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住，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据说从茹毛饮血慢慢住到石洞，再慢慢演变到以草、以瓦、以大楼为屋。回忆我这一生住的情况，也好像人类五千年来居住文化的缩影。

我最早成长的家庭是住在一个小草屋，里面有两张床铺。有时候家里的人多了，母亲就下令：“有哪个小孩可以睡在地下？”经常都是我自愿。因为打地铺睡觉，是我最喜欢的事。地下又平又宽，可以滚来滚去，觉得也很惬意，所以我并不感到睡在地下有什么不好。

没想到四十多年后，我建了佛光山，每次办活动人多，甚至一来就是成千上万的人，也是有打地铺的情况。因为要想有一人一床，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啊！想起当初佛陀也只是“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树下并没有比我们屋里的平坦地面好受，一样过着修道的日子。除了佛陀，那许多的罗汉僧不也是这样的生活吗？

我出了家后，一般都是在禅堂里，随大众睡广单。广单，就是一条长长的卧榻，可以容纳五六十人睡觉，就像咸鱼一样一排一排的。有时候半夜起来上个洗手间，再回来就没有位置了，只有慢慢地再挤进去，把两边的人挤到旁边一点，才能再入睡。大家也习以为常，不和我计较。

后来在栖霞律学院读书，做学生倒是有很好的待遇。因为当时南京的学校都已经迁到大后方重庆去了，留下许多学生睡过的铁制双层床铺，非常坚固，没有人要，我们就把它搬回学院，以此作为床铺。不过也很可怜，虽然有床睡了，却没有因此睡得安稳一些。有时候重庆盟军的飞机来轰炸南京，只看到窗外一阵红光，接着天崩地裂，我就被震得从上铺抛到空中，再掉到地板上。还好是地板，人没有受伤，疼痛一下就过去；如果是掉到砖块、水泥地板上，就肯定会受伤了。

我在大陆和台湾，都分别住过拘留所、住过仓库，也住过牢狱，在海峡两岸都曾经失去自由。可是我从寺院丛林出来，没有做过一件坏事，一句坏话也不敢讲，怎么会被关起来呢？我想，只能把这些牢狱之灾，当作是为自己消灾解难了。

在大陆被关闭的时候，每天都是一百多人挤在一个大房子里，今天拖出去两个枪毙，明天拖出去三个，我就想到古德讲的：“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伤他人，看看轮到我。”我曾被五花大绑，准备送到刑场去枪毙，当时体会到，人生到了这个阶段，也没什么可怕的，只是心底感觉天地昏暗，自己还有一些遗憾：我才二十一岁就在这里死了，像水泡一样“啵”一下子就没有了，师父不知道，父母家人也不知道，实在可惜。后来也许是命不该绝，有机会被释放出来。总之，大难不死，也是非常庆幸。

后来我到台湾，没多久，就被关了二十三天。最先是被关到中坜的拘留所，后来又把我送到桃园的某一个大仓库。当时所有外省来的出家人都被逮捕，因为谣传共军派了五百个僧人，到台湾从事间谍工作。我和慈航法师、律航法师等十多位法师，就这样被抓起来，其实，我们都不懂什么叫“谍报”。不过，那时候国民党愿意为共产党服务，听信谣言，让我们受一点牢狱之灾，也就算了。

我初到台湾的时候，没有地方落脚，感谢一些神庙都不需要挂单手续，就让我们可以在神龛下暂住一宿，所以我也睡过神庙、茅棚、草棚。后来我到中坜圆光寺挂单，妙果老和尚需要有人替他去看守苗栗法云寺旁八十公顷的山林，我感谢他的收留，也就发心自动去看守了。当时，我一个人住在草寮里，穿着木屐在山前山后、山上山下奔行，如履平地。三个月当中，我一共穿坏了两双木屐，还写了一本《无声息的歌唱》。

一九五三年的年初，我到了宜兰雷音寺。当时在佛殿旁有一个三四坪大的房间，里面放了一张竹床、一架裁缝机，大概这是他们平时做工用的地方，现在让出来给我睡觉。可怜的那一张竹床，我只要朝上一坐，它就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九里外都可以听得到。所以夜里我也不敢经常翻身，就怕它发出的声音太大，会吵到旁边的住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睡了一年多的竹床。就在这时候，严炳炎老居士，我们称为“老沙弥”的他，竟然要来挂单，并且和我同单而眠。严居士是现任公益平台基金会董事长严长寿的父亲，在刚到台湾那段时间，他同我们好几个出家人都很熟悉。我迫于现实环境，就提醒他说：“我们睡觉不宜翻身，免得这床铺发出的声音太大声吵到别人。”睡觉不翻身，是我们出家以来就有的训练，所以附近常常来佛殿拜佛的人，有时候也取笑我说：“唉，法师，你们睡觉很少翻身吧。”好像嫌我们住得太过宁静了。

