点了，但是所有的人都不想解散，兴奋地在那里讲说今天弘法的成果。

我在《弘法者之歌》里写着“银河挂高空，明月照心灵，四野虫唧唧，众生心蒙眬”，描述的就是当时的情景。农村的听众有没有受到影响，我不知道，但是弘法队的队员一个个地受到感动，甚至发愿参与终生弘法的工作，为佛教努力。外出度众有没有得到效果先不谈，“自度”倒是真有效果了。

其实在五十年前，我们在台湾的弘法也不全是那么顺利，有好多场次，几乎都和警察捉迷藏。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龙潭的一个乡村神庙前举办弘法大会，当时有一两千位听众，我才开始讲说不久，就有警察人员走到讲演台旁，用低沉的声音呵斥我，强势地要我下台，命令我解散。不过我一下来，也很不客气地对警察说，我们讲的都是净化社会人心的道理，不是违法集众，那场讲演到最后当然是自然解散，没有出任何问题。

还有一次到花莲讲演，没有事前宣传，也没有广告，我到的那天下午才开始敲锣示众。记得有一个人打着锣，“铛！铛！铛！……”好几声，然后就说：“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今天下午七点，在某寺庙的广场，星云法师要讲说佛法，欢迎大家参加。”接着又“铛！铛！铛！……”就这样重复地说。不久，警察找到我们的团体，呵斥我们，说要找主事的人。

一些年轻的弘法队员都吓得手足无措，只有我向前走去，我说：“我们是从台北来弘法的，为什么台北可以，花莲却不行呢？”警察拿我没有办法，也只好勉强答应我们在这里弘法，只要负责好安全及交通。这当然没有问题，我们一定负责到底。于是我谢谢警察后，就回去讲演了。

当时在外面演讲，经常要经过这样的波折，实在说，在那个威权时代，确实要有一点勇气，才能在台湾散播佛法的种子。

我到底是如何从一个讲话会发抖的人，变成可以向大众演讲的人呢？其实有几个例子可以跟大家做个说明。

我这个人胸无城府，常常想到要讲的主题，都会事先告诉同伴、同寮的法师。可是到了当天，那个主题往往被人抢在前面讲，就把我的题材讲完了。所以我很着急，心想：“糟糕！今天要讲的话都给人讲完了，怎么办？”我只好急中生智，再重新思考另外一个讲题。

所以到了后来，信徒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来问我，我大部分都可以立刻给他回答，绝不会拖泥带水，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训练自己的头脑，可以马上应变，在时间紧急的时候，也能将所学的、所经历的事情，以最急迫的时间浮现在自己的脑海中。

关于这样的事情，煮云法师是我很好的兄弟朋友，对我最为佩服。不论在哪里讲演，人家出个什么题目，他总是说我星云某人“不成问题”。但是，这个“不成问题”，可是在多少艰难的考验下，慢慢才真的“不成问题”了。

更有些时候，常有团体找我讲话，只给我三分钟、五分钟，那是最难回答的。因为时间那么短暂，能讲出什么呢？我也不断地磨炼自己，虽然只是三分钟，我总要给人一些金玉良言，所以不管时间长短，我都会欣然应许。

尤其经常也有人问我：“请你给我一句话吧！”突然要说一句话，该从何说起呢？这一句话实在比一场演讲还要困难。因为一句话就要让人可以一生受用，所以我常常在紧急之下，马上要了解对方是什么身份、什么程度，再送他一句话结缘。

后来我自己也得知，原来每一句话都可以做为“一句话”的座右铭，但要观机逗教，否则不能尽如人意。例如：“做己贵人”、“享有就好”、“肯定自己”、“不忘初心”、“忍耐最好”、“我是佛”等等，我也会引用像“相信因果”、“明因识果”、“惜缘惜福”等，来做为开示的结缘。

还有一些突发状况，也训练我在短时间内就能打好腹稿。五十多年前，初到宜兰，访客特别多，写文章、编辑等的事务也很多，有时候一天忙下来，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忽然要我上台讲演，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一般的老师在上课前，都要做一些准备功课，但是我都没有办法准备，到台上去能讲些什么呢？也经常会有脑海里一片空白的时候。这就训练我，也逼迫我必须要有急智，要能应付突发事件。

后来不管是忙到晚上，忽然要讲演了，只要自己在椅子上静坐五分钟，或者去拜佛十二拜，跟后再到台上，就会自觉很有力量、很有内容。所以佛法里常说“佛菩萨加持”，大概就是这种力量吧！

一九六七年，佛光山开山以后，当时我担任东方佛教学院的院长，朝山会馆经常来一通电话：“师父！有一些信徒要请您开示。”朝山会馆有许多信徒，各种职业的人都有，他们集中而来，有的是建筑工会，有的是水利会，有的是艺术团体的老师，有的是企业家，还有妇女、青年或儿童，各种职业的人士都有。面对这许多不同的对象，我要如何讲说呢？

