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现代化，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思考与奋斗、光荣与梦想。“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始终是从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看待社会主义，并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同时又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更合理地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以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精神文明协调运行为机制，以社会主义为方式实现现代化，以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创立了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

一、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不仅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探讨了在当代中国如何发展生产力，这就是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和改革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正确而深刻，它从生产力发展的构成要素和社会存在形式的统一中指明了在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体现了发展生产力的新视野。生产力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改造自然的实际能力。劳动是生产力形成的现实基础。从劳动的角度看，生产力标志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关系，是作为主体的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能力。

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不仅付出自身的体力和智力，而且还要借助自然力；不仅改变外部自然，而且也改变“自身的自然”。这是以一个以人的本质力量物质化、对象化而实现的“自然的人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自然力被同化于人的体力、自然规律被理解、转化为人的智力的过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形成一种双向运动，形成了生产力的本质。

这就是说，生产力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终极原因。在历史观中，没有比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更为根本的相互作用了。全部历史现象不仅来源于这一相互作用，而且只有通过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和合理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观不能追溯到比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即生产力更远的地方了。换言之，生产力是一个自我运动的动态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具有内在动力的自变量而非因变量。

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人必须借助生产资料，尤其是生产工具才能改造自然。如果说动物发展史是动物器官变化的历史，那么，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工具不断改进的历史。生产工具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而生产力则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总和力量。

从现实性上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矛盾，即生产过程中的人与物的矛盾构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或直接原因。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即生产力中的智能性因素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又不断地“物化”为新的生产工具。正如邓小平所说，“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1]。生产力中的人与物的矛盾、实体性因素与智能性因素的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直接推动着生产力不断发展。

生产力发展具有整体性，即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其某一构成要素的重大变革，必然会迅速波及、影响到其他要素，以至于改变生产力系统的整个面貌。生产力发展的整体性，并不意味着每个要素的发展都是绝对平衡的。相反，其各个要素的发展必然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在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主要依靠某一要素，这一相对突出的要素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或突破口，即“第一”生产力。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第一”生产力。

在渔猎采集和农牧手工业的农业文明时期，人们主要是以体力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或者依靠畜力以及手工制作的工具进行生产实践活动。这一时期，自然力是“第一”生产力。

17至19世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作为农业文明时期的“第一”生产力——自然力让位于机器动力，生产力革命主要表现为“工艺革命”，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靠“文明所创造的生产工具”。“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2]工作机、动力机以及电力因此先后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三个生长点，即“第一”生产力。

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生产——技术——科学转换为科学——技术——生产。在当代，所有新兴产业的发展，都是在生产实践中运用科学的结果。科研领域今天的新发现，预示着国民经济部门明天的新发展。“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3]当代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4]，“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5]。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当代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突破口。邓小平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6]

要真正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内涵，需要把握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性质和特征。

一般说来，科学革命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理论体系的变革，技术革命则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中介系统的变革；科学所反映的是客观对象和过程的本性，是客观事物“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技术所要解决的是人们在实践中应当“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在历史上，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曾按两个系列各自发展着。

到了19世纪，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如化学研究和发明成为合成染料生产部门的基础，热力学和电磁感应理论成为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的基础。

到了20世纪，科学、技术、生产的相互关系发生革命性变革，科学成为科学——技术——生产这一系统中的主导环节，成为技术和生产中重大变革的根源。“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而一系列新兴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7]。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日益加强，趋于一体化。这一特征形成了“科学技术革命”这一新范畴。当代科技革命是科学和技术一体化的产物。

科技革命使科学成为技术进步、生产发展的主导因素，科学、技术、生产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增强，科学向直接生产力的转化不断加快，周期不断缩短。“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8]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生产越来越趋于一体化，创立了以科学为基础的人类活动体系。

