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小时的行车，从成都直抵理塘。一天之内，海拔骤然上升4300米。在理塘县城的当晚，我被一阵头疼袭击，睡不着，越担心睡不着就越是睡不着。熬到天亮，勉强起床。小心翼翼将窗帘拉开一条窄缝，阳光豪雨般泼洒而入，从头浇了下来：在家乡成都平原，绝少见到这等透亮的晴。我们都没睡好，但打起精神上路，就着声音碎片《陌生城市的早晨》，迫不及待向格聂神山出发——这趟旅程，我们等了好久。

刚拐下国道，开上小路，两群庞大的牦牛就挡住去路。牧牛人只是盯着我们，放任牛群不管。我们和前面的车一起，等候，再等候，一寸寸挤过去，绕过一堆笨重而庞大的牦牛屁股。

接着是一路荒凉，光明，发夹弯盘着盘着，就到了铁匠山。碎石遍布，让整座山看起来危如累卵。湖水结冰了。下车拍照的时候，大风快要把我的外套撕成碎片。因为太冷，我们迅速躲回车里，继续新的一沓发夹弯，把刚刚盘上去的高度又降下来，就像为山盘起一头辫子，又再放下。

正值上海整座城市为疫情所困的艰难日子。小伊与我聊起困在那里的朋友，一个个如何烦闷，找不到吃的，每天为了抢菜而焦虑得团团转……就在我们叹息着“珍惜当下”的那一刻，眼前出现了一道闸口。

当地执勤者拦住我们：“核酸。48小时的核酸。”

我们当时就傻了。

出门的时候成都完全没有疫情，整个四川风平浪静，怎么就突然要查核酸，而我们也真是没有做。一番讨价还价，恳请，询问，电话，解释，争辩……直至最后苦苦乞求，全然无用。

“不行。核酸。没有48小时核酸不能过。”

“那你让我们怎么办。”

“回去补核酸。或者回去走318国道。”

“既然国道能让过，为什么不能让我们从这里过。”

“不管。”

如果说这场疫情教会我什么事，那就是拥抱无常、脆弱、失控感、不确定性——但这只是理论上的。人性深处是有强烈确定性偏好的：我们原本渴望事情处于掌控之中，有迹可循。

几辆本地村民的车没有被拦截，顺利通过了。我们依然被卡在原地，左右为难。一想到要把刚才盘下来的辫子又重新再盘上去一次，而且与格聂神山彻底无缘，我们沮丧得说不出话来。

但没有办法，只能回去。到了有信号的地方，小伊立刻在地图上搜索新的路径，争取不走原路，节省时间。“有了，这里！看，”小伊把手机递上，说，“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岔口，然后走这条村道，往北穿……去巴塘。”

∞

时间已是中午，我们原路折返了一段，回到岔路口，在一个海子边上稍作休息。两片海子彼此相连，卧于群山，令我恍惚想起318国道上的姊妹湖。眼前的湖面风平浪静，隼鸟掠水而飞，如在镜子上跳舞，山影如佛像。

虽然从出门第一刻开始就反复对自己说，要拥抱不确定性，但真正到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面前，还是无法真的从容。风景不该因为心境不同而不同，我不想愧对眼前的美丽，努力深呼吸，告诉自己这就是一个斯多葛时刻——古希腊斯多葛派认为，美德出于自我节制和理性、安宁、接纳。一切波折，都是上天对自己性情的考验。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和我们后面的遭遇相比，这点测试简直就是开卷小考。

按照谷歌卫星的指示，我们沿着小路穿行山中。路过一个村庄，村口的疫情检查闸口敞开着，但没有人。我们看了一眼，也就没有停，径直驶过。

接着，我们和一辆摩托车错肩，继续沿着山路深入。

不久，那辆摩托车追了回来，紧咬着我们后面。这是条土路，车后的扬尘太大，我怕他们吃灰不好受，主动靠边停下来，想让他们先过。但他们没有通过，而是拐到我们前面，停车，把我们拦住。

