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位则谋其政

【原文】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解析】

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就不考虑那个方面的事情。”

“在其位，谋其政”，为孔子所立明训，亦被后世之从政者奉为圭臬。诸葛亮之前后出师表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行动，堪称楷模。后来这优秀的从政者，或尽心尽职，精心政务；或引咎自责，以一身而谢天下，皆可称道。当然，也有些尸位素餐、碌碌无为者，当引以为戒。

在其位不谋其政，或无力谋其政，结果一定是既害人，也害己。每一个官位都是一个组织里必不可少的环节，职责各异。只有各司其职，才能保证各尽其责，才能使整个组织正常运转，如果做下属的可以随意更改领导的决定，管财务的可以插手人事，管人事的可以任意干预财务，那一定会混乱不堪。

在其位，谋其政，首先是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一些名相如高颎、王旦、姚崇等都颇具诸葛亮遗风。开皇元年（581年），杨坚登上皇位，称文帝，正式建立隋王朝。文帝任北周时相府司马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侍中），即宰相。高颎甚被文帝倚重，凡军国要政、大小政事，文帝皆与之谋议。隋朝初建，百废待举，政权要进一步巩固，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制度都需要改革或重建，生产、经济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恢复发展的问题；另外，还必须北服突厥，南平陈朝。特别是平陈、统一天下，是以文帝、高颎为主的隋朝君臣们所经常考虑谋划的问题。由于政务繁多，高颎每日孜孜不息，夙夜匪懈，国家大事时刻在他脑子里徘徊，即便退朝后在家里也不停地思考。他常常用盘子装一些粉，置于床边，夜里想到一件该办的公事，就用手指记在粉盘上，天亮后就笔录下来，入朝处理。

宋相王旦对朝廷政务也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他退朝归家时还常常惦记朝政，专心思考。王旦有一马夫，岁满辞归，王旦问道：“你控马几时？”答：“五年矣。”王旦曰：“我不省有汝。”马夫转身欲去，王旦急忙叫住他问：“你乃某人乎？”于是厚赐之。原来此夫每日为王旦赶车御马，王旦在路上只是想着政事，从未注意过马夫是何模样，也从未与之交谈过，故只识其背，不识其面。归家后，王旦往往不去冠带休息，却入静室默坐，家人每每惶恐不安，不敢惊扰，也不明白是何道理。后来，王旦的弟弟去问副相、参知政事赵安仁，说：“家兄归时一如此，何也？”赵安仁告诉他：“方议事，公不欲行而未决，此必忧朝廷矣。”

在其位，谋其政，还要兴利除弊，救时救世，如唐中期的名相姚崇即被称为“救世宰相”。

姚崇历仕唐武则天、睿宗、玄宗诸朝。他“明于吏道，断割不滞”，“善应变以成天下事”，为相期间，恪尽职守，勤政爱民，政绩卓著，被时人誉为“救世宰相”。武则天时期，他因富于才干，被破格提拔为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当时武则天重用酷吏，告密者蜂起，酷吏来俊臣、周兴等大兴冤狱，许多朝臣和李氏宗族被无辜杀死，因此，朝臣人人自危。刚上任的姚崇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这种局面。于是他直率而诚恳地劝谏武则天，说服她改变酷治，以保持政局的安定，统治的长久。武则天为之所动，并于长安二年（702年）修正来俊臣等酷吏造成的冤假错案，为受害的官员“伸其枉滥”。为此，武则天赞赏他道：“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意。”并赏银千两。

睿宗时期，身居相位的姚崇极力革除弊政。当时官僚机构臃肿，百官泛滥，铨官制度紊乱。尤其是公主、后妃们，大搞“斜封官”。按正常程序，应是吏部先用赤笔注官之状，门下省审批，皇帝授旨，称“赤牒授官”。斜封官则是皇帝受公主、后妃的请谒，用墨笔敕书任命官员，用斜封交付中书省。她们利用斜封，鬻法徇私，进而搞裙带关系，各树朋党，扰乱吏治，致使政府机构的工作难以正常开展。姚崇则联合宋璟等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睿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罢斜封官数千人”。同时，他又不畏强权，大力整顿吏治，使唐政府很快出现了“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的清新局面。姚崇为玄宗辅政时期，继续大力整肃吏治。严格铨选制度，对于以请托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官职的，无论是谁，姚崇都坚决予以制止。开元二年（714年）二月，申王李成义向玄宗请托，要求将他府中的阎楚硅破格晋升，玄宗答应照顾。这种做法违反了官吏提拔的正常程序，姚崇坚决反对。他和另一丞相卢怀慎上书，反对因亲故而升官晋爵。姚崇的力争，迫使玄宗收回成命。至此，向皇帝请谒讨官的情况大为收敛。

唐中宗时，佛教盛行，公主、外戚皆奏请度民为僧尼，以求福禳灾；富户强丁也多削发以避赋税徭役，破坏了政府的正常赋税征发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姚崇再居相位后，义不容辞地上书玄宗，说：“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起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唐玄宗采纳了姚崇的建议，命有司检括天下僧尼，以伪滥还俗者1．1万多人。又规定“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禁百官家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禁人向铸佛写经”。

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蝗虫大起，当时百姓迷信，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姚崇派遣御史分道捕杀。汴州刺史倪若水拒绝御史入境，认为蝗虫是天灾，自宜修德，以感动上天。姚崇得知大怒，牒报倪若水说：“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自安？幸勿迟回，自招悔吝！”此时，包括卢怀慎在内的朝中大臣也多认为驱蝗不便，玄宗也有所怀疑，姚崇说：“今山东蝗虫所在流满，仍极繁息，实所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事系安危，不可胶柱……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结果玄宗被说服。排除各方阻力后，姚崇全力督察捕蝗工作，并且还亲自设计捕蝗办法：“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结果颇见成效，蝗灾逐渐止息，当年农业取得了较好的收成。

姚崇一生为政，以身作则，兴利除弊，救世治国，尽责尽职，深得诸帝及同僚们的推许，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其位，谋其政，又要真正地以政治为己任，不因个人才名而偏忽。如，宋朝宰相欧阳修为政一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即使与人言谈，也多谈吏事。有人曾不理解：像他这样名冠天下的大文学家，应该谈论的是文章诗赋、古往今事，而他却多讲为官之道，故发问道：“学者见公，莫不欲闻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欧阳修回答道：“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彼非入境也。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以夷陵荒远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当时仰天誓心：自尔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余年，出人中外，忝尘三事，以此自将。”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们往往恃才倨傲，以学问、文章矜夸，而视敢事为俗流、浊流，不肯尽心尽责。而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宗，为官30余年，无论被贬为地方小官，还是在中央为相，处理政事都勤恳认真，从不疏忽大意，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其位则谋其政，既是为政者的义务也是责任。否则，尸位素餐、混天度日，误己误人误事误国，罪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