科技革命直接改变了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诸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越来越成为科学的“物化”。这种“物化”主要表现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工艺过程成为科学“物化”的结果；掌握科学知识成为劳动者的必要条件，开发研究与直接生产密切相关，生产本身越来越科学化；科学发展不断改变生产部门的结构，并形成了一系列新兴的生产部门，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工业”“知识集约型工业”或“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更重要的是，科技革命的核心是微电子技术革命或者说计算机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主要不是减轻或替代人的体力，而是替代或延伸人脑的部分职能，因而是一场智能革命。

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和生产一体化，生产力质的变化，以及智能革命是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本质特征和根本所在。

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认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9]。邓小平深悟这一点，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10]但是，邓小平没有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上，而是追踪科技革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生产力也包括科学”的观点。

197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11]。“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2]1988年，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3]1992年，邓小平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邓小平哲学思想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具有三层含义：

第一，“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14]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科学技术之所以是“第一”生产力，是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的一体化，使科学成为当代生产的带头因素和动力基础，成为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当代技术、生产都是科学的“物化”，没有当代科学的发展，就没有当代技术、生产。“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15]“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

第二，科学向技术、生产转化的周期日益缩短。科学技术之所以是“第一”生产力，还取决于科学向技术、生产转化的周期。在18世纪，科学的发明到投产往往要用近百年的时间，如蒸汽机1680年发明，1780年才正式试用。在19世纪，从发明到投产的节奏不断加快，如电话56年（1820—1876年），电子管31年（1884—1915年），汽车27年（1868—1895年）。进入20世纪，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如从发明到投产，雷达用了15年（1925—1940年），电视机用了12年（1922—1934年），晶体管用了5年（1948—1953年），而原子能利用从发现原子核裂变到建立第一台原子反应堆只有3年（1939—1942年），激光从实验室发明到工业应用仅用了1年，计算机仅隔6个月就有新一代产品问世。“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几年的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16]从科学发现到工业应用的周期不断缩短，节奏不断加快，使得科学成为直接生产力。

第三，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使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科学技术之所以是“第一”生产力，还由于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20世纪初期，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约为20%左右，到了80年代，在发达国家中，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比例已占60%至80%。这就是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约四分之三是靠科学技术实现的。不仅如此，在当代，新能源代替旧能源、新材料代替旧材料，也主要靠科学技术。例如，50磅至100磅玻璃纤维电缆所传递的信息量等同于一吨铜线电缆所传递的信息量，而生产100磅玻璃纤维电缆所消耗的能源只相当于生产一吨铜线电缆所消耗的5%。

在当代，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产业结构、节约能源等等，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17]这表明，在当代，科学技术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生产力。

可见，第一生产力中的“第一”是一个比较概念，只是由于科学技术在当代的特殊地位、作用和功能，才用“第一”来表示。“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的世纪。”[18]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必须发展高科技。“任何时候中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一席之地。”[19]“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当代实践结构的观念反映，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实践观念。

二、经济、政治和精神的协调运行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是决定性因素，没有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的起源不能用经济运动来说明；同时，没有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不为一定的意识形态、政治因素所引导、所伴同、所追随。经济状况决定思想状况、政治状况，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状况。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20]，“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质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21]

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任何时候都不是仅仅在一种经济的平面上进行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上升到政治和思想领域，要求人们进行政治改造、思想重建；只有当这些改造、重建完成之后，社会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唯物主义历史观要求在解决社会问题时首先依据经济事实，同时，又要求研究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构成唯物史观本质的，不仅仅是经济的首要性，而且包括社会生活的总体性。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提出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从而使经济、政治和精神协调运行，以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2]

邓小平关于经济、政治和精神协调发展的第一方面内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同时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实现“经济民主”。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经济建设是一个涉及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生存资格、决定着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当今世界的生存竞争，首先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谁忘记这一点，谁就要为这种“健忘”付出昂贵的代价。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指出，除了发生大规模战争外，“在处理各种繁忙的事务的时候，务必一天也不要放松经济工作”[23]。“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24]，“发展才是硬道理”[25]。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命题实际上是以格言的方式表述了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核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考察社会主义制度在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中如何巩固自己的基础时，在研究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时，在探讨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自我完善时，发展都是“硬道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取代并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力量所在，“发展是硬道理”应该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座右铭。

