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位要说的老人是我的师叔公——觉道长老。

我在一九四六年，回到位在宜兴的祖庭大觉寺，并且在白塔国小担任校长。我发现寺里都没有长老，于是就跟师兄今观法师讲：“我们的大觉寺都没有老人，只有我们两个年轻人，似乎是不大像样。”

师兄说：“我们的老和尚也很多，只不过散住在各个地方；其实和大觉寺同门同宗同派的长老有好多位啊！”

我一听，心里暗暗欢喜，就跟师兄讲：“我们能去找一两位老和尚回来吗？”

他说：“我们的寺庙这么穷，哪一个老和尚肯到这里来呢？”

后来，我一直用心访查我们同宗同派的寺院，这些寺院大概都在离我们约一百华里左右的地方，但到过哪几家寺院，现在已不复记忆了。

找了一阵子后，找到一位老和尚，跟他提起这么一件事，他非常欢喜，就说，我愿意跟你们住到大觉寺去。这位老和尚，就是我的师叔公觉道老人。

我们这位觉道老人到了大觉寺以后，我当然就把他当作祖师爷来侍奉。可是这位老和尚，有一些过去乡村老人家的嗜好，比方，他欢喜吃旱烟，偶尔还喜欢喝一两杯酒。这些嗜好在我这个年轻人的性格里，实在不能接受，总觉得身为出家人，怎么可以吃烟喝酒呢？

其实，他也没有提出要求说要吃烟喝酒，我想他应该也是很努力地在忍耐。后来，我的师兄说：“哎呀，老人家年纪这么大了，有一点嗜好，应该不为过。”

我想想：“是啊，老人年纪那么大了，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又何必那么计较呢？”甚至后来，我还替这位老人家走路到戴阜镇买旱烟供给他吃，觉得能让老人家欢喜，是我的责任。

这一年寒假，我到南京去备办一些学校要用的文具、课本，就在南京的时候，听说觉道老在一座小桥上，被一部推车撞下桥去，跌下去后就往生了！我赶紧从南京回来奔丧。至今想到都觉得难过，假如不是我把老和尚带出来到大觉寺，他也不至于这样就往生；假如我在大觉寺里，我可以替他跑个腿，他也不至于发生这个车祸。生离死别是人生最凄惨的事，我为这位老人的罹难，一直牵挂在心里好多个年头。

觉道和尚那么老的年纪，已经七八十岁了，到底去戴阜镇上做什么呢？原来，他自己酿的甜酒一直不发酵，他要到镇上买一点材料，却不幸发生这样的灾难。

老和尚往生后，这些酒都发酵了。好几罐的甜酒，也不知如何处理。因为在寺中，师兄、我和其他工人都不喝酒，怎么办才好呢？后来，看到我们养的二十几条羊欢喜喝酒，给羊儿喝喝看吧！没想到，这几条羊喝了酒以后，全部都醉死了。烟酒害人，真是不浅，连畜生都上了当，因酒而死了。

回想起这位师叔公与我们相处近一年的时间里，给了我们很好的示范。师叔公从不问闲事，也不会管我们，每天总是安分地吃饭，看外面的风景，抽个烟袋，没有一点疾言厉色。跟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至今都还记得。

他说：“青年人就像一朵花，花的生命不是很长久，要早一点结成果实才能跟人结缘。”

我想，这位师叔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不懂佛法，从他的口里能讲出一二句有哲学意味的道理，觉得真是非常难得了。

除了我的得戒和尚、教授和尚及师叔公以外，还有我家中的长辈及老师也令我怀念不已。像我的外婆以及外婆的妹妹，一位我们称为“师公”的比丘尼，她们虽是女众，性格坚强、厚道，真是令人不胜回忆。

而我亲近的老师融斋和尚及智光长老，都是慈悲的老人，智光老还是教授过我几堂课的老师，我非常感念他。所以后来我和南亭、悟一法师在台北永和共同创办的学校，就定名为“智光商工学校”。