我心里一沉，眼看着他们朝我们走来。

对方问：“你们去哪里？”

我与小伊面面相觑，犹豫了一下，回答：“去巴塘。”

“你们走错了，没有路。”

小伊拿出卫星地图，试着想和他们商量，对方坚持说没有路，却冷不丁来了一句：“可以加微信吗？”

我们自然没有理会，径直往前。但接下来的山路越发荒凉，我们硬着头皮往前开，心里越来越没底。路过一个牧民寨子，本想下车问路，但完全找不到人。我放弃了，正准备倒车，小伊扭头盯着仪表盘，问：“胎压怎么不对了。”

我一看：胎压报警，当即从230帕压力直线下降。160。

80。50。20。10。0。

我的心随着车子一沉：这可不太好。

过去当然有过无数次轮胎被钉子扎破的经历。虽然漏气，但至少能坚持开到汽修店去补胎，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防爆胎。更确切地说：亏气保用轮胎。

不可能，别这样。我心里祈祷着，停车下来查看。很快，现实也将我的希望彻底归零：轮胎像个废品站里的旧货那样，已经彻底干瘪，彻底。

“绝望的形状。”小伊说。

我们同时看了看手机，一丝信号都没有。冷静了两秒：这是一辆越野车。备胎就挂在车后。千斤顶就在座位底下。还有工具包。我都清楚。我见过怎么换轮胎，我知道。很简单的。冷静，很简单。我下意识地拿出了机修手套，戴好。搬下了所有的行李，腾出座椅的地方，把它翻开，找出了千斤顶和工具包：扳手，卸胎用的十字套筒，摇杆。该死，这块塑料片是干吗的？

“麻烦你找一下说明书的换胎这几页，谢谢。”我努力镇定，小伊也是，她麻利地找出来递给我。风很烈，吹得我要用手指摁住说明书。额前的刘海太碎，扰动视线，突然很恼人。我心烦意乱，跪在地上，试图安装千斤顶，我觉得我做对了，但是插上摇杆摇动起来的时候，感觉不到它承了力。

试想给自行车胎打气，至少也能感到气压在施加吧。眼前要顶起一辆三吨重的车，至少应该能感到千斤顶的摇杆在受力吧。为什么……没感觉受力？我后悔出来之前没有好好练习换胎。我只是熟悉了绑雪链，也看了脱困板的使用视频。我怎么能忘了熟悉这个千斤顶？天……我真蠢。不，不行，这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冷静。从容。专注于怎么搞定这该死的千斤顶，它看起来完全不管用。是厂家错配了吗？

我真的想不出还能怎么安装了。看起来它就是这样了，已经安好了。我再次像个汽修工那样躺到车底下去，按照使用说明书的指示，把千斤顶塞到左后轮的一根承重梁下面。

那瞬间我意识到一个问题：这底下是泥地，千斤顶顶起之后，会陷进泥地里去。应该找一块硬地（已然不可能），或者垫一张塑料片（就是刚才那个让我困惑的玩意儿）。我知道这一点，但眼下真的顾不上了——先让这该死的玩意儿顶起来再说吧，我心里混乱地祈求着。

依然没有用。千斤顶没有受力。我不相信自己安装的这小玩意儿能管用。我不是阿基米德。我有支点，但我不相信自己能撬起一辆越野车。我从车身底下钻出来时，冲锋衣已经满是灰尘、油污。四下望去一片荒凉，一阵大风吹来，沙子扎眼睛。这里是格聂山脉，位于整个横断山脉区域的中央，被称为“横断之心”，完全没有手机信号。唯一庆幸的是现在还没有下雨，没有天黑。

我说：“我们去找人来帮忙吧，工具都在这儿，看有没有人能来一起弄。”

小伊看了一眼三百米之外的那些棚屋，焦虑地点了点头。

“我们一起去，这里没有信号，走散了无法联络。”我一边说，一边后悔没带对讲机。好了……别后悔了。我打住自己，现在不是自怨自艾的时候。我们将贵重物品锁进车里，大件行李任其散落在车子周围。“会在回来的时候，发现东西都被偷走了吗？”小伊问。我觉得她只是在开玩笑，活跃气氛，于是我装作轻松：“那至少证明周围有人，也不错。”