如前所述，在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离不开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邓小平看来，对这样一种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际上就是实现“经济民主”。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了“经济民主”[26]的问题。为了实现“经济民主”，邓小平进行了种种构想：从“简政放权”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最终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

商品生产是社会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市场经济是当代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方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问题首先就是分工不发达以及“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二者又是与商品经济的不发达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发展商品经济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达的商品经济、成熟的市场经济是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必经之路。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它又同时造成了行政依附、人身依附，造成了机会不均、地位不均等甚至某种特权，从而束缚、抑制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主体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会打破这种种障碍。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中的活动主体具有独立性，主体间不存在依附关系，每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当事人之间地位平等、机会均等；市场经济具有开放性，市场活动是面向社会又依赖社会的，它要求破除人为的分割和封锁，走向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意味着当代中国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而且意味着“经济民主”的实现，意味着中国人民获得了一次新的解放。

邓小平关于经济、政治和精神协调发展的第二方面内容，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经济运动不可能脱离政治因素而纯粹地发生作用，它必然同政治因素发生相互作用。“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27]

这就是说，经济是基础，但经济变革能否实现又直接受制于政治制度。只有经济体制而无政治体制的变革，或者只有政治体制而无经济体制的变革，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变革。事实上，这样的社会变革是不存在的。所以，邓小平指出：“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28]“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事情要人来做”[29]。这里，邓小平是从经济与政治、体制与人相统一的角度来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政治生活民主化”，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0]。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正确指出：“毛在晚年很少考虑任何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而邓小平则把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作为他的目标”[31]。

政治的目的不是政治本身，而是指向社会。“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32]研读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可以看出，政治体制改革有两方面的指向：

首先是指向经济体制。政治与经济之间不仅有因果关系，而且还有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33]“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34]。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向是经济体制，是引导、巩固经济体制改革，其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更有效地发挥政治的社会功能。

其次是指向人身依附关系。人是历史的主体。社会中的一切都是人创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现实的社会结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仍有“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35]。政治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为了打破人为障碍，激发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主体性。“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36]

这里，逻辑非常清晰：高度集权的体制产生家长制，家长制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因此，从根本上破除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37]，就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指向。人的解放程度决定着历史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事情要人来做”[38]。

邓小平关于经济、政治和精神协调发展的第三方面内容，是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和观念文化的统一体。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观念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反过来又给予经济和政治以很大影响。社会主义不仅有自己的经济特征、政治特征，而且有概括为精神文明的文化特征。因此，邓小平认为，在建设物质文明、民主政治的同时，还要建设精神文明，并明确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39]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精神文明建设要以物质文明和物质利益为基础。生产力的发展不但为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为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奠定了物质基础。“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40]

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忽视物质利益。“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1]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明确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42]这就是说，不能把少数先进分子的思想境界及其行为方式作为对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普遍要求。

一般说来，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连接方式有两种：一是以国家利益为起点，通过有利于国家，最后有利于个人；二是以个人利益为起点，通过追求个人利益达到有利于国家利益。前者是少数先进分子的行为方式，体现了他们的思想境界；后者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意识。我们不能要求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达到少数先进分子的思想境界，相反，我们只能建立一种使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机制，使得个人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就要有利于国家，同时用少数先进分子的思想境界引导大多数社会成员。这样，才能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在现实的基础上。

精神力量的确能鼓舞人们的斗志，但如果长期脱离物质利益，人们就会怀疑甚至抛弃这种精神，因为人们不可能长期与自己的利益相脱离。物质利益，这才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的真正原因。[43]因此，只讲精神，一段时期可以，长期不行，不能用精神力量代替物质利益。我们必须明白，“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4]

