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才从马克思遗稿中发表的这份手稿是理解卡尔·马克思全部著作的重要钥匙。苏联及其仆从国中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大多数共产主义政党都认为这份手稿是“不成熟的早期著作”而不予重视，因为它还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但另一方面，这恰恰是特别吸引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处。1932年，齐格弗里特·兰茨胡特（Siegfried Landshut）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3卷）的编者同时出版了这个文本。兰茨胡特认为这个文本富有不同寻常的启发性，这是有根据的。就如何评价这份手稿始终存在意见分歧。对于那些由黑格尔出发来解释马克思及其批判的辩证法的思想家来说，这个文本是不可缺少的，例如，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些人指责马克思是自为的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家”，认为这个文本是不成熟的早期著作而干脆加以拒绝。这些人首先是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较低程度上还有大多数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在这部简短的专题著作中也完全有理由去详细研究马克思的这个文本，和他的另外一份遗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从政治观点出发，富裕和贫穷之间巨大差距的产生显然无法解释，“贫穷”的困境也无法克服。1844～1845年，马克思发现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的古典经济学原理，其中劳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这些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劳动、利润和地租是“已知的”概念。他们同时发现这样一个事实：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1]

即使由于不断增加的劳动分工和机器的使用，社会整体不断变得富裕，工人——与资本的所有者相对——依旧越来越贫穷。因为，即使随着商品供应不断增加，需求也跟着增长，工人的这种——相对的——贫穷甚至在消费可能客观增长的情况下也是加剧的。劳动不仅生产出财富，而且也是人由此与动物相区别的类特征。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认为，“奴仆”对自然的加工处理对他的“人格化”起到了根本作用。在黑格尔的哲学人类学中，生产者通过劳动产生的自我意识，及其要求得到封建主承认的自我意识起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的阐述对此不予考虑。他只是指出：“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不过，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没有看到非自主劳动的消极的一面，它的“异化”。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2]由此，马克思误以为黑格尔将对现存自然材料进行加工处理的对象化活动明确地描述为人格化的。但实际上，黑格尔认为对于劳动中的人（自我解放的奴仆）来说对自然加工处理的十分重要的结果是对其自身对自然的优势，因此也就是其“智慧”的认识。当他战胜了给定的自然时，他能够摆脱自身被奴役的本性，并且要求其主人（通过“生死斗争”证明自身对自然具有优势）承认，他们具有同等的价值。

马克思虽然也认为劳动是人格化的文化创造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劳动在许多方面都是异化了的。异化劳动阻碍了（劳动中的）人通过他的“类活动”的自我实现。马克思从四个不同方面依次描述了“异化”。

（1）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

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3]

当我们把机器或者资本所有者所有的、工人今后所依赖的工具设想为生产劳动的“对象”时，马克思在这里的看法会更容易理解。工人自己决定不了是否能够获得他（或者其他工人，马克思认为这一区别是无关紧要的）所生产出的劳动资料，相反，工人依赖于“雇佣”他们的、拥有机器的雇主。

工人作为无产者处于双重依附关系。一方面他的工作是别人给予的；另一方面他的生存资料是取自他人的。

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4]

随着机器的日益复杂化和劳动分工的日益发展，单个工人的工作变得愈来愈简单——这时，甚至没有知识的人，孩子和妇女都能够承担他的工作——他的工资变得愈来愈低。卡尔·马克思在这里完全依据亚当·斯密的看法，后者十分客观地说明了日益加剧的劳动分工的愚蠢结果：

劳动分工愈是不断进步，结果就愈趋于，依劳动为生者的大部分的职业，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就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往往单纯到只有一两种操作……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而且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影响，又是相同的或极其相同的，那么，他就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创造力……这样一来，他自然要失掉这种活动能力，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好像这只可能成为一种人的存在。[5]

作为一种补救措施，亚当·斯密要求政府至少应该为多数穷人开设基础课程。马克思基于同样的事实，但将之解释为需要在另外一种社会秩序中去克服的劳动者的非人化。

（2）如果工人的劳动对象（产品）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那么，生产者的、真正的“人”的活动本身最终也外在于他。对于他来说，人的活动是“外在的”，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他“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其结果是，

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6]

鉴于工人在工厂里的集中以及住所与工作场所的不断分离，马克思在这里描绘的图画有很强的说服力。但马克思也把这用作比喻。不同于人作为改造自然的创造性的真正存在物，异化了的工人感到“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马克思补充纠正说，吃、喝和生殖（“爱的活动”更准确）“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7]，那它们就只是动物的机能。

（3）随着本质的人的活动的异化，工人也从类中异化出去，因为特殊的类活动——劳动——对他而言只不过表现为满足纯粹自然生存需求的“手段”。因此，下面这种关系被颠倒：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8]

因此，人的生产活动不同于动物的生产活动，人能够有意识地、“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此外，“也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

（4）但人的“类本质”（人的人性）的异化还与人同人相异化联系在一起。

人同自身以及同自然界的任何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使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自己的非现实化……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正像他使他自己的活动同自身相异化一样，他也使与他相异的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9]

