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刻，江泽民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个理论整体。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高度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是党的建设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的高度统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以什么样的姿态，中国社会主义以什么样的“特色”，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

一、新的历史阶段的新要求

新的理论体系的创立与时代的发展、历史条件的变化密切相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逶迤而又气势磅礴的中国革命的产物。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雄浑而又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产物。懂得中国革命的历史，就容易理解毛泽东思想；理解中国改革的历史，就容易把握邓小平理论。理论的差别内在地隐含着时代的变化和历史条件的不同。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出现都和它所处的时代相联系，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时代和历史条件变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1]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科学技术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

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微电子等信息科技、核能等新能源科技、超导等新材料科技、人造卫星等空间科技、基因工程等生物科技以及海洋科技六大科技群体的崛起为标志，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到全面突破、综合创新的阶段，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日趋紧密，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如果说在蒸汽机时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的是“加数效应”，在电气化时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的是“乘数效应”，那么，在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的就是“幂数效应”。据统计，在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的贡献率，20世纪初为5%—20%，20世纪中叶为50%，20世纪末则上升到75%。信息科学、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促成一个新的产业——信息产业，而且成为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本身发展的突破口或生长点。

科学技术的信息化以及信息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使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以至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根本变革。今天，人们利用一台小小的电脑，在几平方米的房间内就可以展开同全世界的交往。大洋彼岸发生的事情几秒钟内就能传到大洋此岸，并能引起人们的思想震**和行为调整。地理位置的相隔不再是交往的障碍，人们也不必为这些障碍产生“望洋兴叹”“远隔重山”“天涯海角”之感了。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复制”世界各个国家、地区情况的间接环境，从而使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

科学技术的信息化使我们面临着新的问题，即工业化的任务还未完成，又面临着信息化的任务。信息化是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因此，我们要优先发展信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曾提出“走中国工业化道路”，时隔近半个世纪，江泽民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巨大的历史跨度表明并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

同时，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空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吸收和利用这一新的成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2]。同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体制改革，“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作法”，“调节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缓和”[3]。这些新现象无疑使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科学技术信息化必然大大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由于交通工具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并不自觉地为共产主义奠定了世界历史的前提。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对经济全球化的预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眼光由此而来。

到了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所预言的这种经济发展趋势已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生产、贸易、金融、投资已经全球化，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波及俄罗斯，影响远在万里之遥的拉美国家，并使其金融市场产生剧烈震**。从2001年开始，连续10年牛气冲天的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由此引起连锁反应：本来就疲软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欧洲经济增长明显减缓，刚刚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复苏的东南亚各国再次遭受打击。

这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导致全球循环的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这个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全球大循环，使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之外。

邓小平说过，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闭关自守必然导致封闭行为的重复效应，即闭关自守的民族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重新开始，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情，重复别人走过的道路，同自己的过去比是前进了，但同先进的民族相比仍是一个历史落伍者。而在开放中则存在着交往行为的相加效应和后发优势，即进入到交往中的民族或国家，可以用自己优势的东西换取其他民族优势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不足，这就获得了发展的“爆发力”，从而以人类的先进成果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实现跨越式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机遇。“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勇于和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充分利用好国外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4]但是，我们还要看到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这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流遍全球，利润大多流向西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获得了它们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联合国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明确指出，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鸿沟。目前，发达国家和30个最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相差至少70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动和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经济全球化本身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全球化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又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以至文化安全。“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和受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在全世界争夺资源和市场，同时极力推行它们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威胁。”[5]所以，在以积极的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都是新的课题。

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但表面看来又相反的是政治格局多极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经不起历史大变动的考验，不战而亡，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大片社会主义江山不复存在。由此，“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被彻底打破，世界开始多极化的进程。这一重大变化使世界处在新的矛盾之中，过去一些被美苏斗争所掩盖的问题现在暴露出来了，如地区冲突、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三种势力开始抬头。

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多极化趋势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多极化是在曲折中发展的，发展得很不稳定，其中充满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激烈斗争，旧的霸权主义消失了，新的霸权主义又出现了。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现在“单边主义”仍然嚣张，典型的就是新干涉主义，其口号是“人权高于主权”和“国家主权有限”。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挑战，如何处理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我们尊重国际社会关于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但尊重普遍性原则并不意味着不要国家主权。人权与国家主权相辅相成，人权要靠国家主权来保护，不是人权高于主权，而是没有国家主权就没有人权。旧中国的历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既要看到人权问题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又要注意人权的具体性、历史性，看到实现人权的根本途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发展权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人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影响着各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前途。

历史条件以及矛盾特殊性的不同，必然导致理论思考侧重点的不同，新的历史阶段必然提出新的要求，这种新的要求又呼唤着新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新的理论。

二、新的实践经验的新概括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在攻坚阶段，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以及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如果说当代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那么，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探索则构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1992年，江泽民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概念，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6]。