后来，我又睡过台湾的榻榻米。那时台湾有一些小庙，偶尔客人来了要住宿，也不能完全拒绝，否则会被人责怪：“怎么连一个地方给人睡觉都不肯？”因此多少都设有榻榻米的客房。不过在当时的社会，即使要睡一张榻榻米也不容易，有时只有在走廊，用个布袋、或摆张帆布床让人睡觉用。我也曾随喜随缘地睡过这许多地方。

唯一一次穿慈航法师所送南传袈裟，树下禅修，学习佛陀（一九五九年）

至于睡在阳台上，这是常有的事了。例如，煮云法师到佛光山来看我，我就会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自己睡到阳台去。还好台湾地处亚热带，晚上睡在阳台上，就像朱洪武说的：“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足，恐怕踏破海底天。”感觉也是颇好的。其实，阳台和床铺，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差别，偶尔睡一下阳台，偶尔睡一下大地，睡在路边，那都是一种人生的体验。

就好比我在宜兰睡觉的房间，就紧邻宜兰市中山一路。每每大卡车在半夜行走，速度都非常快，一走过去，房子都随着震动，听久了，也就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我到了高雄也是一样，寿山寺就位在鼓山一路的路边，高雄港口的火车都是半夜调度进退、转换铁轨，撞击的声音，经常把寿山寺震动得摇晃不已。但是日子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可见，人是可以随顺习惯而生活的。

比较起来，最难堪的一段时期就是在台北善导寺。当时我们去挂单，寺里不得地方住，他们就把骨灰翁下面的橱柜，让一个出来给我睡觉。我记得一九五一年花莲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半夜三更，我正在睡觉，天摇地动，骨灰瓮好像随时都要倒下来了。我还很镇定地跟它们商量：“拜托，请不要倒下来，你们不能打破我的头呀！”想想，自己在那样的时刻还能自我嘲解，幽默一下，人生也蛮有趣味的。

历经这些克难的住处后，到了我六十岁开始，我受到的待遇就不一样了。走到哪里，人家请我讲经说法，都用最好的房间接待我，或以最好的饭店招待我。有一次我到多伦多访问，有一位过去从事土地经纪人、刚出家的弟子满宜法师，因为师父驾到，他特地花了一千元美金为我订下一间总统套房。没想到，那一天因为徒弟开车走错路，一直到半夜一点多钟才抵达饭店，早上六点又要去赶飞机。看到床铺叠得那么整齐，我也不敢去动，就在椅子上稍微打盹一下，天亮就走了。

一九九〇年，韩国顶宇法师在汉城（现在称首尔）的九龙寺落成，请我去替他主持开光典礼，他也是用总统套房招待我。我见到那么庄严堂皇的地方，实在不忍心把它弄乱，所以还是在沙发上睡一觉，天亮就离开了。

其实，我非常呼应《增广贤文》里的一句话：“大厦千间，夜眠不过八尺；良田万顷，日食不过几斛。”人生为什么非要在物质上那么辛苦的汲汲营营呢？淡然的生活，不是也有很大的乐趣吗？

尽管我六十岁以后到世界各地旅行，不知住过多少次一流的饭店、一流的总统套房，受到一流的接待；不过，再好的房间都不能影响我。因为大部分的行程都是团体旅行，虽然安排给我一间总统套房，可是随行的一二十人，都在我这里集合，捆行李、送礼物、分配东西、打电话、上厕所、吃便当，我的套房就成为大家的餐厅、会客室、工作间、联络站、询问处，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开玩笑说：“你们都来住总统套房，留一个小的房间给我住就好了。”

在我一生中，最有趣、最值得纪念的睡觉处，恐怕是二〇〇三年，巴西如来寺开光落成暨国际佛光会理监事会议时，他们招待我们一行人到亚马逊河游览，睡在阿瑞雅亚马逊塔旅馆（Aria　Amazon　Tower　Hotel）了。我称它是“空中楼阁”。

这旅馆最特别的是，一间一间的树屋，就建在亚马逊河森林中的大树之间。树屋与树屋之间的通道，是用竹竿绳索搭起的便桥，行走时，桥也跟着摇摆。到了夜间，因为屋里点着灯光，附近的昆虫都跟着飞进来，住得我也胆战心惊的，第二天赶快跟他们说：“亚马逊河不好玩，太危险了！”

亚马逊河畔的旅馆

另外，我也住过马来西亚特殊的海上别墅。这是华人颜祖耀居士与当地政府合作，取自当地马来西亚草为建筑材料，在距离岸边二十五海里的马来西亚雪邦海域上建起来的别墅，据说可以容纳千余人。二〇一二年十一月我到大马参加十万人的弘法大会，大马佛光协会及大马东禅寺的职事好意的安排我们住到那里，说是可以欣赏大海景致，可惜我忙着口述文章，什么也看不到，咸咸的海风倒是吹了不少，这也算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奇人妙事吧！

此外，早年我也曾和指南宫的周老道董事长住过新竹县竹东的山洞，一起修行了几天。而我从佛光山住持退位后，也曾在美国闭关半年，后来实在是事情太忙，我不能自己在关房里安闲自在，所以半年后，也就出来帮忙西来寺的建设了。这些，都算是我在住的方面特殊的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