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山一歌》的作者是一位悠闲的隐士，伟大的尧曾试图把王位传给他，却被他拒绝了。在他有关嵩山的诗歌里，有一节谈到了这个地区的异常之处，说这里适合于产生伟人。这倒是真的，至少在每一个朝代都有来自这个地区的名人，我面前就放着228本传记。男性在其中占了绝对多数，这毫不令人奇怪，因为就连英文的《国家传记辞典》中也很难找到几位著名的女性。可是在这些中国名人的名单中我们仅仅找到了7位妇女，这的确会让人想起福斯塔夫[1]把那少得可怜的面包装在一个偌大口袋里的情形。这种指责只是针对这部特定的书，而就总体来说，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1726年刊行的《图书集成》中就有一个庞大的妇女传记集，即使是在今天，其他国家也找不到类似的书籍，更别提在200年以前了。该书第十六典（全书共有三十二典）的标题是“闺媛典”。传记按照人物所具有的某种卓越品质进行分类，这些品质既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这样我们看到了（按照字母排序）受伤害的、多才多艺的、美丽的、孝顺的、幸运的、仁慈善良的、英勇忠诚的、奇异通灵的、聪明能干的、机智有才的等各种类型的妇女，还有女作家、皈依宗教的妇女、宁死不受辱的妇女、不肯改嫁的寡妇，仅最后的寡妇那一类就超过了210卷！

正是基督教为妇女开辟了新的职业，然而过了一两个世纪以后，我们仍然发现她们的地位又回到了底层。直到现在，我们才看到了觉醒，妇女开始重新获得应有的地位。

我们将从这个权威的集子里选出四个例子，另外加上三个作为对比，来揭示男人是多么的邪恶。《汉书》中讲述了那个朝代的一个故事，也就是公元前100年，一个女人博得了她丈夫的欢心，为自己赢得了特殊的显贵，被封为昭仪。可是她并没能独占丈夫的爱情，他还有一个宠妃名叫王湘（Wang Hsiang）。这位夫人私下向她的丈夫诬告那个宠妃：“王湘在脸上擦粉；王湘与侍卫长调情；王湘坐北朝南，就像在位的皇帝一样；王湘对你不忠，是个奸妇。”

那个愚蠢的男人似乎没有让她提供证据，而是相信了她，冲进了那位宠妃的房间。他脱下了宠妃的衣服，并用这些衣服把她捆了起来。然后召集其他妇女，让她们用烧红的烙铁烫她。可怜的王湘一被放开就跳到了井里。即使这样，也不能使那个怀恨在心的夫人满意。尸体打捞上来以后，夫人就命人把她钉在大桩子上，嘴唇和舌头被割了下来，最后，肢解了的尸体被装在盛有桃木灰和毒药的大罐子里，炖成了汤，还让丫环们来观看。这个令人厌恶的故事被不同的史学家记载了下来，他们所做的唯一评论是，这么残酷的事情发生在圣山中岳，岂不怪哉！“这怎么能跟太室所弘扬的博爱精神相一致呢？”

很不幸，另一个妇女也是如此，她伤害别人的权力更大，因为她的地位更高。也许她可以更好地为自己辩护，可就像英国的理查三世一样，我们只有在她死后，才能记下从她对手口中传出来的故事。武后14岁就被选入唐朝一个帝王的后宫，皇帝死后，她和其他所有的妇女都被隔离了。可是新继位的皇帝，也就是她的继子，爱上了她，把她带回了后宫。她在后宫设法挑拨一个皇后与另一个宠妃相斗，最后把两人都除掉了，自己当上了皇后。这仍然不能满足她的野心，就像曼特农夫人[2]一样，她很快就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她的“继子”丈夫死后，她剥夺了亲生儿子的皇权，当上了皇帝，戴着假胡须，登基了。值得注意的是，埃及和巴比伦也有富于才干的妇女扮演了同样的角色。新的武“皇帝”虽然违反了常规，但事实很快就证明她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统治者，她于684年到705年在位，并在此期间更改了年号，感到有必要为“他的”统治披上某种宗教的外衣，她突然想到了封禅中岳，也就是嵩山。三阳宫建在山的南面，可是武后登基以后，对这座宫殿不满意，就在大石岭建造了另一座宫殿，并在那里住了四年。她封嵩山的土地神和地母娘娘为天神，后来又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在天上的排位，封其为天中皇帝和天中皇后，改变了国号和年号，还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封禅仪式，大赦天下，并在新祭坛的南面立下了她亲手题写的石碑。