∞

我们一起朝着远处的棚屋走去。风很大，烈阳也在拷问我。时间已经是下午三点。我估计今晚要被困在这里了。幸好有睡袋。有吃的。夜里我会高反吗？我可不想雪上加霜，今晚困在这荒郊野岭，忍受高反。好吧，甚至那样也不算最糟，我心里最担心的是，让小伊落下阴影，再也不愿跟我这个倒霉蛋出来了——因为就在两个月前，我们才刚刚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车祸——在某个悬崖边的弯道上，右前轮爆胎，瞬间失控，撞向护栏，白烟四起，滚烫的胶皮臭味儿袭来，安全气囊弹出，贴着我的鼻尖。我俩本能地飞快跳下车，逃出来，回望撞击现场，目瞪口呆。我记得当时肾上腺素喷涌，整个人虽然头脑冷静，但双手不自控地发抖。要不是有巨石和围栏阻挡，车估计会直接滚下悬崖。

即使那一刻，都没有眼下这么让人心烦。但是一想到即使日常生活里也会遭遇地震、火灾、歹徒、交通事故……哪有什么绝对安全可言？我不接受那种无聊的安全。此刻只是在支付应有的代价。小伊很勇敢，她一定不会有阴影的……深呼吸，深呼吸，没什么大不了的，会过去的。

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拼命阻止自己胡思乱想。

路过第一户棚屋。我们上前敲门，没人开门，但里面传来老人的声音，哼哼唧唧，听不清楚在说什么。这时候听见有孩子的嬉笑。我们寻声望去：远处有几个人影，看起来像是在水边休憩。我们朝他们走去，远远地就高喊着扎西德勒，尽量挂出笑脸。走近后，发现这是一处野温泉。几位妇女有的坐在边沿泡脚，有的在给孩子们洗澡，还有的在洗衣服。

我心想：不错。今晚看起来只能在这里扎营了。至少还有热水，还是野温泉，说不定星空很美。

一通扎西德勒奉上，接着就是鸡同鸭讲，完全无法交流。更糟的是，她们太羞涩了，几乎不敢看我们，好像我们是两个外星来客，空降地球，长得奇形怪状。

小伊掏出手机，给她们看瘪掉的轮胎的照片，夸张地打起手势，寻求帮助。

她们显然懂了我们的意思，但依旧迟疑而羞涩，目光回避着我们，只在彼此之间哇啦哇啦用藏语聊了好长时间，时不时还迸发出笑声。那笑声让我心烦：拜托，我都这样了，你们笑什么？

全人类的巴别塔之苦[1]啊，世界上如果只有一种语言该多好。我感到无助又无奈。但为了表示自己不会放弃，我一屁股坐下来，看着她们洗脚。终于，有个女孩从温泉里收回脚，开始擦干，穿袜子，穿鞋。她大概不过十几岁，看上去可能上过一点学，能听懂一点汉语。

“你要帮我们吗？”我急不可耐地问。

她点头。

“谢谢！谢谢！”我感激涕零地看着她，虽然我想不出她能怎么帮。但“总算有人站起来了”这个姿态本身，已经让我重燃希望。

我们跟着她往回走，接着终于明白了她的意思：她会带我们去找另一户，会汉语的人家。

好吧。已经这样了。我不介意再磨下去。

一对年轻夫妇走了出来，姑娘非常美，皮肤白。小伙子很英俊，留长发。我们用放慢五倍的语速，试图询问，有没有人会骑摩托车，能不能带我们去村上，找汽修工；或者去有信号的地方，联络汽修店来帮忙。

“我们这里没有信号。”姑娘说。

“那你们怎么跟村里联络？”

“不联络。”

“那我们怎么办？”

姑娘和小伙子都把目光投向远处，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姑娘突然问我：“你们会骑摩托车吗？”