“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45]，“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46]。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一再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在邓小平看来，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三重历史任务，其目的在于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开辟了道路，但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并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的现象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同时“封建社会的影响至今还在”，“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还顽强地纠缠着我们”[47]。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立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直接目的和根本任务，就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同时，邓小平非常重视个人的努力与追求，认为“集体的努力也是各个人努力的综合表现”，而个人之间又有差别，因此，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48]。在邓小平看来，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逐步“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前进，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三、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在当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回答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重大嬗变。从内涵上看，现代化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从时间上看，现代化运动开始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到19世纪席卷西欧和北美，并在20世纪中叶从一个区域性的概念转化为世界性的概念，成为一个全人类的发展问题。

“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49]，这个发展，就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始终是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世界性竞争的角度来看待现代化问题的。“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50]邓小平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并认为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实现现代化的两种方式。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现代化有五种类型：一是英国、法国等国家的现代化，这是老牌资产阶级干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现代化运动的始作俑者；二是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现代化，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三是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现代化，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然而，这次试验没有成功；四是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现代化，这一类现代化是抓住了某个历史机遇，迅速发展起来的；五是原来作为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力图实现的现代化，这一类国家现代化举步维艰，困难重重。

在中国，我们只能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才能实现现代化，同时，只有实现现代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指出：“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51]邓小平一方面把现代化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又反对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西方化只是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唯一方式，中国的现代化绝不能“全盘西化”。

从历史上看，西方资产阶级是现代化的先行者，现代化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然后涉及西欧、北欧、北美，后又向东移进，日本成为东方国家实行西方式的现代化的典型；从现实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即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西方”这一概念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已成为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的代名词。因此，实现现代化不可避免要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也不可避免的是发展中国家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

正是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人们容易产生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错觉。现代化的确与西方化有一定的历史重合性，但二者的确又有区别，在邓小平看来，西方化只是“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只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一条道路、一种方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实现现代化的一条道路、一种方式。中国要实现的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走的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的现代化”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二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三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符合现代化一般规律的现代化。换言之，“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一般规律的现代化。其中，中国特色是个别性，社会主义是特殊性，现代化一般规律是普遍性。

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定性。这种特殊规定性不仅仅是指道路、目标方面，而且包括具体运转和具体操作方面，它渗透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之中。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本身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52]。如果现代化瓦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失败了，这是其一。

其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引导并帮助其他人、其他地区接着富起来，使发展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从而使现代化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合理利用社会财富发展自己的现代化。

其三，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高度自觉的现代化。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现代化是自发实现的，既没有事先设定目标，也没有事先统一规划出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吸取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事先大致规定自身的目标和道路，所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优于并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同时又必须具有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实际，形成中国模式。邓小平在不同场合讲到中国的国情，如人口多，土地少，漫长的小生产历史，法制观念薄弱，商品经济不发达，农民占大多数，经济结构不平衡等等，“所以，我在跟外国人谈话的时候就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53]。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考虑中国国情，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否则，就会脱离中国大多数人。同时，中国特色要从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定型中显现出来。例如，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理论，现代化必须实现都市化，城市人口要占总人口的50%以上。但是，这样的都市化对中国并不合适，因为中国有9亿农民，如果一半以上农民进入都市，那么，都市便会爆炸式地膨胀，不但不利于现代化，反而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延缓现代化进程。中国现代化必须具有中国模式。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中国式的现代化”又要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要求和国际通则，体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邓小平一方面立足于中国实际，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率先运用国际通则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参照系，使中国现代化融入到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可比性、可参照性、可通读性。例如，在很长时间内，我们把“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概念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弃之不用，而用“工农业总产值”这一由苏联创造的概念。其实，“工农业总产值”概念无法反映经济运动的全貌，又有着重复计算的缺陷。邓小平打破了这一传统，率先用“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表述战略发展目标。在计算所有这些量的单位时，邓小平又用“美元”这一国际通行货币作为计量标准，从而规定“三步走”的战略发展目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美元、800美元、3000—4000美元。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在思考和设计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发展时，邓小平自觉地以“开放的世界”为背景，用现代化的一般要求和国际通用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现代化，从而使“中国式的现代化”体现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邓小平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设计师，就在于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融为一体了，使“中国式的现代化”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种新的方式，一种充满活力的模式。