她有一个侄子叫武攸嗣，她曾答应过封他为高官，可他宁愿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就改了名字以逃避监视，专心研究《易经》或庄子的道家学说。武后派遣了武攸嗣的兄弟去说服他，“可是他非常固执。”他在颍河南面买了几块地，派人去耕种，他自己则专心沉迷于书籍当中。夏天在凉亭下读书，冬天就到山洞里去读书，休闲的时候和普通人待在一起。武后派人监视他，因为她不相信这些，可是派去的人报告说，她派人送去的贵重礼物原封未动，上面落满了灰尘，而“他却在峡谷里或山坡上悠闲自得”。他得到了回报，后来，一次宫廷革命再次把他年事已高的姑姑隔离，一度被剥夺权力的皇帝重新掌握了政权。武氏家族的其他人都被杀死了，他却被邀请到朝廷去，可是他宁愿待在自己在嵩山的小农场里，无论继位的皇帝如何向他致意并向他做出安全的许诺，他都无动于衷。

《登封志》中记载了一个大约发生在1350年的故事。当时明朝正在与入侵的蒙古人争夺天下。张景辉住在嵩山，他娶了一名陕西女子贺氏。战乱中，他被杀死了，她冒着危险前往战场去寻找他的尸体，并把它安葬在一块风水宝地。通常情况下，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当时处于非常时期，男方的亲戚又非常懦弱，留下她独自面对危险。她成功地找到了尸体，并把尸体运回了嵩山，在此之前已经选定了合适的墓穴，葬礼上举行了所有规定的仪式，埋葬的地点就是人们所谓的龙脉。她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丈夫的哥哥家。他似乎没有感到自己的责任，无情地催促她改嫁。为了证明自己的誓言，她挖掉了自己的一只眼睛，如此一来，所有的人都会意识到她的忠贞，而且再也没有人认为她很美了。天下太平以后，她搬进了圣城登封，专心教育自己的孩子，靠纺纱和搓麻绳过日子。她很高兴看到自己的一个儿子通过科举考试做了官。可是她儿子因为犯了法，被罚去做苦役。她找到皇帝请求赦免，皇帝听了她的故事以后，就赦免了她的儿子。

景喜真去世了，留下了一个20岁的寡妇。她丈夫的兄弟似乎一方面把她看作是负担，另一方面又被她所深深吸引。他逼她改嫁，可是她抵住了**。为了坚定决心，她剪掉了自己的头发，还割掉了自己的鼻子，浑身都是鲜血。这样她就不用因为忘记夫家而有失体面了。可是后来出现了一场饥荒，她无法养活自己，而当时她的娘家不得不迁到90里外的地方，所以她也跟着娘家到了那里，靠给商人做挑夫养家糊口。这样她就能培养自己的儿子，好让他光宗耀祖。

这种行为准则和印度是多么不同啊！在印度，寡妇经常成为她丈夫兄弟的情妇，最好的也就是一直守寡并处于半饥饿状态。中国好像有更高尚的办法。

从《列女传》中，我们选出了玉的故事，因为她的名字太普通了，为了便于区分，人们称她为侯氏或侯夫人。她本来和自己的父亲住在山里，可父亲被人谋杀，她便杀死凶手，替父亲报了仇。一个女人杀掉一个男人，这似乎是件很危险的事，地方官员准备定她的罪；可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指出，她忠实于自己最深层的本能之一，达到了孝的至高境界：她杀人不是犯罪，而是源自伟大的血缘关系，为她父亲争了光。于是她就被释放了。那个小伙子就像参加审判的丹尼尔那样，在他声名卓著的事业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另一个妇女的动机也一样。公孙结下了一个仇人，后者有一天来杀他。公孙和他的妻子逃走了；可是他的妻子因为年纪太大，在逃跑的时候被抓住了。仇人正要杀死她，她13岁的女儿荷冲了出来，跪在仇人的面前，恳求说，自己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再说她母亲已经那么老了，早晚得死去，杀死母亲很难满足仇人的复仇心理，而她自己是父母的心头肉，杀死她可能是最残忍的报复。这个推理逻辑显然是成立的，于是荷被杀死，而她的母亲却活了下来。