的确如此。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源配置方式问题，而是同现代化结合在一起的，是要通过经济市场化来实现社会现代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无论是市场化还是现代化，都与资本主义有历史的重合性；而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市场化还是现代化，都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又处在改革之中，当代中国的经济市场化、现代化是和社会主义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经济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在当代中国被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了。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次史无前例、特殊复杂而又极其艰难的社会实践。新的实践必然带来新的实际问题。

就经济成分而言，非公有制经济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在工业总产值中占38%，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62%。就是说，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因此，如何理解和把握以公有制为主体，如何理解和把握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如何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如何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等，这些都是新的实际问题。

就社会阶层而言，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生活出现了多样化趋势，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都日益多样化了，并且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这些人在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之间、不同的行业之间、不同的地域之间频繁流动。如何看待这六种新的社会阶层，尤其是私营企业主，如何看待民间资本，如何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等等，这些都是新的实际问题。

就思想文化而言，市场经济必然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必然形成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的局面。这里，既有先进文化，又有落后甚至腐朽的文化；既有世界文化，又有中国传统文化；此外还有革命文化和大众文化。那么，如何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如何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同时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如何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使人们具有一种忧患意识，同时又保持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等等，这些也是新的实际问题。

同时，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已从建设小康社会开始转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把小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提出来的是邓小平。1979年，邓小平指出，中国在20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这一目标用数量表示，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小康”与“大同”，这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理想。所以，邓小平强调：我们要有“雄心壮志”，即到20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小康社会”。

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这个“雄心壮志”已经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所谓低水平是指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很大，但人均水平低；不全面是指生存性需要得到了满足，但发展性需要的有效满足还远未解决；发展不平衡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较大。所以，从21世纪开始，中国将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新的实践。

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个目标，这些目标关注的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其中第一个目标落脚点是“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第二个目标落脚点是“人民安居乐业”，第三个目标落脚点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四个目标落脚点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表明，我们要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是一个充满现代文明色彩的社会发展阶段。

这些目标与加快推进中国现代化相统一，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联系在一起。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国家衰弱、民族危亡之际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面对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再次走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这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再造辉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7]

世界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也发生历史性的转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在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历史方位的变换迫切要求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8]“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本身就是这种“新概括”。

三、长时期思考的产物

新的时代、新的实践呼唤着新的理论，但新的理论不会自动产生。新的理论的产生是一条艰难的思想登山之路，是一个艰辛的理论创新过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江泽民“经过长时期的思考”而提出来的。

在深入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同时，江泽民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和长时期的理论思考。

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自身的凝聚力、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以及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如何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使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些都是新的实际问题。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的政党要艰难得多，而且执政的时间越长，党的建设任务就越重。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还与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密切相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始终注意总结历史，从对历史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中找到指导发展前进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经验，联系到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党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据。

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不断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经过长时期的思考”，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发表讲话，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命题，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着重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为此，需要做到“四个紧密结合”，即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共同加以研究。江泽民后来在进一步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反复提到这“四个紧密结合”。这实际上说明了“四个紧密结合”是学习、研究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思路。

2000年5月，江泽民在上海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次讲话要求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在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中，贯彻落实到党的全部工作中，贯穿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并认为坚持“三个代表”是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时代精神的充分体现。

2000年6月，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他是“经过了长时期思考”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这一思想关系到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而坚持毛泽东、邓小平的党建理论和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坚持“三个代表”。

2000年6月，在西部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江泽民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提出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必须根据新的实践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不断为实践提出新的理论指导；强调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认为提出“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就是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这就把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原因说得非常清楚和透彻了。

2000年10月，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提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并阐述了“三个代表”与党的性质、宗旨、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关系；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实践的、发展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2000年11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要求的“最终体现”问题，即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三个代表”要求的最终体现，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

2000年12月，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江泽民说明了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目的”，即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并强调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根本目的就在于保证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对全党提出深入研究和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并再次重申要从“四个紧密结合”上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阐述和宣传引向深入；提出要用宽广的眼光去观察和把握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势，观察和把握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好、宣传好、贯彻好，以利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论述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的问题，重申了“四个如何认识”问题，并提出要把这四个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深入研究，做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

2001年2月，江泽民在海南发表讲话，重申并强调要把“三个代表”落实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去，重申并强调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把“三个代表”要求切实落实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中去，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并认为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200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围绕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从立论根据、科学内涵、基本要求、实现途径、重大意义等方面深入、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说2000年2月的“广东讲话”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年5月的“上海讲话”开始从各个方面展开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阐述，那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则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完整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文献。

2002年5月，江泽民出席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明确提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说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明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说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明确提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并认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认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

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认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拓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机体注入新活力。这就进一步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进一步丰富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进一步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

四、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

每一时代的社会意识、理论体系，都同它以前的理论成果有着继承关系。新的理论的产生不仅有其时代背景、实践基础，而且有其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基础。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以实践为基础，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客观依据。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正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的支配下，社会发展呈现为一种与自然历史“相似”的过程，表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依次更替。这就是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历史规律。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10]，而资本形成和增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不断生产和实现的过程。正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过程，使资本陷入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之中。以19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机为开端，尔后反复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滞胀危机、结构危机，90年代的金融危机……这一系列危机体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不断积累和加深，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11]，表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是资产阶级无法突破也不愿意突破的“大限”，因而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万世一系，或迟或早、或这样或那样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同样是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历史规律。