幸好，我每次从学院到朝山会馆，都要经过一座桥梁，每每我走过这座桥的时候，就让我可以思考该如何讲说佛法。这座桥，就是佛光山的“宝桥”，佛经有一个故事叫“宝桥度佛”，我真的就是靠这一座桥，给我一点思考的时间，所以我很感谢这座桥梁对我的贡献。

因为来的人各有不同的职业，我必须要像观世音菩萨“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以我见到农夫，就跟他讲农业；见到商人，我就讲经济；见到青年，就跟他讲佛教对青年的关系；遇到妇女，就讲家庭治理之道，往往都能收到效果。经常也有些性质类似的团体来，比方妇女的团体，我就把昨天对妇女讲的话，对今天第二批的妇女再说一次。

应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佛学研究会之邀，举行佛学讲座（二〇〇一年四月七日）

但是那个时候，朝山会馆有一位叫宏恩的服务员（依庵法师），只要我一开讲，她就站到旁边做听众。我怕她取笑我老是每天都讲同样的东西，所以都尽量讲不同的内容，要想出很多不同的题目，当时的确是很困难、很辛苦的。到了今天，我很感谢依庵法师，她自己也不知道帮助我这许多的进步，逼迫我去思考，逼迫我去用心。

所以，一个人在学习的阶段，只要能接受压力，接受推挤，能够乐观，就会有所进步。

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也研究了很多方法来学会讲演，例如，用“四分法”最为妥当。什么是“四分法”呢？如果只是漫谈，听众会记不清楚你讲过了些什么，所以最好把大纲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都列点下来，让听者至少都能记住纲目，了解我说的大意。

我也学会了逆向思考。因为讲演不能老是像老生常谈，就像“劝世文”一样，老是要人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三皈五戒、四圣谛、十二因缘，这样终究不能交代得过去。我觉得可以改为逆向思考，在讲说的内容里加进一些不同的看法，比方：“你对我错”、“你大我小”、“你有我无”、“你乐我苦”。

这许多的问题，看起来都很简单，但都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到的道理。因为一般人只知道“我大你小”、“我对你错”、“我有你无”、“我乐你苦”。但是将这个思考反过来想，你再说出一个道理，就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好比我经常引用一个故事：

一个张姓人家经常家庭不和，就问李姓人家：“你们家都一团和气，为什么我们家经常吵闹不休？”李家人就说：“因为你们家都是好人，我们家都是坏人。大家都是好人，就容易吵架；而我们家都承认是自己的错误，都是坏人，那就不容易吵架了。”这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接着举例说：好比李家的茶杯打坏了，一个人就赶快说：“对不起，是我错了，是我把茶杯打坏了。”另一人会说：“是我放在那里的，都怪我不好！”大家都承认错误，当然就吵不起来了。

张家的人不是这样，茶杯打坏了，打坏的人就先大叫：“谁把茶杯放在这里？”打坏的人没错，都是放的人的错。放茶杯的人也不服气，就说：“是我把茶杯放在那里，谁叫你把它打坏呢？”所以张家就经常吵闹不休。

这样的故事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目的是教导大家，认错是美德，认错是勇气，只要学会“你对我错”，反而能解决问题，不伤和气。类似这种人间生活的譬喻，让我深深感觉到佛教对生活的重要，很适用于佛教的人间化，于是心中慢慢思考、**漾、成形，后来索性对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打起了招牌，彻底地宣扬了。

受广州中山大学许宁生校长之邀，于南校区怀士堂讲演“人生财富知多少”（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除了在时间紧迫下养成快速打腹稿的方法之外，在诸多讲演经验之下，我也找出一些讲演的技巧。

例如讲演时，我一向不喜欢讲说陈腔滥调，我认为应该做到“语不惊人誓不休”，所以常用故事来表达佛法深奥的道理。可以讲的故事很多，如：“哭婆与笑婆”、“二鬼争尸”、“师徒大小”、“石头的价钱”，甚至“三八二十三”，等等，这许多话题，往往都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欢喜。

还有，演讲不但要说故事，还要有些新意。假设一场讲演，台下坐了几百人、几千人，如果台上的人只是个人耍嘴皮子，内容也会显得单调乏味，这样说、那样说，也不一定都能合乎大家的胃口，所以可以将音乐和舞蹈串联起来，和讲演合在一起，提高大家的注意力。好比我在“国父纪念馆”讲演之前，都有十五或二十分钟的表演，如敦煌舞、古典舞、佛教音乐、梵呗赞颂等，这些表演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也是弘法者应该注意的问题。

应乡亲之邀，前往鉴真图书馆“扬州讲坛”登坛开讲“人生与财富”（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说法要注意的重点很多，不过最重要的是要契理契机，所谓“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这才是佛法。