有一个妇女因为保持了自己的贞节而受到赞扬，虽然她自己的名字并不显赫，在寡居之前，人们称她为陈琏妻。陈琏被明末的一群强盗杀死了，他家里的大部分成员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只有陈琏妻和一个孩子幸免于难。这些强盗想让她入伙，可是她却诅咒他们，说：“死就死，一了百了。我怎么能跟着你们这帮无赖丢脸呢？”虽然强盗用死来威胁她，可她还是拒绝了。他们想利用她的母性，就准备杀死她的孩子。可是她仍然不屈服：“你们已经杀了我全家，怎么能指望一个哇哇哭的孩子从强盗手里幸免于难呢？就算你们放了这个孩子，不清白的我哪里还有脸去见我死去的丈夫？”在强盗们转身的时候，她在丈夫的尸体旁边上吊自杀了。

当我们停下来评价这些妇女或者评价她们的传记时，我们被书中对她们品格的描述所深深打动了。美国人总想知道一个人已经积累了多少财富。拉迪亚德·吉卜林讲述汤姆林森的故事，其寓意就是：一个人一定要有所追求。可是在中国通过探求人性的本质，能够更接近事情的中心，财富是身外不可确定的东西。桥梁、发动机和船舶更多的是为了方便别人，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一个人拥有什么，也不是他在干什么，而是他是什么样的人。

现在从女人转向男人，假如说我们已经看过了两位冷酷妇女的例子，现在我们把她们和一个圣洁的道士做一下对比。潘诞声称他有300岁了，还知道一种神奇的金丹秘方。炀帝命令他炼制一些金丹，为此他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兴建嵩南观。钱花了几百万，最后，炼丹术士需要石胆和石髓。显然，这需要把大石龙凿开。人们从多处开始凿，想找到石龙的胆和髓。可是，人们并没有很好地研究那条石龙的结构，虽然有些洞凿了一千多尺深，可还是什么也没找到。最后，得知失败的消息以后，潘诞说，如果能为他提供三斛六斗童男童女的骨髓和胆汁来作为替代品，他也可以炼成金丹。可是皇帝不愿用这样的代价来换取他的药，宁愿用潘诞的骨髓和胆汁来满足自己。正是这类故事的流传，才会产生常见的一种谣言，说外国人在他们的医院里取出病人的眼睛和脑子。但并不是所有道士的丸药都令人讨厌，有时候护身符就和肩胛绷带一样无害、无毒，而又毫无用处。我见过保护房子的咒符，各种形式的都有：在一张普通的纸上画着张天师骑着老虎，带着剑和扇子；四周到处都是苍蝇、毛虫、蛇；每一张纸的两面都分别印着一首诗，而这首诗总有一天会应验：

四月四日日当午，

天师骑虎向前冲；

血盆大口映青天，

阴间魔鬼已逃走。

张天师的印鉴使这种符咒生效并具有法力。

许由要比潘诞老得多，他生活在尧帝时代，其故事被伟大的历史学家太史公（即中国的希罗多德——司马迁）记录了下来。在那遥远的时代，帝王似乎通常意识到会有一个退位的年龄，他们不会在自己的职位上一直待到去世。尧努力寻找一个继承人，认为许由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就前去说服他。可是这个谦虚的人回答说：“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因此，他拒绝了尧的请求，逃到中岳，到颍河北岸箕山脚下种地去了。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阳”用于山的时候，指山的南坡，因为这一面朝着太阳；可是“阳”用于河流的时候，总是指北岸，因为河的北岸是朝着太阳的。

