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没有专门论述过辩证法问题，也没有构建一个辩证法体系，但邓小平善于“照辩证法办事”，并在复杂多样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辩证法。邓小平的辩证法是当代中国实践活动辩证法的理论反映和理论自觉，是以矛盾运筹为主线的社会活动的辩证法。这一独特的辩证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战略设计活动辩证法；二是矛盾运筹辩证法；三是社会系统工程辩证法；四是实践反馈辩证法。

一、战略设计活动辩证法

战略设计活动是人类高度自觉和高度创造性的活动，是对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活动的方向、道路、过程及其主要阶段的总体构想活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之前，社会基本上是在半自发状态下发展的，人们从自己利益出发进行活动，相互之间形成“力的平行四边形”，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设计”着社会运动。与以往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自觉地设计自己，使社会发展得更快、更好、更合理。换言之，在社会主义社会，“看不见的手”变成了“看得见的手”。正是在这样的实践活动中，战略设计应运而生。邓小平的战略设计辩证法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行自觉设计的辩证法，体现为一种高超的设计艺术。

邓小平战略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正确处理战略与策略或者说战略目标与策略步骤的辩证关系。

战略是发展的总的方向、总的蓝图，具有统一人心、统一行动的意义。一个正确的战略确立起来，就像一面旗帜树立起来一样，能够集中人的意愿，形成一个强大的态势。所以，邓小平指出：“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1]“只要把战略和全局问题摆开来，就可以得到解决。”[2]策略或战术则是如何实现战略目标的实施步骤、手段、方法，是一种具体的现实的操作过程。策略可以使总的方向越来越明确，使总的蓝图成为人们看得到、摸得着的事实。

没有战略，便没有号召力；没有策略，便没有现实感。战略离开了策略，就可能成为空谈；策略离开了战略，就可能成为盲干。战略和策略，是能动的社会活动中的一对主要矛盾。邓小平正是抓住战略设计的这一主要矛盾，正确地处理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策略步骤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巧妙、灵活地运用了战略与战术、战略与策略之间的关系，从而展开其无比深刻而广阔的战略设计活动的。

战略目标设计必须要有号召力。战略目标设计是对现代化建设方向、道路、发展阶段、实施部署总体框架的设计，它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邓小平所确立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之所以具有号召力，是因为这种战略“三部曲”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人心所向。

战略目标设计必须具有现实感。战略目标设计应该有个度，目标太宏大、太遥远，就会失去现实感。这同样会失去号召力。这就需要把握战略目标设计的度。邓小平是战略目标设计的大师，其原因在于他恰到好处地把握了度。邓小平指出：“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3]战略目标，既不能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这就是一种战略设计艺术。

战略目标与策略步骤之间必须构成环与链的关系。目标只有通过各种策略、手段、具体的方案，通过具体化、定量化，才能逐步实现。“实现我们的目标，不是很容易的。讲大话，讲空话，都不行，要有一系列对内对外的正确方针和政策。”[4]这就需要进入策略步骤的安排。

在邓小平看来，战略目标“靠不靠得住，还要看今后的工作……今后三年要有很好的安排。”[5]“现在要聚精会神把长远规划搞好，长远规划的关键，是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6]这就是说，策略部署在落实时，一方面要抢时间，另一方面要前后有序。“准备有个抢时间问题，不能不认真对待。哪些项目早上，哪些晚上，要有个安排，不能挤到一起，能早上的就集中资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不然要拖到下个世纪去了。”[7]

可见，战略与策略、目标与步骤之间是环与链的关系。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链条，这一链条又是由一个一个环节构成。战略目标必须转化为一个一个环节，并且按一定方向把环节连接起来，形成环环相扣的有方向的运动，才能成为有指导性的战略目标。

反过来，策略部署又是一个一个环节或片段，它们相互之间又形成短程、中程、长程的联系：短程为中程服务，并且成为中程的一个片段；中程又为长程服务，成为长程的一个环节；而长程本身就是链条了。所以，链与环的关系是辩证的，链离开了环是空的，环离开了链是无方向的，只有实现二者的统一，即战略与策略的统一，目标才成为环与环之间的指导。

邓小平战略设计的第二个特点，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进行规划，并把这两种设计有机地结合起来。