“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10]。

外化劳动虽然是从“私有财产运动”中得出的，但私有财产不仅是外化劳动的原因，更确切地说，它还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11]。

迄今产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无法解决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加剧的贫困问题。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蒲鲁东因此得出结论，人们应该干脆“取消私有财产”。他的口号是：财产就是盗窃。但这决不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的消除，“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的，因为用劳动产品、劳动对象来偿付劳动本身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异化的必然后果，因为在工资中，劳动并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表现为工资的奴仆……”“强制提高工资”，“也只有靠强制才能维持”，它“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工资，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甚至是工资的完全平等也不能取消异化。“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12]。与蒲鲁东不同，傅立叶试图“把农业劳动看成是最好的劳动”。后来马克思正确地评价了这位思想家。因为，他认识到，傅立叶想通过一种与不同个体的生产需求相一致的劳动分工和不同活动的经常性变动来克服劳动的令人讨厌的特点，由此从这种令人讨厌的劳动中产生“吸引人的劳动”。马克思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中就以这种思想为出发点。最后，圣西门和他的学生主张在“工业家独占统治和改善工人状况”的条件下的工业劳动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断然否定了作为“被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粗陋的共产主义”实际上只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它是“以双重的形态表现出来的：首先，实物财产的统治……如此强大，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的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共产主义）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抛弃……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共同体同物的世界的关系”。共产主义的全部原始性表现在它要求“公妻制”：“公妻制这种思想是这个还相当粗陋的和毫无思想的共产主义的昭然若揭的秘密。”[13]这种——假设出来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无非是国家资本主义，即“劳动的共同体”和“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体”[14]。除了极权主义的苏维埃联盟中的极端不平等的工资，“粗陋的共产主义”的这种“理想”与斯大林及其后继者所创造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几乎完全一致。马克思再次强调，“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私有财产力图把自己设定为积极的共同体”。即使是共产主义的“民主的或专制的”形式本身也还是“废除国家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无论如何，共产主义是开始出现的“人向自身的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第三种形态中才实现了“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只有第三种形态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自觉的、完全的“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因此，单个的人不再从其“类生活”，从通过劳动培育出来的人性中分离出来，他将自身看作“社会存在物”，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而不是竞争社会中自私自利的单子。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5]

未来社会没有异化的人能够全面“占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人类文化的全部财产。这种“占有（Aneigung）”不能同掠取（Inbesitznahme）混淆，后者导致对自然和文化产品的片面看法：

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16]

由于私有制对我们思想和情感的统治地位，“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17]。通过对私有财产的扬弃，“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都从这种异化中解放出来。人的受过教育的眼睛和人的受过教育的耳朵以人的方式“占有”了自然美和艺术美、绘画美和音乐美。一切“对象”被理解为人的个性的“对象化”。因此，人“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8]，有别于陷入贫困的、异化的人的“目光短浅的感觉”。

“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只对于自由社会中的人才存在，因为只有他才具有“相适应的人的感觉”。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主题在简洁的句子中已经表现出来：私有财产生产出“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当然还有贫困——同时还有“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感觉的人……”[19]人能够全面“占有”这些丰富的文化成就。不过，马克思在这里从历史发展的未来理想的实现方面所作的描述，在他的革命的历史理论中被戏剧性地联系到工业无产阶级由于对其阶级贫困的认识而产生的革命行动上来：资本主义生产出物质财富（更准确地说：资本主义迫使人去生产丰富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它还生产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阶级状况被迫积极地去扬弃私有财产的异化限制。

在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一切批判中，马克思没有忘记指出由于自然科学在生产技术中的应用而带来的对自然的统治这样一种动力的进步特征。“自然界生成为人的发展”是“通过劳动”，通过自然科学和技术而产生的“自然的人化”，劳动使自然科学和技术为人服务。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历史属于近代人的发展，属于“人的科学”，与人的科学同一。

不同于禁欲主义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富有的人和人的丰富的需要”属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没有异化的人：

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20]

社会的人与作为人的他人发生联系。他的需求使他积极地转向他人。相反，在私有财产统治下，一切人的关系以金钱为中介并被扭曲。在另一章里，马克思引用歌德的《浮士德》和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人的各种关系由于金钱被颠倒。靡菲斯特斐勒司说：“假如我能付钱买下六匹骏马，我不就拥有了它们的力量吗？”[21]马克思还列举了其他例子：

我是丑的，但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因此，它的占有者也受到尊敬。……货币使我不用费力就能进行欺诈，因为我事先就被认定是诚实的……[22]

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对此，马克思在这里是这样说的：

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对人……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23]

在这种不幸中，马克思无疑撇下了人，而这种不幸在他的理想社会中可能也没有消失。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6页。

[2] 同上书，20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8页。

[5]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5篇第1章第3节。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9页。

[7] 同上书，160页。

[8] 同上书，16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5～166页。

[10] 同上书，166页。

[11] 同上书，166页。

[12] 同上书，16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3页。

[14] 同上书，18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5～186页。

[16] 同上书，189页。

[17] 同上书，190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91页。

[19] 同上书，192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94页。

[21] 同上书，243页。

[22] 同上书，244～245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47～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