“……不会。”我说完，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学会骑摩托车。我把目光投向她的丈夫，那个小伙子。他看起来就像个天生的摩托车赛车手。他能骑吗？能请他骑摩托车带我们去村上找人吗？拜托了，多少钱都愿意，我们只是想要麻烦你用摩托车载我们一下。

“他脚受伤了。”姑娘说。

我心里一阵绝望，因为看上去这纯粹就只是个借口。我隐隐觉得她只是不愿意帮我们。或者说，她也许想要报酬？我为自己这样的揣测感到羞愧，但我无法控制自己不这样想。我想和她商量价格。但我又怕这样做，更会得罪他们，于是没有开口。

“那你呢？你会骑吗？”我厚着脸皮继续问那个姑娘。

“我不会。”姑娘说。

“走到村里去，要多远？”小伊突然问。

“很远。那太远了。”姑娘说。

如果一个当地人都告诉你：很远——那你还是不要自不量力了。况且，我是真的不想走了。

这时候，姑娘眼睛一抬，手一挥，指着半空中说：“那对面的山顶上，有信号。”

我们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向天空——不知道她说的是哪座山头，但如果我现在还有那种力气去爬那么高、那么远的山，去找信号……那我也一定有力气一把将汽车拎起来，直接拧掉轮胎，换好，再摁回去。不就是玩具嘛。

“你们有马吗？”我问出口之后，自己都笑了。

一个荒唐但不失有效的办法：借一匹马，骑到山上去找信号，或者骑到村里去，找人求助……看起来是唯一理性的选择了。

但夫妇俩也只是付之一笑：“我们没有马。”

浪费了很多时间傻在原地，东拉西扯。最后我们得知，村里的其他人大概会在晚上六七点回来。那时候有人会骑摩托车。到时候，再看看能不能找人带我们去村里求助。而在那之前，我们还是滚回去自求多福吧。

∞

我们回到车旁，继续捯腾千斤顶。拿出来，又放回去。怀着一种不抱希望的麻木，我上下摇动摇杆二十多次、三十多次、五十多次。大概一两分钟过后，我突然感觉到了千斤顶在受力。

一种喜出望外让我瞬间激动，继续猛摇，清晰地感到车子正在被顶起——我注意到了千斤顶正在下陷，但我太高兴以致于顾不上了。我惊喜地看向小伊说：“顶起来了！”

刚说完，我就感到一丝忧虑，这么小小一个千斤顶，车有三吨重。我不知道要摇到猴年马月，才能把它顶起来。

小伊立刻说：“我来。”

她接过手，仅仅摇动了不到一分钟，车就彻底被顶起来了，轮胎已经离地。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简单。这玩意儿简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原来一切如此容易，我只是错在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一切这么简单。

瘪胎离地，升高到了合适距离。我们高兴得互相击掌，差点喜极而泣。

我拿起十字套筒，开始卸轮毂上的几颗螺母。很紧，完全掰不动。我扶着小伊的肩膀，整个人站在十字套筒扳手上去，利用全身体重去踩，轮毂上的螺母终于松了。一个，又一个。五个螺母卸了下来，我撤下轮胎。这一切突然太顺利，小伊甚至有空在一旁拍照留念。

接着就是卸下备胎，安上去。拧紧螺母。这直径19英寸的轮胎，真的很沉，但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我怕拧不紧，车跑起来轮胎松了可不是玩笑。于是我再次站上去用体重加持，拧紧螺母。

换完了车胎，我们简直要互相拥抱。接下来，只剩撤下千斤顶了。

然而这时候，说明书让我完全糊涂了。字面上看，应该有一个很简单的小机关，掰一下棘轮，就泄力了。问题是掰哪个棘轮？哪里有棘轮？

“是这个吗？”小伊指着千斤顶底部一个凸起，问我。

“不是。应该不是。它如果要掰动，怎么能设计在底部？怎么有空间拧得动？肯定不是这个。而且它已经有点陷进泥地里去了……”