邓小平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其中，面向世界是对现代化发展的横向把握和横向设计，面向未来是对现代化发展的纵向把握和纵向设计。没有纵向与横向，即面向未来和面向世界，也就没有面向现代化的问题。“三个面向”实际上是邓小平战略设计活动的总方向，即从什么出发、向着什么方向运动、以什么为尺度来衡量和设计现代化。纵向设计和横向设计的有机结合，构成了邓小平战略设计的宏大气势和总体运动。

纵向设计是一种历时性的设计过程，是按过去、现在、未来的方向来规划自己的设计活动。邓小平十分重视纵向设计。每当出现重大历史事件时，邓小平总是要“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8]。这就是纵向思维。把它运用于战略设计活动中，就是纵向设计。

纵向设计的客观性在于事物发展的过程性。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从无中产生，它本身有一个萌芽、成长、发展、衰亡的过程。简单地说，纵向设计是按时间箭头为方向进行的设计，是立足中国现实、考虑中国过去、面向未来并以未来引导现实运动的设计。未来是现实的未来，现实向未来的发展往往有多种可能性，这就需要对社会发展进行设计，没有一种面向未来并以未来引导现实运动的设计，只能是“鼠目寸光”。邓小平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当他看到21世纪是高科技的世纪时，就用高科技的设计来引导现实发展，这就使他的设计具有跨世纪性。

横向设计是抓住事物相关性或者相互依存性的设计。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横向设计，就是把中国置入“开放的世界”这一宏大背景中，置入各民族、国家的普遍交往中进行的。同时，这种横向设计又是一种比较性的设计，是把中国置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并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比较中进行的。没有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横向比较，很难设计出一个切实的、跨越式发展的目标。邓小平的战略设计活动之所以能够立足中国、映现世界、高屋建瓴，就在于他把面向未来的纵向设计和面向世界的横向设计有机结合起来了，体现出一种高超的设计艺术。

如果说战略目标设计、纵向设计和横向设计属于邓小平战略设计活动中的“框架设计”“蓝图设计”，那么，对现代化进程中每一阶段的“起点”“中介”和“进一步发展”三个环节的设计就属于策略设计了。

战略与策略是统一的，战略设计蕴含着策略设计。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例。1986年，邓小平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一个蓝图”，要“制定一个目标”。同时，“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9]。“范围是什么”，“从哪里着手”，从哪一两件事上“着手”，“从哪一点开始”，只有解决这些策略操作，由点到面，逐步深化和拓展，才能真正实现策略设计，从而使战略蓝图明朗化、清晰化。在目标、蓝图已经确立的基础上，邓小平的战略设计转向起点、中介和进一步发展三个环节构成的策略设计。

起点必须是主要矛盾集中体现的地方，牵一发而动全局，推动起点就会把别的方面带动起来，如改革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就是因为农村问题关系到发展全局。起点又是一个“细胞”，包含着以后发展的全部“胚芽”。换言之，起点孕育着未来，经过中介成为新的更高的起点。

中介是指两个事物之间的中间联系、中间层次，通过中间联系一事物向另一事物过渡。换言之，中介具有“亦此亦彼”的特点。在邓小平的策略设计中，中介有两种形式：一是作为过渡办法的中介，如为了解决领导终身制问题，邓小平采取了顾问委员会的过渡办法：“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10]；二是作为发展形式的中介，如为了达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的，邓小平采取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间形式，通过这一中间形式，推动不平衡向新的平衡发展。

一般来说，中介设计具有“间”性。中介是一个环节向另一个环节的转化，既具有前一环节与后一环节的某些共同特性，又不是前一环节与后一环节本身，如顾问制就具有终身制与退休制的“间”性，它本身既不是终身制又不是退休制，同时它又“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正因为如此，中介设计具有发展的过渡性，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一种过渡。中介之所以是中介，就在于它是由这一环节向另一环节过渡的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介设计是沟通性的设计，犹如整体之网的网上纽结，一个个环节由纽结而连成一体，形成一幅整体性的发展之网。

一个阶段过去后，工作便会发生侧重点的转移，并向新的阶段过渡，这就需要进行进一步发展的设计。邓小平在设计第一步时，往往就开始构想发展的第二步。例如，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这是第一步；在农村改革的基础上，改革重心又转向城市，这就是发展的第二步了。邓小平善于及时地把第一步已经取得的成果巩固起来，并使之发展到第二步，他总是因势利导，把发展不断向前推进。进一步发展的设计就是抓住事物发展侧重点的转移，创造更有利的发展自己的条件的设计过程。