四、现代化进程中的辩证法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辩证法也就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邓小平在设计当代中国发展的路线、进程的同时，创立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辩证法，这就是发展与稳定、发展与调整、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

在发展问题上，邓小平首先区别了两种发展观和两种稳定观，赋予发展范畴以新的意义。在邓小平看来，发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干”“平平稳稳地发展”，这是一种低速度的发展；另一种是跳跃式的发展，“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的发展”，这是一种加速度式的发展。

在当代，发展日新月异，节奏明显加快，只有加速度的发展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发展。“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54]在当代，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范畴，一种竞争性的范畴，一种在比较中存在的范畴。

稳定也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僵死的、绝对的稳定；一种是发展中的相对稳定。如果把相对的稳定绝对化，那么，这种稳定只会导致活力丧失，成为一种僵死的稳定，并最终导致不稳定。稳定应当是发展中的稳定。稳定是为了巩固发展，并为发展创造新的可能性。只有这种发展中的稳定，并且是为了发展的稳定，才是一种积极的稳定。

在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上，“发展才是硬道理”。换言之，只有发展，才有真正的稳定。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体现。人类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有机体，生产力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根本，只有“根本”发展了，才有社会有机体的多样化发展，才有真正的稳定。邓小平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55]有了发展，才有处理各种矛盾的能力，才有主动地位，才有真正的稳定。“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56]

发展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邓小平指出：“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57]这就把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上升到辩证法的高度。所谓稳定是相对的，是指其暂时性和有条件性。稳定总是一定时期中的稳定，是由各种具体条件形成的“合力”所造成的状态。发展是绝对的，则是指发展不仅是一种趋势，而且贯穿于稳定过程中，只有发展才能打破原有条件的束缚，创造出新的适合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一个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但发展不是停留在任何一个稳定态上，而是不断打破一个一个稳定态，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发展与稳定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一方面，没有发展就没有稳定，稳定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有了发展。事物的发展总是发展一段、巩固一段，总是不断由发展阶段向稳定阶段转化。另一方面，没有稳定也就没有发展。稳定使发展的关系进一步理顺，理顺了关系也就巩固了发展成果；稳定还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使发展能够较为顺利地进到新的阶段。这是稳定状态不断向发展状态转化的过程。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表现为一个发展——稳定——新的发展的形式，没有发展与稳定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也就既没有发展，也没有稳定，只会产生倒退和混乱。

要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就要处理好发展与调整的关系。

发展与调整的统一构成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台阶”。所谓台阶，是指发展有一个突发性的跳跃，是质与量的统一。在量上，表征着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在质上，表征着生产力、经济结构得以优化。这样的质和量的统一便表现为一定的度，即一个“台阶”。如果这个质与量的统一被打破，就会走上新的台阶。例如，邓小平认为，从1984年到1988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58]。“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59]。

当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节奏加快，隔几年就上一个台阶。以日本为例，1955年国民收入仅218亿美元，到1960年为386亿美元，上了一个台阶；1965年国民收入达776亿美元，1970年上升到1701亿美元，又上了一个台阶；到了1975年国民收入已达到4286亿美元，再次跃上一个新台阶。在20年时间里，日本经济发展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国民收入增长18.6倍。

发展需要调整。发展常常是抓住一个时机，然后迅速调动各方面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迅速”，各种关系、比例会出现一定的失调。因此，发展一段，然后进行调整，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规律。例如，1984—1988年，中国发展上了一个台阶，然后，1989—1991年进行调整，理顺各种关系。这种调整是发展带来的调整，是依赖于发展的调整。调整是为了发展。调整在形式上是局部的后退，但这种“退”是为了“进”。“只有某些方面退够，才能取得全局的稳定和主动，才能使整个经济转上健全发展的轨道。”[60]因此，调整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更合理、更好更快的发展。