我在一九五二年，对《普门品》，即所谓的《观音经》曾有过一些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观音菩萨三十三应化身、十九种说法，真的是妙趣无穷。因此我每次讲说的时候，总会想到对方是什么人，应该跟他们讲说些什么道理。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上，一群大陆的麻醉师来访，要我为他们说法，我就跟他们讲麻醉医师的贡献。假如今天来的是师范学校老师的聚会，我就改讲佛教的教育，这就是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

很多地方为什么会请我去演讲？其实也是因缘所成。像我的徒众们，知道我常常在各处讲说，所以哪里有需要演讲，都会告诉我说：“师父您去！那里有工厂，工人需要佛法；师父您去，那是一个官府，官员难得请出家人说法；师父您去……”到处都是这里很重要，那里也很重要，所以我自己就体会出“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我都可以因应大家的重要。

其实我很平凡，我是一个没有进过学校读过书的平凡僧侣，哪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人登坛讲说？只是我自信我肯广结善缘。我有很多的朋友、信徒，都是承蒙他们跟我来往了以后，知道我的信用，知道我永不退票，知道我的诚恳，所以都很喜欢邀请我，鼓励我，要我到处讲演。

尤其在台北“国父纪念馆”讲说三十年从未间断，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也是讲说了二十年从未间断，甚至我经常举办巡回讲演，在欧洲、亚洲、美国都有过巡回讲演。我也应马来西亚马华公会的决议，由六位部长联合邀请我，要我前去提高华人的地位，提升华人的团结，因此我在马来西亚也有过多次巡回讲演，每场都有一两万人，我也感觉到这对于马来西亚华人的团结，确实是有些许的贡献。

例如一九九六年，我在马来西亚莎亚南体育场，曾经创下八万人集会听讲演的记录；时隔十六年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我们又再次举办一场同是八万人集会的讲演。这可以说是我在马来西亚结缘讲说五十年来，再一次掀起听法的旋风，承蒙当地信徒护法们及媒体界对我的厚爱。

我一生在世界各地演讲，不只讲了百千个场次，不过，我都没有收过任何的讲演费或钟点费。讲演了以后，我还要感谢请我讲演的人。有一次，台北有一个工厂找我讲演，后来他们要供养我两万块钱，我没有办法拒绝，我心想，他们赚了钱，就承蒙好意收下吧！我接受了以后，还可以布施给需要的人。

于全亚洲最大的吉隆坡莎亚南体育场弘法，八万人参加，写下马来西亚佛教史上弘法的创举（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另外，数年前，有几次在美国西来大学以远距教学的方式讲《六祖坛经》、《心经》等，五天课程，每人酌收美金三百元，不过，讲完也就捐给主办单位了。

我在“台湾省政府训练团”做过多年的讲师，也没有收过钟点费，不过有汽油费，但汽油费都没有直接跟我算过，我都是请司机签个字，再捐回给他们用做买书的费用或补贴其他。

多年来，我到各处讲经说法，有许多的供养我也没有收过。每次在台北普门寺讲演过后，总有信徒要给我红包。曾经有一位信徒要给我红包，给了几年，都没有办法交到我手里。因为我在台上讲完，下台后，就直接从后电梯走了。从今天到明天，从明年到后年，信徒的红包在皮包里都磨烂了，还交不到我的手中。尤其近年来，我对信徒的红包更是感到于心不忍，我应“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如果贪图信徒的红包，还能算一个慈悲的法师吗？所以我对此尽量不用、不买、不据有，这也自是有一番体会了。

受北京大学周其凤校长之邀，至该校演讲，并获颁名誉教授荣誉。我以一笔字“无上士”相赠（妙香法师提供，二〇一一年四月二日）

回顾这一生数十年的岁月，可以说，我讲过多少的乡村、讲过多少的寺院，甚至全台湾的监狱，几乎每一所都去讲说过佛法，也到各个大学、中学去讲，再讲到国际上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大陆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我也去做过讲演。

看起好像我很神气，甚至应该感到骄傲，各处的大学都纷纷请我讲演。其实不是的，反而我常常感觉惭愧，我哪里有什么东西能在大学讲？这都是佛法的因缘。因为他们没有听过佛法，而我在佛教几十年来的酝酿、温习，总知道一点人生的佛法、生活的佛法，在烦恼苦闷的时候，知道该如何用佛法来鼓励自己。因此，能获得大家的会心一笑，或择其善者而从之，又或者是我个人的野人献曝，只希望对大家有利益、有贡献。

适逢厦门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应新闻传播学院张铭清院长之邀，于厦大建南大礼堂，讲演“空有之关系”（二〇一一年四月五日）

我一生做人，自觉有一些慈悲、忍耐，也讲信用、承诺，也讲究发心、勤劳，尤其守时、慈悲喜舍等这许多性格。我演讲过后，也严格地要求自己，既然讲说给人听，自己也必须要能做到。我也觉得个人没有什么专长或艺能，但是我从讲演中不断自我学习、自我训练、自我成长，可以说收获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