起点设计、中介设计和进一步发展的设计构成一个完整的策略设计的系统。邓小平的战略设计除了抓住当代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构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框架外，就是他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起点、中介以及进一步发展进行了及时的规划和设计，从而使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成为一种有节奏的、有序的发展过程。

社会发展设计不同于建筑设计。建筑设计的成果是图纸，而实践则是按图施工。社会发展的设计是从一种蓝图变成现实的过程，充满各种偶然的、预想不到的因素，需要实践长时间的检验。因此，在社会发展的设计活动中需要辅以试验和推广的操作过程。邓小平极为关注“社会试验”，不断地用实践来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然后决定是否推广。进行社会试验，在实践中推广或纠正，这是邓小平战略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矛盾运筹辩证法

如前所述，毛泽东曾号召全党学习邓小平“照辩证法办事”。“照辩证法办事”的核心就是用矛盾的观点来分析和处理问题。在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内因与外因的辩证法，得到了深刻的运用并展现了新的面貌，形成一种矛盾运筹的辩证法。矛盾运筹辩证法是邓小平社会活动辩证法的核心，并构成了邓小平社会活动辩证法的主题。

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抽象的普遍性；反过来，矛盾的特殊性又受到普遍性的制约，成为体现某种普遍性的特殊性，没有抽象的特殊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总是相结合而存在，相联系而发展，二者的关系表现为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具体地说，邓小平运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于中国实际，依据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国情而得出的结论。

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具体模式相结合的原则。社会主义制度是共性，但这一共性只能通过个性体现出来，通过具体的社会主义模式显现出来。制度与模式的统一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体现。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11]把苏联模式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实际上是把矛盾的特殊性等同于普遍性。邓小平把制度与模式区分开来，其哲学依据就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

三是坚持本质与手段相结合的原则。本质对于同类事物具有普遍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这一本质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实现这一本质或普遍原则又需要特殊的手段和方法。就当代中国而言，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需要市场这一特殊的手段和方法。“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13]，“都是经济手段”[14]，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5]。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是研究和把握现实的基本方法。邓小平把这一方法用于解决新的实践中的新的问题，并深化了这一方法。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主要矛盾规定工作的中心任务。“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国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6]因此，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要抓住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在运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辩证法解决新的实践中的新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主体与补充的辩证法。

主体与补充是针对社会结构的主要成分与次要成分而言的。在所有制上，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以个体、外资、合资等所有制为补充，形成所有制的新结构；在社会制度上，主体是社会主义，以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为补充，形成“一国两制”的新构想。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在主体与补充的关系上，必须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保证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补充之所以是补充，就是不占主导地位。如果“补充”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17]这是其一。

其二，补充应该有利于主体，是有益的补充。在谈到“一国两制”时，邓小平指出：“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性质，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资本主义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18]这就是说，补充有一个条件，即“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离开这一前提，补充就失去补充的意义。

其三，主体与补充的关系涉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补充是不占主导地位的部分，但它又是整体的一部分，因而要受到整体的制约。所以，不能就部分看部分，而要把补充这一部分置入到整体中来把握。

在解决新的实践中的新的问题时，邓小平又深化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法，形成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辩证法。

其一，对于中国而言，世界的发展属于国际背景，是外部条件，但由于当代科技革命是世界性的，信息革命又使世界联成一体，所以，我们不仅要从中国角度看问题，而且要从世界角度看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这一事实表明，外因的作用越来越大了。没有“世界”这一国际条件，中国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其二，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但内因要发展自己，就要主动把握外因，抓住时机。这是因为，外因具有时效性，即外因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在一定条件下消逝，具有不可逆性。离开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就没有特定的外因。邓小平始终从动态角度看待外因，因而提出抓住时机这一思想。邓小平最“担心”的就是“丧失机会”，所以多次强调，“要抓住机会”。既然内因的发展离不开外因，那么，内因就应“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其三，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内因自身必须具有新的合理的结构。这样，内因才能吸收、消化外部因素，并使之与内部因素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增强内部发展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邓小平把改革与开放相提并论，认为只有既改革内部结构，又对外开放，才能使结构——功能协调并产生效益。由于把改革和开放引入到内因与外因关系中，内因与外因的辩证法因此上升到结构——功能辩证法的层次。

