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县的达姆寺，它并不是一座宏大的寺庙，历史也不过两三百年。这里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一个十分特别的院落：天葬台四周的墙上，镶着一千多个骷髅头骨，由达普八世白玛白扎活佛创建。由于寺庙曾被严重毁坏，重建时，人们将方圆百里的头骨重新搜集起来镶嵌于墙，所以有的头骨可能会比寺庙的历史更加古老。

那天上午，天葬刚刚结束，地上仍可见到痕迹，秃鹫的羽毛。我们走进院子，闻到血混合着酥油的气味，构成一种鲜明而生动的气场。生与死在这里圈下两块投影，彼此相交。

一个藏族小伙子主动为我们担当解说员。他用钥匙打开了天葬院的“生门”，走到那血迹尚存的天葬台边缘。院子很小，除了中央的天葬台，四周就是层层叠叠镶嵌的骷髅墙了。他对我们讲起这里的历史，说，头骨提醒人们四海归帆，终有一死，就像那句老话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与来世哪个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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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文化差异，中原地区见不到的骷髅寺庙（教堂），在欧洲却并不罕见。多年以前，在捷克布拉格郊外的小镇霍拉，我见过一座用人骨装饰的教堂：Sedlec Ossuary（塞德·莱茨藏骨堂）。天花板、门楣、拱顶、廊柱、吊饰，全是人骨。过于精美，几乎疑心它们只是石膏做成的。但这些遗骨属于实实在在活过的人们，他们大都死于14世纪的黑死病。

当时那座教堂的空地只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小，因为瘟疫，突然要容纳三万多个坟墓，实在捉襟见肘。教士把埋不下的人骨搬进教堂，堆积如山，再后来，这些人骨就被用作了装饰素材——这就是历史——死亡成为时间的装饰。

七百年过去了，另一场疫情再次困住了我们。因为被关上了门，我们才试着去打开那扇从没注意过的窗，却也因此得到了一个意外的视角，用他者的目光仔细看看自己的身边。由于路上不得不随时做好搁浅的准备，所以我们带着帐篷睡袋，方便扎营。回想2017年在加拿大，也和朋友有过一场横穿大陆的长途旅行。路线像念珠那样穿起了沿途的国家公园，白天远足，晚上露营。

阿尔伯塔省贾斯珀国家公园，露营地位于一大片松林中。即使是阳光灿烂的下午，松林深处也郁闭幽暗。大约是生态环境太自然，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蚊虫——刚打开车门，立刻就被轰炸机一般的蚊子环绕，隔着衣服都能被咬上七八个包。一不小心张嘴，蚊子就飞进口腔，像跳跳糖那样在舌尖蹦跶。

我们撑好帐篷，钻进去，拉紧拉链，就再也不敢出来。跪在帐篷里面打蚊子，狼狈不堪，大汗淋漓。躺下的时候，盯着半透明的帐篷顶，蚊虫啪啦啪啦地扑腾，各种可疑的声响坠落在上面，令人心烦意乱。

去营地公用澡堂的路上，遇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巨大的冰块砸在车顶上，声如擂鼓。冰雹过后，滚烫的柏油马路上，散落的冰块直接升华，化为一片白雾，像舞台上的干冰。

第二天，我们打算在附近远足。刚走到一条徒步路线的入口处，还没来得及钻进蓊郁的草丛，就发现朋友的冲锋裤上已经密密麻麻爬满了蚊虫，灰色的面料几乎变成黑色。它们黏贴在上面，拍掉了又立刻附着上来。那瞬间我头皮发麻，一阵鸡皮疙瘩起到了胃里，差点呕吐。想起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在《鱼王》中写，夏天的西伯利亚冰雪融化，全是丛林沼泽，蚊虫肆虐。无论再怎么闷热，人们也必须浑身裹得严严实实，抹上防蚊的油脂。在流放犯人的途中，一旦领队想要干掉谁，就把谁脱光了衣服绑在树上，任由蚊子像磁粉那样扑上来，满满一身，活活把人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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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蚊群。在某个叫Birch Bay的湖边，遇到过一个奇怪的家伙。他已经在帐篷里住了三个月，看起来是打算永远这么住下去。我们遇见他的时候，他正在一边钓鱼，一边刮胡子；赤脚踩在草地上，看起来相当自在。

