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在大雪中彻夜赶路，是因为小伊想在三十岁生日那天，抵达德格，去德格印经院再看一看。

“但明天不开门。”旅馆老板睡眼惺忪，被我们凌晨三点的抵达吵醒，神情恍惚。

“真的不开门吗？”

“疫情，关闭很久了。”

我们陷入茫然。自二十天前出门起，每天都在拥抱意外。层出不穷的变故：疫情占据很大原因。我有时候想，生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人，是否会感觉这场战争是永恒的。

“但提前知道不开门，总比去了发现不开门要好。”小伊显得很平静，“明天我们还是去绕着它散一圈步吧。”

那夜我睡得很沉。第二天醒来，盯着天花板很久，想不起来自己在何时何地。梦中那些匍匐的朝圣者、转经的信徒，都还没有散去。

记得不久之前，路过洛须镇，恰逢高僧到访，信众聚在古老的寺庙中瞻仰，跪拜，捐赠时竟是一百一百地大把奉上——我惊呆了，为自己象征性地奉上零钱而感到羞愧。藏族人告诉我，牧民们卖了牛，或挖了虫草，第一件事就是先拨出一大笔供奉的钱，朝圣到寺庙，献给活佛；其余的只要足够一年口粮就行了。钱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意义。

在途中，当亲眼见证了磕长头的朝圣者，在马路上三步一叩的时候，我开始思考“寄托”这个词。“人是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韦伯有言大意如此，这张网，类似于某种寄托。有人寄托于信仰。有人寄托于儿女、事业、理想；或者更普遍的：钱？又或者，爱。

那个早晨醒来，我莫名其妙挨了“寄托”这个词一闷棍，躺在**盯着天花板，几乎无力起身。我问小伊：“你有什么寄托吗？”

小伊将醒未醒，一大早地被这突如其来的拷问搞蒙了，久久没有吭声，后来她说：“没有一个大的整体寄托。但有一些小小的事件。看山，也是一种寄托吧。”

“有道理……看山也是一种寄托。生日快乐。”我说。

∞

此前我们已经去过一次德格印经院，邀请了一位藏族姑娘作为解说员，带领我们参观。那是一个9月的早晨，阳光咬碎了院子里所有的树梢和窗幔，在地上留下摇晃的残影。

德格印经院的外观有着经典的藏式建筑特征：深红色的外墙，顶部镶着一层黑色的边玛墙——由厚厚一摞灌木枝构成的通风层，冬暖夏凉。整栋建筑呈一个饱满的回字，三层，看起来并不大，但内部空间利用极为紧凑，动线清晰。

我们进入门厅，抬头瞻仰凿井上绘制的坛城。藏青色，一种忧郁的精美，时刻隐喻着无常、幻灭。

在一楼的天井里，几位伙计正在清洗雕版，水槽是由一根十分粗壮的乌木剖成的，浴缸般大小。我们从一道狭窄的木梯攀爬上去，登上二楼。房间失血般迅速幽暗下来——为了防火，整栋建筑内不用电灯，也没有烛火，照明全靠窗户和天井的自然采光。眼前是一条无比深邃的长廊，海底沉船般宁静。

我为那一刻拍下了照片：彻底的逆光，人站在长廊中只剩剪影。有位朋友看到这张照片，问：“这是什么，酒窖吗？”

的确，雕版的手柄像极了酒瓶细长的脖子。收藏室阴凉如同一座古老的地下葡萄酒酒窖。每块木制雕版，来自当地山上最好的红桦；经劈砍，制型，放入牛粪堆中涹一个冬天，再拿出来清洗，抛光，晾晒，反复涂抹酥油，送去印经院接受质检和筛选。合格的那些才被留作雕版，由工匠们刻上经文。反复印刷后的墨汁或者朱砂渗透了这些雕版，让它们看起来近似皮革般光滑。从这个意义上说，每块雕版的确是时间酿造的酒。

“这些雕版是整部《甘珠尔》大藏经，”解说员姑娘说，“最早的红色那部分，是朱砂雕版。那时候，朱砂比黄金还贵。”我一排排走过整齐陈列的雕版，想触摸，又缩回手。

雕版尺寸大小不一，最常见有“箭本”，相当于古代一箭之长，约60至70厘米；其次是“肘本”，相当普通人一肘之长，约40厘米；另有“短小本”（约25厘米），以及特长本（超过80厘米）。有一些雕版的手柄末端刻着一个蝎形的印记，据说是因为这批雕版极为精美，深受德格土司喜欢，赐印章为鉴。另有一种说法是，这批雕版曾经要送往别的地方修补，德格土司担心它们被调包，刻下家族纹章徽章以做区分。德格家族统治康区一千三百多年，权势显赫，辖地宽广，其第四十二代土司丹巴泽仁创立了这座印经院，工程第十年他去世，其子孙继承此业，前后耗时约三十年，终于建成。这里保存了217 000多块雕版，内容除佛教的各种经书、佛像以外，还包括藏族的天文、地理、医术、宗教史、历史、文学、音乐、美术、工艺等资料，占据整个藏文化典籍的70%左右，其中不少是珍本、孤本、范本。