在解决新的实践中的新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提高到方法论的高度。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强调“两手抓”，如“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思想教育，一手抓制度建设”等等，并明确指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从总体上看，有两种不同性质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一种是性质对立的矛盾两个方面，如发展经济与经济犯罪，对于这一类性质的，“两手抓”要有高度的倾向性，即打击经济犯罪的这一面，从而保护另一方面即经济发展。这是一种“制约性”的“两手抓”。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一手。但是为了保证这个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能够真正有利于四化建设，能够不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同时还有另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这一手，就没有制约”[19]。

另一种是“协调性”的“两手抓”，这是对同一性质的不同任务、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统一安排过程，目的是形成合理的比例和关系，促使不同任务、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相互协调中全面发展。这种“两手抓”同样也要“两手都要硬”，从而使社会的各方面各得其所、共同发展。“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20]要不顾此失彼，就要既抓住“此”，又抓住“彼”；既要抓住这一方面，又要抓住其他方面。这就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通常认为，解决矛盾有三种形式，即矛盾一方克服另一方、矛盾双方“同归于尽”、矛盾通过对立面的融合而形成一个新的事物。实际上，还有一种重要的解决矛盾的形式，即创造矛盾能在其中运行的形式。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相互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行的形式。”[21]“协调性”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法，就是要创造矛盾双方能在其中良行运行的形式。这是一种矛盾运筹的辩证法。

矛盾不仅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是事物普遍联系的主要内容。矛盾观不仅是世界观的核心，也是方法论的精髓。矛盾论作为世界观，便是“两点论”；作为方法论，便是“两手抓”。邓小平矛盾运筹辩证法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承认矛盾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且强调矛盾的同一性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因而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协调、有序、全面发展。

三、社会系统工程辩证法

以矛盾运筹为核心，邓小平确立了社会系统工程的辩证法，恰到好处地处理大国与小国、整体与部分、本质与手段、变与不变等等的辩证关系。在了解邓小平战略设计活动辩证法和矛盾运筹辩证法后，我们还应把握邓小平的社会系统工程辩证法。

邓小平用辩证法来分析中国自身，确立了“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的辩证观点，这是中国对自己全面评价的出发点。没有这样一种既是大国又是小国的辩证观点，就会或者陷入自卑、丧失信心的状态，或者陷入盲目乐观、夜郎自大的境地。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小国的辩证法，是邓小平社会系统工程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用矛盾的观点来分析事物、把握自己，这是辩证法的原则。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以矛盾观点来分析中国和日本：日本是个小国，地小、人少、物少、兵少，但日本又是个强国，军事力、经济力、政治力在世界上是强大的；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但中国又是个弱国，军事力、经济力、政治力在世界上是软弱的。日本虽小但强、中国虽大但弱的特点，决定了中日战争是持久的，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进程，证明了毛泽东分析的正确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从人均收入和综合国力这两个角度分析中国自身，得出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小国的结论：“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是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22]

邓小平关于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小国的思想，抓住了发展中的中国的根本特点：一方面，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看，即使到发展战略第三步实现之时，也只是达到人均4000美元，只是摆脱了贫困，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确实是一个小国；另一方面，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虽然不高，但综合国力将居于世界前列。“再花五十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23]

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各种国力要素的综合力量，是一个国家人力、科技力、经济力、政治力、军事力以及民族凝聚力等等所形成的综合力量，它是一个国家全面发展所体现的整体实力。对于中国来说，一个较大的发展，由于自身的巨系统性所形成的综合力量是巨大的。即使到20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仅达到800美元，在世界上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但一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会使中国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

抓住问题的本质，区分本质与手段的关系，是邓小平社会系统工程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之二。

所谓本质，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是构成事物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本质与事物本身是同一的，本质变化意味着事物本身的变化。所谓手段，是为本质服务的措施、办法。同一手段可以为不同本质的事物服务，同一本质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手段，所以手段不是事物本身。

区分本质与手段，对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4]这就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实现这一本质的手段区别开来了。

在邓小平看来，既然资本主义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有计划经济，那么，就不能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只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这是其一。

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不同，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以私有制为主体，但二者在方法上相似，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遵循价值规律以及公平竞争。