我在焦山佛学院读书的时候，每到金山，总看见一位慈祥的老和尚担任知客，那就是太沧老和尚。每一次去，他都对我嘘寒问暖，那种亲切和蔼，很令人窝心。后来太沧老也到了台湾，我还经常去向他礼座，对他致意。

此外，像悟明长老活了一百多岁，也是我的好友。我一直受他的鼓励，他每次见到我都说：“你不同凡响，你不同凡响啊！”戒德老和尚也活到一百多岁，从他在常州天宁寺作监院时，我就认识他了。后来他到台湾，在佛光山打过禅七，我还请他做主七和尚。其他像慈老等诸多的长老，在另章已有提及，在此就不一一地叙述了。

至于在家的老人，与我们亲近的也有很多，在此就略提几位代表。

大约在佛光山开山十年的一个午后，我认识了一位老太太名叫黎姑。那天，我正要从东山去佛学院上课，远远见到宝桥那边，有一位矮小、驼背，裹着小脚、眯着眼睛的老太太吃力地走着。我赶紧和她说：“老菩萨，请到朝山会馆休息，吃一杯茶。”

她自顾自地往前走，好像没有听到我的话。我心想，可能是自己的台湾话不标准，听不懂我的话吧！

眼看她急着想从朝山会馆前的石阶下山，我只好上前和她比手画脚地说：“老菩萨，这边的石阶有一百多层，对您可能不太方便。那个边上，有一条斜坡路比较好走，我带您去，好吗？”

于是，我带着她走了一段路，才放心走回学院去。

数年后，有一次我到马来西亚弘法，就要离开吉隆坡的佛教大厦时，她来电邀我见面，虽然隔天一早就要搭飞机走了，为了给人欢喜，我还是答应了。

行旅匆忙中，她一来，就捧着一个牛皮纸袋，对我说：“这些给您办教育。”匆匆道别，打开纸袋一看，竟然是八十万元的教育基金。后来，我每回到马来西亚弘法，她都会拿出两三百万给我，不知捐了多少次。听说其他佛教界人士经常向她化缘，可是她却不肯捐出一毛钱。

有人问她为什么对我这么特别，她说：“那个星云大师啊，不但热心办教育，像我这样穷酸模样的老人到佛光山，谁也不认识，他却毫不嫌弃，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法师。就是要我把一切都捐给他，我都心甘情愿。”

另外，还有一位张少齐老居士与我也有些因缘。张老居士真可说是台湾佛教文化的源头耆宿。记得早年他的琉璃精舍，经常都有诸山长老海会云集，商讨教事，排难解纷。但是到了晚年，却门前冷落车马稀。我一直感念他热心为教的种种贡献，所以在美国为他找了一栋房子，作为他安养天年之用。回忆他过去为佛教的辛劳奔波，还是很惭愧，觉得自己做得不够，总想再为他多作一点服务。最后他也活到一百多岁，我也很为他的高龄庆幸。

还有诸多的老居士，也为佛教贡献良多。例如冯永桢、张剑芬、赵茂林老居士等。赵居士一生致力于佛教事业，以居士之身，布教弘法不遗余力。先后在各监狱布教二十年，在广播电台主持佛学问答十余年，晚年，我把他接到“佛光精舍”直到终老，现在他的牌位还安奉在万寿园里。

还有一位王郑法莲老太太，在我二十多岁时，她与我素无深交，但凭一股信佛的虔诚，拿了我所撰写的《无声息的歌唱》和《玉琳国师》，沿门兜售，竟然各卖了两千本。我初期弘法和教育事业，一盒粉笔、一个幻灯机，她都给予赞助，后来我也将高龄九十多岁的王老太太接来佛光精舍居住，颐养天年，也算聊表寸心。

还有孙张清扬女士长年热心公益，对于弘法事业更是不遗余力，台湾佛教今日能蓬勃发展，孙夫人的劳苦功高，有目共睹；年老之后，我也经常去探望她，甚至帮她安排后事。其他的长辈如：潘孝锐、方伦、唐一玄、戴琦、张姚宏影等，真的都是老友中的老友了。

培养孩子懂得乐群、和众，只要有正当的教育，儿童都会有很好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