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也是潮湿得“扁担都能发芽”的地方了：道路几乎被密林围拱，成了一条翠绿的隧道。暴雨形成网状的水帘，一层层滑动在挡风玻璃上，即使把雨刷调到最快挡，也来不及抹开。雨帘让车窗的视野变得像水底。依稀可见墨绿的峭壁上，不时缀着一树桃花，灿若粉霞。

“我爱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那是你的眼睛”，我刚刚想起肖斯塔科维奇的名句，眼前就演奏了一场圆舞曲般的雨过天晴。教科书一般完美的植被垂直分布：皑皑雪峰如F大调的钢琴独奏，悬浮在圆号般饱满的森林上，雪松、华山松、云南松、红豆杉……林涛交响。峡谷底部，河流是一群翡翠色的赛马，冲出栅栏，奔腾而去。

“这也太瑞士了吧。”小伊忍不住感慨起来。我笑道：“应该说‘瑞士也太波密了吧’。”

“没错，而且不止……还有苏格兰的高地、新西兰的湖、加拿大的松林、尼泊尔的寺庙。包括瑞士的山……”

“简直是六天五国游。”

我们感慨着藏东南的丰富地貌，也没想到，就在那个下午，六天五国游变成了六国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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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密县城吃了一家蘸料地道的砂锅米线。亲自下厨的重庆老板大概寂寞太久，两碗米线的工夫，已经将全部人生娓娓道来：当年“打烂仗”到波密县，一待二十年，开了餐馆，养活了老婆孩子。“要不是开这家面馆，我可能在牢里了。”

疫情之后，生意就不好了。妻儿回了老家，他请不起帮工，咬咬牙，一个人在这里守店。墩子、厨师、上菜、洗碗，一个人包揽。问起周围有什么小众景点值得一去，他竟然一无所知：一半是忙碌，一半是没有兴趣。“我从来没有在这儿附近出去耍过，”他说，“只有一个冬天，开车送朋友，开太快了。车速80公里，驶上暗冰路面，失滑，打横在弯道上，差点没命。”

听完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脑子和胃都饱了。午后天光转晴，空气暖湿，一种勾了芡似的黏稠感，让人呵欠不止。在一顿饱餐过后的困倦中，想到下午要路过的波密“桃花谷”，完全提不起兴趣。只打算在途经的时候，顺便“看一眼”。

提起桃花，不自觉就联想起孃孃们拍照时飞扬的丝巾，或油画里那堆肉红色的、橡皮糖似的虬枝；再或者，古装剧里粉泡泡一样甜到发齁的对白。这套刻板印象过于深入，以至于真的走进桃花谷的时候，我惊呆了——这分明是那个哀靡、风流的平安朝——百里樱花夹道相迎，满目绚烂、明媚的哀愁；白色花瓣在风中摇曳，落洒一地春雪。这是博尔赫斯也为之倾倒的物哀之美，仿佛紫式部笔下的人物站在窗前，眺望“雪花飞舞后面的繁星”；又或者一座潮湿的长桥，在雾霭中“显得那样深远”……

也就是在这遐想的浪尖，我看见远处：谷布穷日的峰顶，锐利如戟，负雪裁云。

与小伊各自拿了一只橘子，冲了一杯咖啡，走向那片花影的深处，席地而坐。我忍不住像个孩子那样，躺下，头枕于手，仰望天皎云朗，草柔风滑，树枝像静脉那样，嵌入云朵的体中。

那一刻的光影与构图，无疑是印象派的；诗人廖伟棠写，当他看到莫奈《撑阳伞的女人》那幅画时，他感觉“看到了全人类的幸福”。艺术刺破了语言之膜，直接触达感官。此刻我因为想起那幅画，感到自己也拥有了莫奈的眼睛。花瓣溶解在了春天里，世界溶解在了光中。

因为那明媚的哀愁，回来之后我也写了一首诗：

我看过你所说的那幅画

打伞的太太，斑点的光

诗人写：

画家轻微的仰视视角

制造了全人类的幸福感

那幅画之后的傍晚

公交巴士没有了

火车也不会来了

幸运的话你可能会搭到一辆车

车里有一个家庭

你知道你搭上了全人类的幸福

暴雨的色彩稀释在雨水中

你坐在全人类的幸福里

抵达空****的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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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十多年前，国际旅行仍然便捷的时候，我和同学们背包穷游欧洲。停留巴黎的最后一天，同学已经先后回国了，而我想去莫奈故居，看看那片著名的睡莲。莫奈在这里住了四十三年，画了四十三年。

故居位于距巴黎88公里之外的小镇吉维尼。我查阅攻略，乘火车，又换大巴车，终于抵达。但那个下午，我在莫奈花园流连太久，回去的时候，大巴收班了，没有了。我当场傻眼，只能沿着公路一边走，一边竖起大拇指拦车，希望有好心人可以载我去火车站——活像小说里那样。

的确有人停下来了，车里坐着一家人，小孩不超过三岁，坐在后面。我刚一进车，外面就下起瓢泼大雨。前座的那对夫妇回过头来对我说：“你运气真好啊！”

我本来不太会法语，但此刻上下文语境无比清晰，我不仅完全听懂了，还立刻感激涕零地回答：“Oui oui, C’est ?a! merci beaucoup!（是的是的，太谢谢了！）”