我再次钻到车底下去，又摸又看，就是找不到棘轮。小伊也一点没闲着，在原地捣鼓了半个小时——足足比换完轮胎的耗时还要久——都没搞懂到底怎么卸下这个千斤顶。

我有种功亏一篑的绝望，沮丧地从底盘下爬出来，站在车旁边，试图调整呼吸，让自己冷静。我茫然翻阅说明书。突然间，我发现车往下一沉。

我绕到车后去看，小伊从车底下探出头来，说：“搞定了。就是这个棘轮。”

我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如此愚蠢——千斤顶已经陷进了泥里，底部的棘轮几乎被掩埋，再差一点就真的再也摸不到、掰不动——就是我之前否认的那一颗。至此，我羞愧得都快不敢看小伊了，而她一如既往地包容，连一句埋怨都没有。

尽管浑身污脏，灰头土脸，但我们毕竟自己解救了自己。因为肾上腺素飙升，我的手仍然有点抖，冷汗有点凉。原本以为今日的折磨应该到此为止，没想到回去路上，再次被命运开了一次笑——开出好远，本以为终于甩掉了这个倒霉的山谷，却在偶然停车的时候，赫然发现，车后面，备胎的扣盖不知什么时候掉了，不得不再次折返回头去捡。

小伊事后对我说：“这，才是最绝望的一刻……”

再次原路折返，去捡回扣盖；之后又被路口的村民拦截盘问，费尽口舌。我感觉筋疲力竭，而返回县城的路，还有大约两小时。因为担心轮胎的螺母没拧紧，我们不得不每过十分钟就停下来，彼此扶着，整个人踩上十字套筒，把每个螺母挨着紧一遍。

如此种种，折腾到天黑，我们总算回到了早上出发的地方：理塘县城。在汽修店，工人指着破轮胎上那道长长的口子，表示无能为力，补不了了。“这里的碎石路，石头没有风化，有的很锋利，必须小心。必须开慢点，胎压要降低。”

而我明明降了胎压，也没有开太快。大约是掉头的时刻，车胎刚好在原地磨到了一块尖锐的石头上，瞬间被割破吧。

修理完毕，我们在返回旅馆之前，彻底放弃了吃烧烤庆祝的念头，累得快没胃口了。走进一家小店，各自点了两碗米线，在一种不可思议的疲乏中，我想查看今日黄历，是否写着“诸行不宜”。

∞

喜剧等于悲剧乘以时间。

如今回想当天的每一幕，都只觉得像个笑话。但身处当时，谁也笑不出来。钱锺书先生在《围城》里建议：“结婚以后的蜜月旅行是次序颠倒的，应该先同旅行一个月，一个月舟车仆仆以后，双方还没有彼此看破，彼此厌恶，还没有吵嘴翻脸，还要维持原来的婚约，这种夫妇保证不会离婚。”“成田离婚”说的便是这种情形——蜜月回来，两口子崩了，在机场就当场离婚。

摄影家王小慧的自传中，提及一段发生在80年代的往事：那时候她和伴侣俞霖刚去欧洲不久，都是公费留学的穷学生，在西班牙的旅途中，一个暴风雪夜，下错了车，青年旅馆还远，两人无助至极，被迫在深夜步行。这是一个很容易爆发吵架，互相埋怨，暴露人性自私的瞬间。但是俞霖把她的背包接过来，背在自己身上，推着她走路，大声唱起歌来，给她打气。

旅途的考验是某种终极考验：在窘迫与绝望的时刻，是互相埋怨、大吵大闹，还是彼此鼓舞、包容。后者是伙伴之间，人与人之间，可以拥有的最强大的最美好的状态。回想格聂，我只觉得“是奇迹”。而经过此劫，我们对“不确定性”真正有了敬畏之心，以至于接下来的一路，每天我们醒来的时候，都提醒自己要心态卑微，期待着：“要出发啦！今天的倒霉事儿会是什么呢？”

[1]巴别塔是《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中的故事，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