其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和解放生产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只要有利于实现这一本质，无论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是一种办法、一种手段。必须以本质为依据选择手段，而不能从手段出发来判断本质。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与手段关系的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传统的观念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就把手段与本质这两个不同问题混同起来了。当代改革的历程就是逐渐把手段与本质分离开来的过程。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抓住整体、全局，善于从整体把握部分，从全局把握局部，同时全面把握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之间的关系，是邓小平社会系统工程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之三。

邓小平一直关注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明确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体，没有局部，则全体也就不成其为全体了。”[25]反过来，局部又是全体的局部，如果只有局部，没有全体，则局部也就不成其为局部了。所以在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必须从整体、全局即大局出发，“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26]，从而形成整体性发展。

在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必须从整体、全局来透视部分，因为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是体现整体的部分。全局由局部构成，但全局并非是局部的累加之和。局部与局部的相关性形成全局，而全局一旦形成之后，又改变着局部，使部分成为沿着整体发展方向变化的部分。正因为部分受到整体的规范，因而必须从整体透视部分。例如，就“三资”企业来看“三资”企业，它当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27]。这就是说，在当代中国，“三资”企业受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普照光”的普照，因而具有了特殊的性质。

在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必须兼顾二者，使它们在相互依存中共同发展。矛盾的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的，只有相互发展，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只有使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之间协调起来，才能既使整体又使部分、既使全局又使局部都得到发展，这就要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例如，有的时候为了整体的发展，就要先使一些部分、局部发展起来，然后，以这些发展起来的部分、局部带动其他部分、局部，从不平衡到新的平衡。因此，整体的规范作用要通过部分以及部分与部分的相关性体现出来。离开了部分，整体也就不成其为整体；离开了整体，部分也就不是这一整体的部分，二者之间构成复杂的矛盾运动。

不变与变的辩证法，是邓小平社会系统工程辩证法重要内容之四。

邓小平的不变与变的辩证法有其特定含义。邓小平多次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变，甚至提出“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28]。社会是不断变化的，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邓小平之所以如此突出相对不变，并把它上升到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为了突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稳定性。

恩格斯曾指出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29]这就是说，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说，没有什么不变的东西，一切都处在运动变化发展乃至死亡之中；对每一个特定的社会阶段来说，它又有自己存在的必然性和稳定性，是相对不变的，变了就成为它物而不是它自身了。

邓小平所说的不变，正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社会阶段存在的相对稳定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格局、发展过程有自身的特殊性，邓小平正是从社会大格局这个视角来谈不变的：“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30]

邓小平所说的变，是指在不变的基本格局下所进行的改革。在当代中国，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然就要改变原有的体制，但这种“变”是“不变”指导下的变，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方针不变的大局下的变。如同相对静止不是不动，而是一种特殊的运动一样，不变之中也包含着变。“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31]

四、实践反馈辩证法

邓小平一再强调改革的复杂性，强调“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看一步”的方法是实践反馈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所谓“走一步”，是指采取一定的措施、实施一定的决策。“城市改革每走一步，每采取一项措施，都会影响到千家万户。”[32]至于每一步要走多长时间，这要看具体情况，如农村改革这一步是三年。邓小平指出：“如果说农村改革三年成功，城市改革经过三年五载也能判断它的成败。”[33]“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不过，要证实我们城市改革的路子走得对不对，还需要三五年时间。”[34]

所谓“看一步”，是指对已经实施的决策及时收集信息，也就是反馈，把原来行为的结果收集回来，对此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判断。换言之，“看一步”就是作判断，以便及时总结经验，坚持好的、对的，纠正错的、不对的。“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35]

要及时总结经验，就必须具有信息、反馈、控制、协调等要素，“中国社会过去闭塞，造成信息不通，是一个很大的弱点”[36]。只有信息畅通，才能做到“走一步看一步”，及时总结经验，进行控制、协调。

从常规性的思维来看，“走一步看一步”似乎没有“章法”，不稳定。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走一步看一步”是一种动态思维方法。这种方法是在改革开放总思路、现代化总目标已经确定的条件下，把侧重点放在从哪里起步，从哪一点入手，节奏如何把握，经验如何及时总结等问题上。我们只有在看到第一步的情况下，才能确定如何走第二步。所谓章法，本身就是在实践中形成的，而且最重要的章法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即依据实践本身的情况不断进行调整。离开实践设想“章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存在着一种凌驾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上或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章法”，那么，社会发展就成了一种预成的过程，成了一种逻辑推理。