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真理只能发展，而不可能被推翻。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理论特征；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崇高的社会理想；致力于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立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品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理论特征、崇高的社会理想、鲜明的政治立场和重要的理论品质，并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换言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按需分配。无论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还是按需分配，前提都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没有这一条，一切都无从谈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2]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所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13]。

共产主义的政治特征，是最广泛、最彻底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以，我们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14]。一句话，共产党执政为民，这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任何一个政党，一旦违背历史规律，并同人民群众相对立，最后就只有一个结果——“霸王别姬”。

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特征，是人们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每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确立有个性的人”，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重申了这个观点，认为代替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新社会将是一个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重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则就是实现人的自由个性。

可以说，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正如江泽民所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观点简单地等同起来。从创立者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无疑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脱离了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相反，认为只有坚持马克思的所有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同样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即一种教条主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植根于实践、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以其远见卓识向人们宣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发展着的理论。

历史上众多思想学派都随着其创始人的逝世而逐渐走向没落。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逝世之后，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新的实践，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正如江泽民所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诞生于上世纪（即19世纪——引者注）四十年代，迄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出发，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保持了它的巨大的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15]因此，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所创立、为他的后继者所发展的关于批判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而不是“上帝”。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关当代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自称包含一切问题现成答案的学说，只能是神学而不可能是科学。从历史上看，凡是自称终极真理体系的学说，就像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马克思一开始就宣布：反对“教条式地预料未来”。

所以，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只是提出基本原则，而未提供具体方案。在马克思看来，将来应该做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完全取决于将来具体的历史环境。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告诫人们：不要以“刻板的正统”来对待他们的理论，即反对以教条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然而，在1872年，即《共产党宣言》出版才20多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共产党宣言》的一些观点已经过时了。按照马克思过去的观点，经济危机意味着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可是到了1873年马克思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意识到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情况，形成了新的特点。形象地说，1873年的经济危机使马克思认识到，应该重新认识资本主义。19世纪末股份制的出现则使恩格斯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性已不复存在了，资本主义生产也会发生形式改变。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是以一种发展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

列宁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不能根据书本来讨论社会主义，而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正是俄国当时“生动的实际生活”和“现实的确切事实”，使列宁意识到必须改变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思路。用列宁本人的话说，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形象地说，我们不能用“本本”来框实践，而要用实践来发展“本本”。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找不到关于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这不能责怪马克思，要责怪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本性”的无知。我们只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做它不能做的事。

马克思主义不仅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其他社会思潮，而且以批判的精神对待自己，从不故步自封，自称包含了一切问题的答案。相反，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变化中的实际，及时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创造新的理论。如果马克思、恩格斯不以批判的精神对待自己的理论，不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就会停止在《共产党宣言》；如果没有列宁、毛泽东的理论创新，没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就会终止于19世纪；如果没有邓小平的理论创新，没有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就很可能成为20世纪的历史遗产了。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和发展。如果说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那么，创新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历史已经并正在证明，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有生命力，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有影响力和吸引力，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有说服力和战斗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这种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

五、系统回答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以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英国和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法国为研究对象，而对于东方落后国家，马克思只是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设想，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回答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6]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开始探讨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但由于列宁逝世过早，没有系统解答这一问题。而在列宁之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成就，也暴露了缺点和错误，走了弯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苏联“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而且“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7]。正因为如此，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并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之际，毛泽东就开始探讨“中国工业化道路”，并告诫全党：要特别注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避免走“他们走过的弯路”[18]。毛泽东已经开始探讨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提出一条富有原创性和启示性的思路。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毛泽东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理论，最终导致了“**”这样全局性的错误。

所以，邓小平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19]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没有完全搞清楚”，或者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是完全清醒的”。“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20]在邓小平看来，这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较为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形成体系，就看它是否系统地回答了所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判断一种思想是否发展了这种理论体系，就看它是否深化了对该研究领域规律的认识。任何一门科学都以发现某种规律为己任，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科学，就必须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所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量子力学之所以发展了物理学，就在于它发现了微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深化了对物理学规律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所以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之所以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就在于它科学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遇到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具体地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改革稳定发展、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如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依法治国的思想，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等等。这些新思想、新观念、新论断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构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互促进的进程，从而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同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和各项任务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任务以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理论高度。

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激动人心，实现这一目标任务艰巨。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将面对三个重大课题：

一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抓住21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二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及其主要矛盾，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三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能否始终解决好这三个重大课题，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败，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重大课题提供了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如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引导着中国从容地走向21世纪。

[1]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57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5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3]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5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4]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193页。

[5]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519页。

[6]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56页。

[8]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1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2～33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8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27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42页。

[1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13页。

[14]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8页。

[15]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22～2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3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139页。

[18] 《毛泽东著作选读》，1版，下册，721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291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