这家人本来是要一路开回巴黎的。但我不好意思全程搭车，于是请他们在火车站把我放下。等他们走后，我才发现：又晚了，火车也没有了。当时的心情接近于晴天霹雳——我的回国航班在明天，所以我无论如何，今晚也要回到巴黎。

绝望中，我走向火车站旁边的出租车站。问了价格，回巴黎四百五十欧。这是十五年前的四百五十欧，比回国机票还要贵。外面瓢泼大雨，天都黑了，火车没有了，往来路过的车也没有了。我没有办法，心疼得要死，但也只能打车了。

万万没想到，坐进出租车里的时候，司机说：“先给我看看四百五十欧。先给我看看再说。”

我被某种羞辱彻底激怒了。难道他以为我到了巴黎就会赖账吗？一气之下，我从钱包里抽出钞票，晃在他眼前：“See？？See？？Just drive ！”我的确气得声音都变了。

这个尾声成了整个欧洲之行的最后记忆：最愚蠢、最心疼、最羞辱的一次打车。好在喜剧等于悲剧乘以时间，如今再跟小伊聊起这个插曲的时候，只像个笑话了。

“四百五十欧就是你对莫奈的真爱啊。”小伊笑道。

“对啊，那都是2006年的事了……”我闭上眼睛，静静听小伊单曲循环着的那首加藤登纪子《時には昔の話を》（《偶尔也说说昔日吧》），1987年的老专辑。歌词大意是关于青春的落魄与浪漫：“偶尔也说说那些过去的日子吧，咖啡店窗外的树，潮湿的热风，贫穷的日子，睡大街，偶尔有廉价小公寓……每天都像暴风雨一样燃烧，每天都在气喘吁吁地奔跑……你还会奔跑的，对吧……”

一瞬间，眼中有什么沸腾着，或许仅仅是阳光。今夕何夕啊，人间四月天。我们做了一个下午的隐士，躺在这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山外的世界，2022年4月3日，也就是今天：俄罗斯与乌克兰正在打仗。

3032年4月3日，历史会抵达哪里？战争或是和平？到那时，也许这片树林都已消失了。只有一件事情是美好的：一千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桃花树荫，曾经有两个孩子，席地而眠，笑着，吃了橘子，酸甜地睡去。醒来，她们散步到林中，发现树上藏着许多页岩雕版，刻着经文与佛像。

∞

在回来很久之后，我仍常常回想那天下午的明媚与哀愁。村上春树在一次演讲中说，日本人对于樱花的迷恋，源于他们是一个与灾难并存的民族，对无常的残忍与甜美，有着最深刻的领会。但我好奇：全人类并非只有他们才与灾难并存，为何物哀之思，只在日本才成为文化符码？难道剩下的世界里，再没有类似的对应概念吗？既然人类心灵是共通的。

日本学者大西克礼研究物哀的著作中，也追溯了相同的问题。他援引了西方一些学者或心理学家对类似概念的描述，比如“憾事之乐”“快乐的痛苦”[1]，等等，暗示人类心灵体验中，悲哀总是包含某种快感，恰如雪莱所说，“我们最甜美的诗歌，表达的是最悲哀的思绪”。

“有哪个西方艺术家的作品也让你感受到物哀吗？”我问小伊。她想了想，说起法国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的作品Animitas，那是一组装置作品的影像，大地上一片摇晃的风铃，象征着某种生命的颤抖与荒芜。但更让我感受到物哀之思的，是这位艺术家在濑户内海丰岛美术馆的另一件作品：心脏档案室。

在一座日式平房内，内敛简洁的灰黑木板墙，门的内侧是白色。你将穿过一小段走廊，墙上布满大大小小的黑色矩形。走廊尽头是黑暗虚空，一盏灯泡随着放大十倍的心跳声节奏，不断闪动。那心跳声听起来像急促的战鼓，又如某种摩斯密码。

你也可以来到另一个房间，拉开桌子、椅子，坐下，戴上耳机，凝视眼前被扁窄的窗框勾勒出的、长方形的海。就这样，你能听见艺术家从2008年开始搜集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三万多个生命的心跳；或者，录制下自己的心跳。

2019年，疫情前的最后一次旅行当中，M曾经亲临这家心跳档案馆，为我录下她的心跳，并将CD带回给我。我们相识已经十七年，是比爱人更重要的挚友，但我们始终没有一起旅行过。

有时候我忍不住想，在将来某一天，这会不会成为一件憾事。

人一生的心跳，大约三十亿次。有研究表明，当一个人遭遇悲剧性事件，比如亲人离世、爱人分手……心脏的供血、搏动强度、心律，等等，都会因悲痛而大受影响。因此“心碎”是有生理基础的确切感受，并不是纯粹的修辞手法。

心跳总让我想起某种地热景观：噗，噗，地壳深处的热泉搏动着，在沥青表面不断地隆起一个个小泡。那黑色、光滑、富有张力的表面下，是泥泞的、浓稠的、存在式孤独：每个失眠夜的自语喃喃，眼泪汪汪。心事杂草丛生，一片冒泡的沥青湖。

心跳也是物哀的。如同莫奈的睡莲、普鲁斯特的玛德琳蛋糕、刘亮程的麦田、钟子期的琴……也是木心临终前那句话：“风啊，水啊，一顶桥……”

[1]书中分别列举了“Plaisir de la douleur”（快乐的痛，Théodule Ribot语）；“luxury of pity”（憾事之乐，疑是Herbert Spencer语）；或者“Lust am eigenen Schmerz”（享受自己的痛苦，疑是Eckar von Sydow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