历史规律实现并形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不存在任何一种预成的、永恒不变的历史规律。换言之，任何一种具体的历史规律都形成并存在于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以往的历史传统和历史条件一方面规定了新一代实践活动的大概方向，另一方面，它们又在新一代的实践活动中不断被改变；正是在这种改变历史条件的活动中，决定新一代命运的新的历史规律才能形成；只有当某种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达到充分发展、充分展示时，某种历史规律才能真正形成和存在，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能深刻理解、全面把握这种历史规律，创立某种“章法”。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即摸索前进的方法是邓小平实践反馈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之二。

“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一种试验和摸索，从总体上看，具有四个特点：

一是探索性。凡摸索前进的事情均属无先例，没有可依据的经验，属于创造性事业。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37]初听起来，“摸着石头过河”，似乎没有什么能动性、计划性、方向性。实际上，这是一种试验，是人类能动性、创造性的体现，它要回答从哪个地方、哪些方面开始摸索，如果摸索不成又怎么办等等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我们所说的探索性。

二是非一次性。正因为是摸索，所以就有差错甚至失败的可能。例如，邓小平“一九八〇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38]。1986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此时，离第一次提出这一问题，已间隔了6年。摸索前进的事情，一次性解决的并不多见。

三是累加性。确定从哪里入手摸索，然后在摸索过程中不断发现事物的不同方面，这就是累加性。例如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不是这三条，还是只有两条，或者第四条、第五条，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我们党的十三大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全面的改革方针，时间来不及，离现在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可能十三大提出一些，一九八八年、一九八九年再提出一些。这就是探索性前进方法的特点之一，今年提出一些，明年再提出一些，后年再前进一些……前后累加起来，便形成了一个总体系统。

四是风险性。由于是摸索前进，所以对中间会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很明确的，因而这一方法具有风险性。邓小平指出：“应该说改革是有点风险的，这次北京就出现抢购物资的现象。不仅北京，好多城市都有。”[39]因此，在运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时，要充分估计到它的风险性。

形式为目的、内容服务的方法，是邓小平实践反馈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之三。

形象地说，形式为目的、内容服务的方法就是“猫论”，即“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猫论”被一些人看作是实用主义。这同样是一种误读。实际上，“猫论”是形式为目的、内容服务的方法。

1962年，邓小平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40]

分析这段讲话，不难得出结论，邓小平在这里指的是，建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或者说采取哪种形式进行生产，以能否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为准则。

从哲学上看，“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就是形式与目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它是一种形式为目的、内容服务的辩证法，也就是从实际出发创造适宜发展自己形式的方法。在邓小平看来，内容只有在恰当的形式中才能充分显示出来，“好猫”的内容在于抓耗子的活动过程中，只有通过这一活动过程，才能判断形式是否真正为内容服务了。“猫论”的精髓就在于，从实际出发，“看用哪种形式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因此，根本的是要从内容出发来选择形式，而“不能采用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更不能把某种形式看作是内容本身。

内容、目的选择形式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内容要不断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形式，改变那些不适合于自己的形式，这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怎样有利于内容发展、目的实现就选择或创造哪一种形式。

二是为了发展自己，就要把握那些可以为我所用的一切形式，并且学会以一种形式补充另一种形式，以新的形式代替旧的形式。“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1]

三是当形式适合于内容发展需要时，就要使这种形式稳定下来、固定起来，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定型过程。在形式与目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既要坚持以目的、内容选择形式，又要注意形式对目的、内容反作用，把好形式定型下来。

邓小平的实践反馈辩证法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这一原则转化为方法论，从而把实践标准从认识论中解放出来，并转化为一种实践方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根本原则。

[1] 《邓小平文选》，第1卷，2版，198页。

[2] 《邓小平文选》，第1卷，2版，198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224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77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16页。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16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16页。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304页。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176～177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414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178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203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148～149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82页。

[17]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47页。

[18]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47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409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249～25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122页。

[22]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81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224～225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1卷，2版，198～199页。

[26]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88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371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0] 《邓小平文选》，第3卷，211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1页。

[32]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06页。

[33]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06页。

[34]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17页。

[35]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

[36]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06页。

[37] 《邓小平文选》，第3卷，258～259页。

[38] 《邓小平文选》，第3卷，160页。

[39] 《邓小平文选》，第3卷，98页。

[40] 《邓小平文选》，第1卷，2版，323页。

[41]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