在邓小平看来，调整有两种形式：一是作为措施的调整，这种调整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只有不断调整才能促进有序的发展。“调整是实现现代化所必须采取的一项积极措施”[61]。这就是说，调整是一种措施，是发展的一种形式；二是作为调整阶段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作为整个社会运动重点的“调整阶段”，是工作重点。“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改革的步骤需要放慢一点，但不是在方向上有任何改变。”[62]这里所说的调整就是作为阶段的调整。一段时间里，调整成为工作重点；一旦各种关系、比例比较合理后，就要由以调整为重点及时转向以发展为重点，否则，就失去了调整的作用和意义。发展总是发展与调整的统一，形成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的发展过程。

平衡与不平衡是事物发展的一种普遍形式。邓小平把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观结合起来，赋予了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以社会主义的内涵。

所谓平衡，是指矛盾诸方面相对的统一和稳定，具有有序的比例和关系；不平衡是指打破了原有的统一和稳定，超出了原有的比例和关系。事物的运动总是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但这种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引导、带动、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实际上是把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运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中。

“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是极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导致中国的经济处在崩溃边缘，人民处在“贫困的普遍化”状态。换言之，中国社会面临的是一个贫穷的平衡，习惯的是“大锅饭”体制。要发展首先必须打破这种贫穷的平衡；要打破这种平衡，就要进入不平衡，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勤劳致富是正当的。”[63]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64]。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就是改变社会财富占有的原有比例，即以一种不平衡打破社会财富占有的原有比例关系，打破“贫穷的普遍化”这种贫穷的平衡。

邓小平提出的先富与共富的辩证法，是针对平均主义的“贫穷社会主义”模式的。先富打破平衡，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新的平衡。换言之，先富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共同致富。“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要一部分先富裕的人帮助没有富裕的人，共同富裕。”[65]“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66]这就是说，先富起着“示范”“带动”的作用，目的在于推动国民经济“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人民群众“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先富又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先富本身必须是勤劳致富，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再就是先富与致富必须以机会均等、平等竞争为原则。这样，才能通过“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达到共同富裕这种新的平衡，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7]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就打破了平衡。这种不平衡必须巩固一段，然后才有带动其他地区发展起来的力量。在邓小平看来，到了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重点解决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问题。

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由不平衡走向新的平衡不是“杀富济贫”，不是重归平均主义，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过程，一种波浪式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先的发达地区继续发展，而不发达的地区则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形成共同发展的局面，最终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事物既是联系的又是发展的，联系是发展中的联系，发展是联系中的发展。社会发展总是在有条件的地方才能先发展起来，形成新的关系，导致不平衡，然后使新的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形成新的平衡。邓小平把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运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并同社会主义的本质观结合起来，制定了先富与共富、先发展与共同发展的波浪式发展模式，创立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理论。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8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册，219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7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87页。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86页。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7页。

[7]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87页。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8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册，211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87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88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87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275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87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87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88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87页。

[18] 据新华社1988年10月24日讯。

[19] 据新华社1988年10月24日讯。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6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705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208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276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5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7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45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701页。

[28]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33页。

[29]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37页。

[30]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46页。

[31] ［美］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261、26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219页。

[33]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40页。

[34]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38页。

[35]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31页。

[36]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37页。

[37]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22页。

[38]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37页。

[39]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67页。

[40]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75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82页。

[42]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46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49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83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732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702页。

[47]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62页。

[48]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06页。

[49] 《邓小平文选》，第3卷，244页。

[50]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40页。

[51]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86页。

[52]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17页。

[53]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259页。

[54]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5页。

[55]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7页。

[56] 《邓小平文选》，第3卷，381页。

[57]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7页。

[58]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6页。

[59]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5～376页。

[60]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55页。

[61]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61页。

[62]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62页。

[63]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2页。

[64]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52页。

[65]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99页。

[66]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52页。

[67]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