那几年的露营之旅使我对生火这件事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执念。在北美地广人稀的地方，路上开了好半天没有一辆车，餐厅遥远不说，食物又单调又生冷，让人没有胃口。大部分中午，到了某个休息点，我们会现找柴，现生火，现烤超市买来的食物吃，半个小时内能搞定，并不比在家做饭慢。

到了夜里，就去营地管理处买来木柴，引火刨花，点燃在铁皮桶里，不慌不忙地烤点香肠，佐以冰啤酒，甚至还可以烤几串棉花糖夹饼干。

营地总有很多拖挂房车，撑开挂着灯串的天幕，一家老小围着桌子小声聊天，他们一住就是一个星期。我喜欢举起啤酒瓶子，朝他们扬扬下巴，算是问候。

篝火可以熏走蚊子，烤干袜子。围炉而坐的时候，火光让每个人的脸庞都温柔下来，也变得安静。那样的时刻让人自觉放下手机，也不想轻易说话，只想安安静静凝视星星，也接受它们的凝视。

在雷丁山国家公园的某个夜晚，我成功预约到了一处“七星级”营地：十五元一晚的空位，在一片干干净净的沙地上，背靠一整片松林，面对一整片湖。没有蚊子。那是我整趟旅途中最喜欢的一个露营地。

扎营完毕，一个澳大利亚小伙子十分礼貌地走过来，询问我们的营地是否有空，可以让他在边上搭个帐篷。他说他没有钱，和女朋友分手了之后，一个人旅行，全程搭车，走哪儿算哪儿，连露营费都能省则省。我被他不卑不亢的态度给打动了，欣然允许他借用我们空地中的一块角落。

夜幕降临，他主动帮我们生火，烤了鱼。他从背包里掏出一小罐胡椒和海盐，撒在烤鱼上，味道非常好。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他说起旅途上的故事，琐碎的快乐和麻烦，细节早就忘了，只觉得我们像两个石器时代的野人，偶遇在河边，互相分享了今日的渔猎。

他说话的声音很平静，像一条溪水。听到后来我好像也走了神，仅仅是看着篝火在眼前闪动。他见我犯困，就非常识趣地打住了，说时间不早，准备钻进帐篷睡了。

他说：“第二天我会走得很早，你们醒来的时候应该看不到我了。我会轻手轻脚收拾帐篷，不会打扰你们。再次谢谢你们的慷慨。晚安。”

我们醒来时，他已经不见了。沙地上只留下四个风钉扎下的小孔，除此之外别无一物，让人几乎怀疑昨晚就没有出现过任何客人。我们也默默收拾营地，离开了那片湖。心中确信从此以后都再也、再也不会碰到。

那趟旅途的最后，我对扎帐篷熟悉到就像打开一把雨伞。而篝火对露营来说，就像蛋糕上的那枚樱桃，马丁尼中的那枚橄榄。可惜到了国内，露营变了一些味道，沦为一种表演，大家好像只是为了摆拍，发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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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西藏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里没有防火禁令，毕竟大部分地方根本没有植被。我把露营装备都装车，打算哪天要是走得很深，没有住宿，就扎营度夜。

一件事情期待太久，容易落空。萨普神山原本是这趟旅行的皇冠，我们甚至为此多等了一周，就为了在一个完美的天气抵达这里。但摄像头和棕熊警示牌令人不安，只好放弃了扎营的念头，打算只走到雪山下的冰碛湖，看看就好。

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风景，一个男人突然骂骂咧咧地跑出来驱赶我们，不停吼叫着：“当官的马上要来了！当官的马上要来了！”看他那架势，还以为是……那什么要进村了。