他没有因自己拒绝了大好机会而牢骚满腹，也没有因拒绝这样的机会而夸耀自己的谦虚。稍后，尧又找到他，降低了要求，请他担任九州长。可是许由再次拒绝了他，“在颍河里洗了自己的耳朵”。碰巧巢父（另一个更谦虚的人）到河边来饮牛，他在下游看到许由奇怪的举动，就询问原因，得知许由洗耳朵是因为这个新的**，就说：“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固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因此，他牵着牛走了一圈，让它到许由的上游去饮水。

箕山的弃瓢岩处有“洗耳河”和“洗耳池”。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些善良的人看到许由极为贫困，就给他一个瓢，让他用来喝水。可是，对苦行的许由来说，这样一个瓢也太奢侈了，因此他把这个瓢挂在小屋边的一棵树上。可是风吹过瓢的时候发出一种响声，让他感到愉快，因此，为了免受沾染，他把这个瓢从悬崖边扔了下去。现在还能在山上看到许由的墓。

我们好奇地从吕不韦撰写的《吕氏春秋》中了解到，商代（公元前1776年）的第一个君主汤统一天下后，也想把天下让给一个名叫卞随的人，后者对此极为反感，以至于跳入颍河自杀了。的确有很多人过着一种平静的、沉思的乡村生活，他们会辞谢重任，但如果他们真是按其朋友的评价那样能胜任工作的话，难道他们有权去追求自身的安逸却不顾国家的繁荣吗？

出生于嵩山地区的甫侯是个刑法改革家。在他之前，刑罚是极为残酷的，可是他说服周穆王颁布了新法律，可以用罚金来代替人身折磨。这种替代方法在英国一直很流行，可是这样能充分惩罚有钱人吗？不管怎么说，所有的人都赞扬那位见不得木枷或凌迟等酷刑的人。

赵国公子简子有两匹白骡子，非常珍贵，也非常驯服，公子非常珍视它们。登封的大将胥渠病了，医生说只有白骡子的肝脏可以治好他的病，否则他就会死去。赵简子的仆人感到难为情，因为胥鼓起勇气请公子给他一个骡子肝。仆人们请求赵公子杀了胥，因为他太放肆了。可是赵公子问道：“夫杀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因此，他命令厨师杀了一匹白骡子，把骡肝送给了胥。不久以后，赵国派兵去攻打邻国。胥的朋友带领1400人来帮助他。这些人加入了战斗，左右侧各700人。胥率领部下猛攻，结果大获全胜。

范弇是宋朝的一位诗人，也在这座山上生活过。下面的四行诗就是他创作的：

饮酒二升，

糴麦一斗。

磨面五斤，

可饱寸口。

这首诗经常被改成座右铭，还有一首诗表达的意思和这一首诗非常相似：

些小言词莫若休，

不须经县与经州。

衙头府底陪茶酒，

赢得猫儿卖了牛。

张孝基娶了一个富人的女儿，这个富人的儿子很坏，被富人赶出了家门。富人病重的时候，把自己的财产给了张孝基，张孝基管理得很好。与此同时，富人的儿子成了路边的乞丐。孝基很可怜他，就给了他一份浇园的工作，他干活很卖力。孝基感到惊喜，就让他管理账房。富人的儿子回答说，能到园子里来已经超过他的期望了，如果让他掌管财物，就超过他的期望太多了。最后孝基还是让他管理了账房。他工作非常投入，变得非常温顺，老毛病不见了。孝基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他的毛病彻底改掉以后，就把整个家产给了他，这时候富人的儿子已经变成一个很有教养的好人了。后来，孝基去世了。一次，他的许多朋友在游览嵩山时，看到一大队车马，旌旗招展，好像是总督的护卫。一辆车里坐着这队人马的首领，他们认出那就是孝基。他们惊喜地走过去向他致敬，并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孝基回答：“至高无上的神，也就是黄帝，命令我掌管这座山，因为我把财产还给了我的妻舅。”随即整个队伍消失了，人们知道一个新的神仙，也就是嵩山之神由此诞生了。嵩山之神是一位账房先生。

[1] 福斯塔夫（Sir John Falstaff）是莎士比亚戏剧中著名的戏剧人物。

[2] 曼特农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1635—1719）是法王路易十四的第二个妻子，她也是从社会下层一步步爬上了王后的地位。