这里不属于任何教派，是一座信仰的图书馆，象征着那个逝去的、祛魅前的世界。空气中是酥油茶混合朱砂与油墨的味道，浓郁，庄严，一种带有体温的古老气息——如同在这一行行顶天立地的陈列架之间，存在一头凡人看不见的神圣活物，守卫此处——它有体香，隐身无形，匍匐在我们周围，缓慢而平静地呼吸着，因为年岁已老而性情温和。正是从它那无声的吞吐中，我感觉到了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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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迷恋这种宁静氛围，小伊的三十岁生日愿望，就是再去拜访德格印经院一次。虽然已经知道它不开门，但当天一早，我们还是去了。因为不着急，我们甚至故意晚起，在小街上吃了一份天津包子做早餐。但当我们走到大门前的广场时，赫然发现——它开门了。就在今天，时隔很久以来第一次开门——我们都惊呆了：天意，或者“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解说员走到我们跟前时，我一眼认出她就是之前那一位姑娘。上次见面大家都戴着口罩，我其实并没见过她的面容，但我记得她的眼睛。我跟她打招呼，她诚实地说，“不记得你了”，但扭头对小伊说，“对你有点印象”。

解说的内容与上次没有太多区别，只是这次极为安静，没什么人。印经院每年秋冬要闭馆半年，因为太冷。今年春夏的工作季尚未开始，二楼印刷工坊里的匠人们全都没在。桌椅全都扣放着，像一座废弃的学校：《最后一课》结束了，战争要开始了。孩子们的笑声成为历史。

我们旧地重游，恰逢阴天。上一次阳光热烈、人影幢幢的情形不复回。我站在走廊，临着一扇紧锁的门，望着空****的寂静庭院，恍觉当时情景都是幻境。

跟随解说员来到三楼的一个房间：一位专职修补雕版的老师傅提前开工了，正盘着腿，临窗而坐，专心致志修补雕版。他正是上一次来访时我们见到的那位长者：戴着同样一顶藏式宽檐帽，金边眼镜，肤色黝黑，身形瘦削，肃容无澜。我记得半年前的那天，他同样贴窗而坐，蜷着膝，正借着阳光修改雕版，端然如一幅油画肖像——活生生的维米尔。

我从未见到这么庄重、宁静，看上去心有寄托的人。一种不凡气质击中了我，我当即悄声询问解说员：“这位师傅是？”

“眼力不错啊，这位是我们德格印经院最德高望重的老师傅彭措泽仁，是修改雕版的老匠人，央视纪录片都拍过他。”

木质雕版经岁月腐蚀，鼠噬虫侵，厚厚油墨下的刻字会漫漶不清，须不断修正，更补，如此才能保证印刷到纸上不走样，后世流传。解说姑娘介绍完毕，彭措师傅抬起眼睛，指尖轻轻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冲我们微笑。他完全不说汉语。我们就以上次同样的角度又为彭措师傅拍了一张肖像。而就在此时，解说员姑娘终于彻底想起我们来了。她甚至能想起细节：“当时你们是三位朋友对吗？我还问过，‘你们来自成都的啊？真不像’。”

“是的，是我们。”

“青麦翁姆，我的名字，”解说员姑娘高兴起来，说，“老师傅送了我一枚文殊菩萨的印章，我想送给你们，但我只有一枚。”

“太珍贵了吧……还是你留着吧。”我们郑重地推辞，但她坚持，最后我说：“送给我的朋友吧，今天是她三十岁生日，很美的缘分。”我知道小伊会不好意思，于是直接将地址留给翁姆。

半个月后的某一天，小伊发来照片：“收到印章了，还带着德格印经院的气息……太美了，改天带来给你闻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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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拜过很多寺庙，见识了风格各异的壁画。印象深刻者，比如拉萨乃琼寺，被誉为新勉唐画派早期杰作，壁画以忿怒尊护法神为主，不知是修复过度还是原本如此，画面中布满绚丽的云彩和火焰纹饰，遍布人头尸首，护法神面相狰狞，受刑者眼神惊恐，一种炫丽而原始的残酷，六道皆苦。

唯独德格印经院的壁画，幽暗、宁静、工秀。佛像因风化而呈通体烟熏色，唯有金箔勾线如恒河之沙，隐隐若现。神们垂目，微风般仁慈，那么黯淡、那么无奈——人间千古以来的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都在那垂目之中了。在这样的壁画跟前，我感觉自己化作了墙中嵌着的一粒砂，被封存在厚重的颜料与金箔下面，不得言语，失去记忆，也远离了海。

据说这些壁画所在的佛殿比印经院更加久远，已有六七百年历史。时间成了这些壁画的第二作者。我想象着几百年前，那些心无旁骛的画匠们，素衣，简食，终日面壁作画的情形——人原本是可以这样活完一生的。想想一万两千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中，那个伸出手，喷上矿物粉，画出野牛的祖先。那人已化作了灰尘，留下的壁画却历经几万年，仍鲜艳如初。狩猎。采摘。耕织。打制。熬煮。手作。做一名工匠、一名农夫、一位牧民……曾经的古人，以如此单一的选择度过此生。如今的世界里，我们的选择仿佛多了千千万万，但又似乎变得毫无选择。

临别前，青麦翁姆站在门厅前，指着左边墙上一幅壁画：大海中央一座蜃楼，象征人间百态，周围海波泛滥如片片蓝瓦。右边则是一幅六道轮回，中间是三个动物叠起来的图形，鸽子、蛇、猪，分别象征贪、嗔、痴。

“你看，这个撒谎的人，堕入地狱道后，生生世世有鬼拉着犁，在他舌头上耕田。佛经中充满了这样的故事。”翁姆说。

“蛇和猪我都可以理解，但为什么鸽子象征贪？”

“我不知道。”翁姆坦然说。

回来的路上，我们反复猜测答案。“我觉得是因为古人种田，比如青稞、小麦，播种收获都很不容易，但是总被鸽子偷食，于是他们很烦这种鸟，便用它们来指代贪。”我说。

小伊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等到手机有信号的时候，她查了一下：“……好吧，据说是因为鸽子的**频率特别高……”

我们爆发出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