“所以这个地方只有当官的能看？”我一股无名火起，忍不住问他。

他没有正面回答，转而凶狠地指责我们逃票。而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山脚下那个房门紧闭，叩问无人，貌似已经废弃的小卖部，是所谓的“检票口”。我们努力控制内心的愤怒，不想再与之纠缠，上车离去。

不远处，六辆外地牌照的丰田酷路泽停靠成队。一群官员模样的人下了车，走到高处指点江山。我们被赶走了，而返程的狭窄山路上，迎面而来的司机黑着脸，路旁有错车的空间也不肯退让。又是一次因为期待太高而落得无比沮丧的经历，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儿——提前回去的话，还有整整一下午要打发；继续往前走，时间又不够了。

我们茫然地朝着下一个目的地而去，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在两百公里外，那个地方叫三色湖，不知道有没有住宿。但无可选择了，只好先去了再说。

意外的是，上天像是为了安抚我们一样，赐我们一个意外的黄昏。抵达道路终点的时刻，雪峰拱卫，一片冰碛湖镶嵌在山谷中，如一个冷静的拥抱，让我们安宁下来。远处，念青唐古拉山的余影连绵，流雾羽化了锐利的峰影，山云交涵，时隐时现。再往上，冷月高悬，神似一位仙侠，纁裳缥缈，倚靠着岩壁，目如寒剑，凝视我们。

湖边堆积着大块大块的冰。我蹲下来抚摸那些晶莹剔透的冰块，忍不住咬了一口。没有任何味道，只有彻骨的凉。水面一片冰裂纹，灰蓝色。

天色已晚，我们决定就地扎营。但是风太大了，帐篷被吹得摇晃不止，防雨层猎猎作响，铝制的椅子都被吹翻了，满地滚。我们反复敲打防风钉，感觉若不扎牢，梦里会被吹到半空中去，乘上飞毯。

找了一个下风向，躲在车身后面，开始做饭。利用烧水的时间，小伊切好了番茄和黄瓜，双手已经冻得发红。我将面饼放进锅里，盖上盖子。太冷了，此刻我迫切地想要点一堆火，取暖。

这里荒凉，找柴不易，搬起石头垒了一个土灶，搜集了一些枯草，将就用原地上那些烧过一半的剩柴，点燃了篝火。一股热浪扑来，火苗疯狂跳跃着，像是在与一头看不见的野兽互相撕咬。

我们围着篝火，煮酒喝到夜深，都醉了。黑暗似乎将高山放大了数倍，显得我们格外渺小，如在釜底。星辰藏在雾中，某种又旷阔又恐惧的原始感受袭来，我走到湖边，对着空虚的荒野放声呐喊。

篝火熄灭之后，寒气袭来，我们躲进帐篷，在大风中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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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带着宿醉的倦意，我们慢慢登上了达宗遗址。藏语“达”的意思是“老虎”，“宗”的本义是“堡寨”，设立于清乾隆年间，相当于县府城堡，原有五层楼高，城墙，官邸，住宅，藏式石木结构，相传是尼泊尔工匠修建。

废墟伫立在一片石头山顶上，视野绝佳。站在早已坍圮的窗口，望见山崖两边分别有两片海子：左边的黑湖与右边的黄湖，像一对异色的瞳孔，而我们的位置，正好是在鼻梁上。

三百多年前住在这栋堡寨里的人们，日日夜夜就这样眺望我们眼前的风景，在这风景中喂马劈柴，粮食蔬菜。这些眺望会把他们变成世界上最浪漫的人。如今他们的痕迹在哪里？这石头窗框，曾经倚靠着怎样的肩膀？

我坐在先人们生活过的地方，吹着风，望着湖，意识到今年的旅途就快要结束了。许多去过的地方，也许今生都不会再来。天那么高，云那么远，我与这些石头、风与海子的唯一一次相遇，就是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之后，一切就往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